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头
＊本文选自【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 54 辑「旧上海的帮会」。由范绍增口述，沈醉整理，原标题叫【关于杜月笙】。
好的，请您为我提供原文，以便我按照要求为您进行 。
我跟杜月笙大概从 1925 年那会就有往来了。当时我在四川军阀杨森手底下当第七师师长，守在万县。杜月笙是上海青帮的头头，这我早听人讲过。我是四川袍哥的六爷，他也清楚。就因为这层关系，他老是让他的徒弟们来找我，让我帮着他们在我的防区里收购鸦片烟。每次收到他的介绍信，我都尽力帮忙。
大概在 1928 年那会儿，我在刘湘手底下当川军第四师师长，他居然介绍他同门兄弟、那个叫陈坤元的吗啡大王，到我的防区邻水县开了一家吗啡工厂，还让我给保护着。当时在鸦片产地建厂造吗啡，赚的暴利可比从四川往上海运鸦片烟大多了，能大十几倍呢。
1929 年，我头一回到上海跟他碰面，他不光热情地欢迎我，还跟我换了庚帖，结拜成了异姓兄弟。接着陪我在上海可劲儿地玩，使劲显摆他在上海的特别能耐。
往后我差不多每年都会找时间去上海逛逛，每次去，他都按着我的喜好招待我。
1933 年，蒋介石调四川的部队去湖北打反共的仗，我领着部队跟贺龙司令员带领的红军打仗受了重伤。他知道这消息后，马上让他徒弟张松涛赶到汉口，接我去上海看病。船一到码头，他又让顾嘉棠代表他来迎接我，送我到白渡桥公济医院，找了个英国医生给我瞧病，我的右臂受伤这才没被截掉。打那以后，我跟他的关系就更亲近了。
抗日战争的时候，他去了重庆，我那时的部队虽说调到前线了，可我常常回重庆耍，跟他总在一块儿。抗战胜利以后，我在上海住着，他的二女儿杜美霞认我做了干爹，咱们就成了干亲家，两边的家人也老是互相走动。
这份资料，多数是我跟他接触时自己亲眼见到或者听他说的；有一些是长期跟他在一块的顾嘉棠、马世奇等人跟我说的；另外还有一部分是我从各种各样关于他的传言里，挑出比较靠谱的那些。
【一、初期活动】
杜铺，又叫月笙。光绪十四年（也就是公元 1888 年）阴历七月十五出生在上海浦东高桥。小时候家里穷，十多岁就跑到上海混日子，结识了小流氓马世奇等人，专门干没本钱的买卖。他常和马在小客栈里挤一张床睡，特别爱睡懒觉，肚子饿到不行了，才爬起来求马他们叫伙伴去抢别人帽子（上海人叫「抛顶宫」）卖点钱来填饱肚子。
他混了好几年，觉得这样不行，就在黄金荣开的「大世界游乐场」门口摆水果摊，还帮顾客削水果皮。因为卖莱阳梨出了名，好多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莱阳梨」。刚开始他对这个外号还挺高兴，别人叫他，他都连着答应，自己跟人介绍也喜欢用。后来他慢慢发达了，就没人当面叫了。但以前跟他一起混的不少小流氓，找他要钱没要到满意的数目时，还是会不客气当面叫。我在上海跟他去四马路会乐里妓院吃花酒，看到好几次这种情况：他的汽车刚停下，一群小流氓就围过来伸手要钱，他赶紧走，叫手下快点给钱。有时候钱给少了，这些流氓就喊：「莱阳梨，多给点！」他手下马上就得加钱，才能把这群家伙打发掉。
我头一回瞧见这种情况，特别纳闷，这个大青帮的头子咋就对付不了这些人呢？后来马世奇跟我讲了上面这一茬事儿，我这才清楚原来是这么个历史关系。
后来他一直没丢削水果的这门手艺，我经常瞅见只有我和顾嘉棠跟他在一块儿的时候，顾嘉棠就拿个水果递给他，让他削，他老是笑着很快就削完，一点不乐意的样子都没有。而且，他还喜欢跟顾开玩笑，因为顾以前是花匠，他就让顾把他家的花摆弄好。
顾和他相互依靠，彼此帮衬。要是有客人在跟前，顾老是装作特别恭敬、特别听话的模样。可他们俩单独在一起的时候，那真是无话不说。我跟他们相处的时间长了以后，才发现他们之间存在这样特殊的关系。
