1939年年末，抗日战争进入了一个微妙的阶段。日本军队在攻陷武汉之后，无暇发动大规模的攻势。而且，中国军队在年底发起了冬季攻势，展示出了坚决的抗战意志。
这种情况下，日本军队只能在局部小范围内发动一些零星的进攻，这为深入敌后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提供了更多的歼敌机会。
当年12月，日军第6师团的一部分向皖东发起了进攻，随行的还有来自南京、明光、蚌埠等地的伪军，他们集结在滁州、全椒等地，目标直指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所在地周家岗。
第6师团是日军最精锐的17个常备师团之一，以嗜血蛮勇而闻名。该部在淞沪会战中成功登陆杭州湾，直接导致了中国军队的全线溃败。
在之后的南京会战中，也是该部率先攻入中华门，制造了南京大屠杀。师团长谷寿夫，更是罪恶滔天、人神共愤的恶魔。
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在张云逸、戴季英、罗炳辉等人的领导下，贯彻「东进」方针，积极展开在淮南津浦路两侧的斗争，为建立皖东根据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为加强皖东新四军的领导，原八路军115师344旅旅长徐海东按照中原局书记胡服的命令前往皖东，担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总指挥兼第4支队司令。
日伪军此次的大扫荡战术设计复杂，从全椒和滁州各出动两路军队，全椒日伪军分为主次两股，一路上千人，进至大马厂，另一路只有300人，经石沛桥进犯周家岗。
从滁州出动的日伪军也分大小两支，一路700人，另一路300人，目标是前往施家集，等到两股会合后再合力进攻周家岗。
此外，巢县的日伪军也出动近千人，经含山和程家市进犯古河镇，算是对大扫荡的配合。古河镇有蒋军李本一部5000多人把守，比从巢县过来的日伪军多了5倍不止。
但是，蒋军完全没有斗志，仅象征性地放了几枪就溃逃而去，致使古河镇一片火海。指望蒋军出力是根本不可能的，要想粉碎日寇扫荡，稳固皖东根据地，那就只有依靠新四军自己的力量了。
然而，在打还是走的问题上，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有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敌强我弱，不宜硬拼，应该暂时放弃根据地，跳到外线打游击，再寻机歼敌。
虽然这种意见有其合理的一面，日伪军总兵力超过两千人，其中有第6师团的一个联队，光山炮和步兵炮就有十几门，火力远胜我军。
日军几路合击，战场机动空间也不大，仗确实不好打。既然仗不好打，那就先撤出去保存实力，毕竟「打不赢就走」是我军的原则之一。
装备精良的日军甲种师团多数干部主张不打，但徐海东坚决要求打。他认为，如果我们不给敌军一个痛击，敌军今后的扫荡将更加有恃无恐，根据地将永无宁日。
意见不统一，需要最高领导来决策。最终，胡服书记支持徐海东的意见，决定打。经过两个晚上的研究，我们最终形成了一个绝妙的战术构思。
徐海东作为新四军战士，制定了战斗部署，决定让9团阻击大马厂之敌，而7团的两个营和一个连则负责伏击施家集之敌。
此外，他还命令7团3营的两个连在周家岗西北占领阵地，以防止敌人偷袭4支队的司令部。徐海东深知7团和9团都是在大别山坚持斗争多年的老红军部队，具有强大的战斗力，因此他选择了这两个部队作为4支队的主力。
自从高敬亭被错杀后，4支队的人心惶惶，士气低落，因此需要一场胜利来提振士气。总部派徐海东来领导4支队，正是因为他在这支队伍中威望很高，而徐海东自己也希望用4支队来打这场振奋人心的仗。
整个战斗过程完全按照徐海东的计划进行，从大马厂过来的日伪军被9团的1连和9连阻击在玉屏山，敌军退缩到复兴集后调来山炮轰击新四军的阵地，但3连立即出击，在复兴集和敌军激战了7个小时。
敌军被挡在路上，前进不得，只好退回到大马厂。
7团2营和徐海东一手带出来的红25军74师设伏，成功将敌军引进伏击圈。虽然先头部队得以逃脱，但后面的辎重队和伪军却遭到了突袭。
敌军在遭受打击后，急忙向复兴集逃去，途中又被我军伏击，最后只有残部狼狈逃窜。经过三天激战，新四军两个团仅牺牲17人，却成功毙伤日伪军167人，俘虏1人，缴获了大批弹药物资，最终取得了战斗的全胜。
出人意料的是，周家岗伏击战竟成为徐海东军事生涯的最后一役。1940年1月初，新四军4支队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对周家岗战斗进行总结。
然而在徐海东讲话时，突然口吐鲜血昏倒，自此卧床不起，离开了军事指挥员岗位，他的一生再未踏足战场。徐海东的身体状况一直不佳，青年时期英勇善战，多次负伤，流血过多，32岁时患上了肺病，便经常吐血。
抗战爆发后一年，担任八路军344旅旅长的徐海东病倒，离开前线休养，病情稍有好转后，便来到新四军4支队任职。
他只打了一仗就病情加重，从此与战场绝缘。这不仅对徐海东本人，对整个新四军来说，都是巨大的遗憾。
徐海东在红军时期指挥战斗，这是世界上最艰难的工作之一。他为了取得胜利，倾尽全力，耗尽心血，过程中的艰辛和付出几乎对他的身体造成了摧残。
我军的将领们大多数身体不好，包括林彪、粟裕、刘伯承和陈赓等人。每一场胜利都来之不易，这是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和不懈的努力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