杜一这人向来因为善于出点子出名，在帮会里有着「军师爷」或者「诸葛亮」的称呼。他卖水果那会儿，不少小流氓经常找他想办法去敲诈勒索。听说那时候好多商店开张的时候，害怕流氓来捣乱，就请巡捕房派人来护着。他就教唆小流氓在夜里去偷招牌，第二天接着去勒索。还有些生意特别红火的商店，不愿意给流氓花钱，他就指使这些人到这些商店门口互相打架，扔粪便之类的，把顾客都吓得躲开了，最后只能掏点钱才能解决问题。
没过多久，他的名声慢慢被黄金荣老婆知道了，她让人把他找来谈话，一瞧他还真有不少本事，就决定把他弄到黄家来。打那以后，他跟黄勾结在一起，成了黄手下的重要一员，在法租界干了好多坏事。
他在黄家的那几年，一边给黄出点子，一边还悄悄为自己日后单干做了好多准备。他借着黄的人脉到处结交，拉拢各方人脉。等他觉得自己本事够了，就离开黄家，跟张啸林、金廷荪还有顾嘉棠等人结成一伙，连黄的厨师马样生都被他拽走了。黄特别不满意他，他就又去拜了另一个青帮老大陈世昌当师父。
陈世昌的老师是仁社的老大张镜湖，他当过通海镇守使，是山东人。在他的学生里面，有好多都是军政方面的头儿，像杨虎、贺贵严、韩复集等等。蒋介石在上海混日子的时候也拜在张镜湖门下，后来蒋的地位变高了，就不承认有这个老师了。
我也拜过张，加入了仁社，原本跟杜的老师陈世昌是一个辈分的，后来因为杜在上海权势大，谁都不再跟他计较辈分高低了。
杜刚从黄家离开的时候，心里清楚自己斗不过黄，也不敢跟黄抢财源，就往工商界那边另谋发展了。他手底下的人都听他指挥去捣乱，所以工商界只有让他出来解决，才能太平，就这样慢慢打下了他给资本家当保镖的底子。
黄金荣老是靠着蛮横抢夺的办法来捞钱，当时有些官僚在外省搜刮了百姓的钱财跑到上海想做寓公，要是被黄金荣的手下晓得，就会用各种手段去敲诈勒索，把这些人带来的钱都弄光，最后只给他们留点路费让他们离开上海。可杜月笙不这样，但凡有外地的军阀官僚到上海来，他一有机会就跟人家结识，当成朋友，给人当保镖。他之所以跟新的旧的、南的北的军阀官僚政客结交众多，就是因为这个。
他跟黄金荣表面上老是客客气气的，可暗地里的争斗就没停过。我记得，抗战胜利后，黄金荣向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新之勒索两亿元，钱新之怕在上海惹麻烦，就老老实实给了。杜当时是交通银行董事，跟钱新之关系特好，知道这事后，特别生气，怪钱新之事先没跟他讲。没过多长时间，黄金荣又写信找重庆商业银行借四亿元，我是这家银行的董事，我去找杜，杜给我出点子，让我亲自给黄金荣打个电话问问，看他还好不好意思。我按杜说的做，黄金荣果然不承认是他自己干的，推到手下头上，这钱才没被要走。
杜在上海的势力能逐渐形成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弄来的钱不少，花起来也大方，老是左手进钱右手出钱，不像黄金荣只进钱不出钱，所以给他捧场的人也就越来越多啦。
他能出名，是有自己拉拢人的办法的。他要是想跟谁结交，会先找跟这人有关系的亲友，表达对这人的仰慕和夸赞，让人愿意跟他见面。他结交人的方式跟一般人不一样，见面的时候特别亲热还很谦虚，见完面，如果他觉得这个人对自己有利，肯定会想尽办法在别的地方，或者在跟这人有关的人面前，特意吹捧这人一通，让这些话传到对方那里，让对方心里特别高兴，对他产生好感。
他特别会琢磨别人的心思，能按照不同性格的人，采用不一样的方式来相处，所以一些人跟他见过面后，老是喜欢跟他来往。
要是别人找他帮忙，只要以后能从这人身上把本捞回来，他总会痛痛快快应下，就算暂时赔点钱，他也愿意。他老跟我讲要往远了看，不能只顾眼前啥的，所以等他要去用别人的时候，也常常能顺顺当当。
他这些招数，不但让好多流氓心甘情愿给他拼死效力，像杨虎、陈群、顾嘉棠等，对他更是啥都听啥都照做。
他使劲收留并拉拢那些失意的官僚、政客还有文人给他当谋士，给他撑场面，他还特别留意听取这些在政治舞台上经历过诸多风浪之人的看法。
他所用的秘书里，有给袁世凯搞筹安会的、号称「六君子」之首的杨度，还有当过徐世昌总统府秘书的徐慕邢。另外还有很多旧文人、洋博士这类人，常常给他出点子。他对待这些过去有点地位和名声的人，不像一般反动头子对待部下那样，而是到处都显现出虚心求教的样子，礼数特别周到，让这些自命清高的人，心甘情愿给他当工具还不自知。
他早年一直想跟梁山泊上的宋江似的，在社会上做「及时雨」，老是喜欢给点小恩小惠。那些捧他的一些不得志的官僚政客和文人，为了借他来抬高自身的身价，就把他吹捧成「当代春申君」和「小孟尝」。
他施小恩小惠时有个特高明的招儿，他自己讲：「花一文钱得有十文钱的效果，这才叫会花钱。」这也是他老见我乱花钱不讲究目的用来劝我的话。他帮人，常常自己不出面，像给人一笔钱，或者帮人解决个难题，做完后，不承认是自己干的，可替他出面的人，又总会把他帮忙却不肯露面的情况告诉对方，这么一来，受他帮的人就更感激了，还到处给他说好话。
杜月笙捧人的本事那真是厉害，对他出名帮助很大，他捧人都让人察觉不到，被捧的人可开心了。我记得抗战胜利后，四川发水灾，四川省参议会议长向传义和何北衡去上海筹款，先找市长吴国桢商量，吴国桢推得一干二净，说他们来晚了，刚给苏北等地水灾募过捐，再捐没招儿。向他们就去找杜，杜立马应下，拍着胸脯讲：「咱们在四川混了几年，如今四川遭灾，不帮忙还算人嘛！」没几天他就把这事儿办得挺像样。本来他把募来的钱给向他们就行，可他借着这机会去捧孔祥熙。他先跟孔祥熙讲四川募捐吴国桢不帮忙的事儿，还说自己愿意代办，让孔出面就成。孔挺高兴听他安排，请吴国桢等人来家里吃饭，我跟何北衡、向传义也都在。吃饭的时候，孔照着杜跟他说的讲了一遍，又加了几句四川是第二故乡，有难肯定全力帮忙啥的，然后指着杜说：「这事儿我让月笙赶紧办，一定得对得起四川老乡。」杜站起来说：「既然院长这么关心这事儿，月笙肯定听令尽力去办，也希望大家全力帮我。」咱们几个知道内情的人，瞧着他这一套把戏，把孔哄得眉开眼笑，都在背后竖大拇指说：「月笙真不愧是大佬。」
他对孔一特别用心捧场，所以孔一也愿意给他撑场面。就像 1947 年他儿子维屏、维新在上海丽都花园同一天办婚礼时，邀请了孔一当证婚人，我就听到孔一当着介绍人钱新之、章士钊，还有参加婚礼的贺客颜惠庆、徐寄庼、李石曾等一千多人的面讲，杜是「中国少有的事业家，有远大的眼光和克己助人的人生态度……」
因为社对孔百般讨好，孔也就好多地方特别关照他，给了他好多挣钱的机会。比如抗战胜利之后，有一回孔晓得蒋介石决定把日本交出来的大批棉纱抛售，就偷偷通知杜赶紧把手里的棉纱卖掉，省得受损。杜就这么赚了好多钱。在蒋、宋、孔、陈四大家族里，孔最吃他那套吹捧的招数，他俩关系也是最好的。
他在社会上被人们关注，是从 1924 年开始的。这年秋天，齐燮元和卢永祥两个军阀在上海附近打仗，四乡居民都逃往租界躲避，成千上万的人就在街头流浪。当时租界里的流氓趁机骗难民仅有的财物，还贩卖难民妇女，可杜另辟蹊径，竟然跟着一些靠慈善吃饭的所谓「善士」，搞起难民救济工作。他打着救济的名号，让手下拿着捐簿向商民强行索要募捐，这种明目张胆弄钱的法子，不但能捞不少好处，还得到一些人的夸赞，难民也特别感激他，杜月笙就这样一下子成了「大善士」。
自那回尝到了甜头，不管哪儿出现天灾人祸，他老是特别积极地帮忙搞这些「善事儿」，在上海使劲儿募捐。就因为这种不花钱还能赚钱的法子，能出名获利，所以他一直热衷于此。
我记得，抗战前有一年不知啥地方遭了天灾，他又负责「救济」的事儿，那时候他在上海可出名了。为搞赈灾义演，他跟张啸林、王晓籁等人还上台客串，以此来吸引人。他演黄天霸，张演窦尔墩，票价最高十元。
那天我叫了好多人去给他撑场面，他刚登台，就引得大伙哄笑。他平常虽说喜欢听京戏，小老婆姚玉兰又是有名的演员，常年还跟一些京剧大师有来往，可他自己唱得着实差劲。张啸林刚张嘴，假牙就掉出来了，他赶紧捡起来，台下又是一阵狂笑，张把唱词都给忘了。金少山在马门那瞅着情况不对，赶紧想办法，赶忙捧着一把茶壶给张送水，把唱词念给他听，这时候台下有人开始抱怨说怪话了，还有人大声喊：「梅兰芳的票才卖五元，‘莱阳梨’卖十元还这么瞎闹。」他的手下一听，揪起说这些话的人就一顿暴打。台上没打起来，台下倒是真的动手干架了，乱成一团。
杜之所以成名，被好多人夸赞，关键在于他擅长搞两面三刀那一套。下面就我亲眼见到的几件比较重要的事说一说。
第一件事是有关 1930 年上海法租界水电工人大罢工的调解内幕。这事儿里，法帝国主义把二十多个工人打死打伤了，酿成了上海的七二一惨案。他借着这一惨案抬高了自身地位。
事情的源头在于法国资本家依靠在上海的特权使劲儿剥削工人。那时候在水电公司的法国员工，每个月工资至少二百多两银子，而华工平均月薪才十二元。每次工人提的改善待遇的要求，他们答应了却从不照办。1930 年 6 月中旬，工人搞了总罢工，让他们兑现涨工资的承诺。结果法方第二天就把厂门关了，不让工人上班。法商水电工会决定罢工，还正式提出每人每月涨工资八元、废除罚款制度当作复工条件，可法帝方面根本不接受。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好几次请劳资双方来调解，法方坚决不来，态度特别横；还宣布把所有参加罢工的工人都开除，另外招了一批白俄和新工人来干活，双方的矛盾更严重了。
杜月笙一开始装着同情工人，给了一笔钱支援，还应下他们调解的请求。这时候，法国资本家的代理人、法商水电公司买办沈叔眉也来找他，让他想法子别让工人一直罢工，他也立马应承下来。
这次罢工起初就机务部门参与，后来法帝让越南巡捕在华成路开枪打死一个要去开会的工人，车务部门的工人也加入了罢工。结果法租界里电灯不亮了，电车不开了，自来水也供不上了，原计划七月十四日搞的法国国庆狂欢只能改时间。七月二十一日，法国巡捕在水电工会俱乐部开枪打死开会的工人，当场死伤二十多人，这一惨事惹得全市工人发火，其他工会全都起来支援。
法国总领事甘格霖跟巡捕房警务总监费沃礼，请求杜出来想想办法，不让工潮再继续了，然而对工人提的要求却不答应。杜为了巴结法帝，就让他的门徒陆京士等人组建「罢工后援会」，表面上说是支援，实际上是搞分化破坏。
这时候，上海市长张群和警备司令熊式辉都贴出了告示，严禁工人随便罢工，也不准其他工厂支援罢工。警察局还派了好多警察，去保护法帝派来的白俄到华界修理通向法租界的自来水管，这让工人们更加不满了。法帝拒绝国民党市党部调解，理由是他们的公司没在国民党政府注册，国民党没权管。但国民党政府却主动派警察去保护，还大量逮捕阻止白俄修理水管的中国工人。
蒋介石特别害怕工人一直坚持会影响到中法的关系，急忙派国民党中央委员李石曾去上海调解。李石曾向来跟法帝勾结，到了上海，首先就去找杜，杜马上答应，表示愿意给蒋介石帮忙分担，赶紧使出让工人分化的诡计。
法帝那边的态度依旧特别野蛮，他们宣称法租界开始戒严，还加派了铁甲车巡逻，并且不断抓捕领导罢工的工人，这些工人跑到华界，警察局照样把他们逮捕。
工潮持续到了八月中旬，因为法租界的水电供应越来越紧张，电车交通都断了，法国当局这才同意每人每月涨工资二元四角，可还是坚决要开除带头罢工的四十名工人。
杜月笙和李石曾一听说法方同意给工人涨了点工资，就觉得这是个特别大的胜利，非得让工人复工。对于法方开除的那四十名工人，他承诺安排到工会工作，工资由他出。罢工的工人没办法，只能不太情愿地同意复工。
签字的时候，工人们提出复工前得把先后被捕的几十名工人放了，法方却硬要等复工后看情况再说，差点又僵住了。后来靠杜签字保释，这场工潮才算完。法方想开除的四十人，杜垫了两个月工资把他们给打发了，实现了法方开除的想法。少数不肯复工的，还被他手下的人揍了一顿。
这件事让李石曾长了脸，帮蒋介石消除了烦恼，法帝对他更重视了，一些不清楚实情的工人还对他心怀感激。杜这一下可是四全其美了
第二件事是 1947 年国民党选副总统那档子事儿。当时我跟杜在南京，我住中央饭店，曾扩情整天陪着我，就怕我出去活动，因为我能管不少四川国大代表的选票。曾让我支持孙科，可李宗仁以前对我挺好，我打算支持李。有天早上，陈立夫来找我，说蒋介石要召见我。我不想去，下午他又送来蒋的手令，叫我一定得按时去。见了蒋，才晓得也是为让我支持孙科。我没想到蒋会亲自出马给孙科拉票，就实诚地告诉他，我答应投李的票了。蒋就跟我说，我这一张能投李，其余能掌控的选票都得投孙。我对这事儿有点拿不准，就去找杜月笙，他特爽快地跟我说，不管谁叫他支持，他都先应下来，不像我这样。在这种情况下，应该灵活点，不但不能因为这种事得罪人，还得借这个机会拉拢人，这才是办法。他把这秘诀传授给我之后，我留意一看，果然每个参加竞选的人都对他抱有期望。本来他能控制的选票就没多少，分散开根本没啥用，可他自己倒得了不少好处。
他早年特别大方，特别注重靠送礼来显摆和拉拢人。抗战前，蒋介石提倡「航空救国」，他马上响应，买了一架法国教练机送给上海飞行社。后来孙桐萱的兄弟孙桐岗从法国学航空回来了，他又送了一架飞机给孙桐岗。那时候，送人飞机可是稀罕事儿，所以报纸上可劲儿吹捧他的这种行为，正好遂了他的心意。他送这两架飞机的时候，都用自己的名字给飞机起名，像送给飞行社的叫「月文号」，送给孙桐岗的叫「月辉号」，他啥心思不言而喻。
别的像送人汽车、小老婆这类的，那都很常见，好些反动头子在上海公馆里用的汽车都是他给的。还有不少在巡捕房干活的外国人，他也送汽车之类的东西。好多中西探长、探目，一到年节，他就得送一大笔厚礼，动不动就一两千元。
早年，张翼枢和他拉关系，对他这一手特别称赞。张翼枢是留法学生，在法租界公董局当过华董，据说他跟法国内阁有勾结，法租界当局不答应的事，他能直接给法国内阁有关人员写信。杜在法租界早年能混得开，张翼枢帮了他不少。他的门徒在法租界犯案被抓，或者别人求他跟法捕房讲人情保释人，只要他一个电话或者一张名片，问题就能解决。碰上特别重大或者不方便他出面的事，张翼枢就替他去活动行贿，也特别管用。
他朋友交得特别多，不管是南方北方的军阀，还是官僚政客以及外国名人来上海，他都得找相关方面去联系并应酬一下。他最得意的事儿是日本元老西园寺来上海的时候，对他特别有好感。他跟我说以后一直跟西园寺有联系，我当时半信半疑的。后来我儿子范之青去日本读书，他写了封信让我儿子带给西园寺，我儿子果然受到了照顾，这我才信他不是瞎吹。像李顿调查团来上海，他也热情款待，掌管中国海关和邮政的外国人也常跟他来往。至于各省的军阀官僚还有国民党军政官员到了上海，他也照样招待。
不到十年，他就把资格比他老很多的黄金荣等大帮派头子给超过了。等他在社会上稍微有点名气之后，因为想跟所谓的上流人物来往，过去歪戴帽子、卷起袖口、拖着鞋子走路的那副样子，就得改改，得装得文质彬彬的。他跟我说，在这方面他下了不少功夫去学，一开始特别不习惯，后来他不管在啥公共场所露面，哪怕大热天在家见客人，都穿着长衫，去见有地位的人还得套上马褂。他不光自己这么干，还让他的徒子徒孙也这么打扮。他老跟我讲：「吃穿不愁了，就得讲礼义了，不能再让人一瞅见就讨厌害怕。」
他文化水平跟我差不离，正楷字能认得几个，行草字就不行了。不过他在写自己名字上费了些心思，看他签名还像读过几年书。他平常说话就不急，后来更是装得文质彬彬的，在公开的地方还有跟交情浅的客人面前，他不会随便多说话，怕露馅。所以头回见他又不晓得他底细的人，一下子是看不出他本来样子的。
就因为上面这些缘故，他不想别人像称呼黄金荣那样叫他「老板」，倒是乐意别人喊他「杜先生」。
他向来因不挡人财路被江湖弟兄夸赞，在上海要是有绑票勒索这类案子，有人求他帮忙解决，就算他清楚是哪路人干的，只要他出面就能解决，可他从来都不答应。一是不想得罪那些不要命的家伙，怕以后给自己找麻烦；二是担心别人说他跟匪徒勾结，坏了自己名声。
他帮别人发大财，而且特别够义气，我自己就碰到过好几次这种情况。
1946 年，我听说国民党在上海拍卖接收的敌伪物资，能整个仓库卖出去，只要找着门道，拿下一个仓库，就能发大财。我就跟杜商量。他让我请敌伪物资管理局长刘攻芸吃饭，由他去讲人情，我就和顾嘉棠、张君生三个人一起做这桩买卖。我跟刘攻芸本来认识，不过交情不深。我按照杜的意思，在我家摆酒席请刘，杜陪着，酒足饭饱后，我就跟刘说想要顶仓库的事，刘还没吭声，杜马上就插话：「这些东西都在他手里管着，那还有啥好说的……」，刘只好答应给我顶一座仓库。当时都不用给现钱，只要我开的福华银行出一张期票就行，完全就是白送。
仓库里的布匹、棉纱、蜂蜜、皮毛啥的，数量和品种多到让咱们都没想到。这些仓库接收以后，连清点都没做过，仓库管理人员呢，不光说不出有多少，就连到底有些啥东西都不晓得。这腐败的程度，真的太让人吃惊啦！那次我就赚了三千多两黄金。
杜兼是上海证券交易所理事长，我跟顾嘉棠打算做投机生意的时候，就去找杜请教，他稍微指点指点，很快就能赚到几十、几百两黄金。后来我和顾跟他要交易所经纪人的号码，他说怕被人说闲话，因为想要这东西的人太多，黑市上一个都能卖到几亿元了。不过最后他还是给了我和顾一共一个。之后我们懒得去交易所，就把这个号码卖了几百两金子。抗战胜利后，我在上海能有那么多钱乱花，大多是靠了杜的帮忙。
他离开黄金荣家在上海自立门户后，一直特别小心，不想树敌。可瞧不上他的人还是不少，有的是怕他起来对自己有威胁，就处处打压他。据他跟我说，他刚冒头的时候，被好多人欺负，最让他记仇的是魏廷荣兄弟。魏廷荣兄弟是浙江帮的，在上海的势力比杜形成得早，在法租界也是风光过一阵。江浙军阀混战那会，好多散兵游勇跑到租界瞎折腾，帝国主义都应付不过来。魏廷荣在法租界搞了个「中华义勇团」，自己当团长，帮忙维持法租界的治安，很得法帝喜欢。后来还当过商会会长和法租界公董局华董。杜刚开始有点名气，魏怕以后跟自己竞争，就处处压着他，杜那时势力还小，只能尽量忍着，心里却恨得要命。后来杜跟帝国主义还有国民党勾结上了，势力越来越大，就报复魏，派手下人去绑架魏，没成功，又准备暗杀。魏因为自己势力越来越小，也不受法帝重视了，只好离开上海躲躲。后来杜在上海站稳脚跟了，就不用那些狠招报复了。魏后来回上海，杜表面上对他还挺客气。
杜身体一直不太好，但是喜欢女人，还染上了抽鸦片烟的毛病，瘾头特别大，每天得抽二三两。不过他抽烟有个规律，每天早中晚各抽一次，其余时间不抽，所以应酬和工作没太受影响，他要是答应去哪儿，通常都不会爽约，哪怕后来气喘病发作得厉害，也硬撑着去赴约。他老是跟我讲，不管咋样，得说话算话，不然还不如不答应。我记得有一回川盐银行上海分行开业，他带着我和顾嘉棠一起去祝贺，在车里他气喘病突然发作得很严重，差点喘不过气，等稍微好点了，还是坚持要去。到了那儿，我赶紧把情况跟刘航琛说了，刘航琛没让他下车，就请他回去了。
他不喜欢穿西装，倒是喜欢吃西餐，还喜欢吃点心零食。他有五个老婆。对于大老婆，我不太了解，只是听说他大儿子杜维藩不是他亲生的，是大老婆抱来别人家的孩子。他特别迷信，自从这个儿子进了门，啥事儿都顺，所以把这儿子当成了「兴家宝」，喜欢得很，比对亲生的还好。
他后来从妓院弄了老三、老五当小老婆，可还不知足，又让杨虎给他包办，硬是把京戏名演员姚玉兰收作小老婆。抗战胜利后，又跟京戏名演员孟小冬住一起，上海解放就逃去香港，都六十多了，还和孟正式结婚。他有这么些老婆，还老是爱去会乐里长三堂子瞎混，拿抗战前的银元算，我跟他在长三妓院请一回「花酒」，总要花五百到一千元。后来他得了气喘病，上一层楼都费劲，可还是要去那儿玩，上不了楼，就让人用藤椅抬着他上下。
他自己成天吃喝玩乐，生活极度荒淫，可对他的女人却管得特别严。我听人讲，他大老婆原本跟他关系还行，后来有人跟他说，她和他一个同门兄弟有不清不楚的关系，他一怒之下，就让手下把这兄弟的脚给砍了，后来弄明白完全是听信了坏话，他又怕别人议论，只好把这个终身残疾的兄弟养在家里，没多久这人就死了。他大老婆也因为受不了虐待死了。
他不光对自己老婆那样，抗战时在重庆，听说杨虎落在上海的一个叫「小老虎」的小老婆，跟杨的徒弟汪盼有瓜葛，他跟戴笠非要杨虎想法子把汪盼弄死，说这严重违反了帮会的规矩，非得让汪盼死。后来不知咋的，杨虎没杀汪盼，他对这事儿还特别不满意。
他的孩子里，维藩是抱来的，之后老三、老五、姚玉兰等人又生了七个儿子，分别是维垣、维屏、维翰、维宁、维新、维善、维嵩，还有两个女儿美如、美霞。
他的几个老婆都攒了不少私房钱，我有时候钱不够用，就找他老婆借。有一回找姚玉兰借两万美金，她说只有一万九千，我拿到手后，特别纳闷咋就刚好少一千？顾嘉棠提醒我：「你还的时候不就给她凑够总数啦！」我这才明白原来是干亲家母提前把利息扣掉了。
【二、靠反共形成的特殊势力】
杜月笙在旧中国能有「盛名」长达三十多年，一直被帝国主义、蒋介石等人信任，还得到大资本家的支持，主要原因就是反共。
1927 年春天，在北伐军还没打到上海的时候，上海几十万工人在共产党带领下就已经组织好了，成立了总工会，还有自己的武装纠察队。孙传芳的直鲁联军逃跑时，工人们冲上去收缴了很多溃兵的武器弹药，抓了大批反革命的军队，维护了上海的治安，把溃兵逃走前放的大火给扑灭了，所以上海老百姓特别喜欢他们。
工人们喊出了打倒帝国主义以及收回租界这两个口号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帝国主义分子都被吓得惊慌失措，恐惧极了。于是赶忙向本国发电请求调派军队来上海，还同时跟当时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以及后来到上海的蒋介石相互勾结。
四月初的时候，美、日、英、法等八个帝国主义国家弄了五十多艘兵舰跑到上海来，英国还把一艘装着几十架飞机的航空母舰开到了吴淞口外面，法帝从巴黎和海防抽调了几个营的法、越军进到法租界。从三月起，两租界就开始戒严了，通向华界的铁门都关了，马路上架着大炮机枪，装甲车到处巡逻。
当时谣言四起，帝国主义老是捏造事情，讲什么某处工人拿着枪想要冲进租界，还向白崇禧抗议。杜后来回忆，那时候租界的帝国主义特别嚣张，国民革命军的军官士兵在租界铁门旁边贴宣传标语，常常被租界的巡捕抓走。当时魏道明在上海当律师，每次巡捕房把抓到的官兵送到租界法院审讯判刑，都是魏道明代为辩护，每次审判基本都是被捕官兵被迫承认不小心进了租界，写了悔过书后才能被保释。蒋介石就下命令严禁官兵进租界，查到了就按违反命令处理。
杜那时候在上海的势力虽说比不上黄金荣，可他特别活跃。当时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陈群、蒋介石总司令部特务处长杨虎、淞沪警察厅厅长吴忠信等人跟他来往密切。陈群带他去见了白崇禧和蒋介石，蒋、白对他称赞有加，还设宴款待他以及黄金荣、张啸林等人。
在帝国主义的那些头子里面，一开始是法军司令巴而雪特别看好他，后来陈群又给他介绍了英军司令邓坎、美军司令白多楼等人跟他打交道，他们能从杜那儿知道总工会以及蒋介石、白崇禧等方面的状况，所以他一下子就变得重要了。
四月的时候，蒋介石在上海召集了白崇禧、宋子文、李济深、吴忠信等人开了好几次秘密会议。杜月笙从陈群那里得知蒋介石有反共清党的打算。当时外面早就有各种传言，有人讲共产党要组建政府，打倒国民党，还武装接收租界。据杜月笙讲，这类谣言是陈群的政治部散布的。还有一种说法是国民党要赶走共产党，解散总工会和纠察队，这是蒋介石等人反共的阴谋被传出去了。
杜讲最搞笑的是那会儿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听到这些话以后，居然去找汪精卫核实，汪肯定不承认，他俩还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给这两种说法澄清。蒋介石还给纠察队送了一面「共同奋斗」的锦旗，上海市政委员会也称赞纠察队是「民众的武装」。谁能想到没几天，就出现了一场反共的大屠杀。
杜收到陈、杨二人的通知，让他动员上海流氓参与反共。他先是劝了张啸林，张啸林同意后，他又去劝黄金荣。黄金荣起初拿不准主意，因为他看到共产党提出的口号和主张，拥护的人特别多，担心国民党斗不过共产党，就让杜先观望一下谁赢谁输。杜觉得机会难得，参加反共以后在政治上才能有地位。据说最后黄金荣被杜说服，是杜讲共产党要是胜利了，绝对没他们的好，只会跟国民党一起完蛋，与其这样，倒不如全力跟国民党合作反共，让国民党赢，这样才有出路，黄金荣这才决定参加。
杜的手下有一部分早就混进了总工会和纠察队里，他们提前仿制了好多总工会用的标志，而且事先杜跟租界那边商量好了，准许流氓和特务在租界集合，配合反革命的军队去解除纠察队的武装。蒋介石把所有事儿都安排好之后，就在四月七日离开上海去南京了。
四月十二日早晨四点之前，杜和黄金荣、张啸林各自把他们的党徒召集起来了。杜的手下高鑫宝、芮庆荣这些人由顾嘉棠带着；黄的门徒由唐嘉鹏、顾竹轩领着；杨虎特务处的特务由彭伯威带领。全都是工人的打扮，佩戴着工字臂章，带着武器，分成几股从租界的铁门冲向南市和闸北纠察队的驻地，还有电车工会、三山会馆、湖州会馆、申新纱厂等地方。
这批伪装成工人的特务、流氓，在纠察队员还在睡梦中，就把守卫的枪给缴了。有的地方被他们忽悠着搜走了一些武器，有的地方当时就起冲突了，工人们匆忙迎战。之前说好的二十六军周凤岐部，由参谋长祝绍周指挥该军第一师伍文渊部和第二师斯烈部的四个团，分别把纠察队给围了，还发起进攻。同时谎称调解两边冲突，让双方放下武器，趁机把纠察队的武器全骗走了。冲突中，纠察队当场死了一百多人，伤了好几百人，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也被害了。流氓把纠察队的东西抢个精光，顺着原来的路退回租界。杜月笙等人当时没出租界，就在铁门里面等着，看到他们的人都平安回来，这才离开铁门。
第二天也就是十三号，总工会通过【申报】用特别紧急启事把这经过的真相给登出来了。结果戒严司令部马上派人把这个启事删掉，换成了他们自己的特别紧急启事，不承认租界那边有武装流氓冲出来，还说这事儿纯粹是地方上的流氓坏人和纠察队起了纠纷，为了维护治安，才把两边的枪械暂时收缴。杜月笙他们听戒严司令部说自己是流氓莠民，特别不高兴。陈群又赶紧出来改正，声称这次事件是总工会里两派互相打斗。
消息传出去以后，上海的工人们气坏了，所有工厂都罢工了，工人们在南市、闸北等地集合开会，要求狠狠惩治杀人凶手和主谋，马上归还收缴的枪械，会后还搞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第二天顾嘉棠他们大批出动，帮忙搜捕总工会和纠察队的负责人。顾嘉棠亲自在闸北宝山路口仁善女校、第二师司令部门口瞧着，游行的工人被这个师全副武装的士兵打死了一百多个，尸体到处都是。反动派又给工人们泼新脏水，说总工会里面藏着直鲁联军，还搜出来好多直鲁联军的符号证件，「通敌是有证据的」。拿这个当借口，疯狂地搜捕和杀害工人。
这一阴谋是杜月笙的得意之举。流氓们把纠察队的东西都抢了，回去一查看，值钱的东西没多少，文件啥的就给了杨虎。清点这些东西的时候，杜发现工人收缴直鲁联军溃兵枪械时，连他们的符号证件之类的也收了，没毁掉，杜就提议拿这些当借口捕杀工人，这就是所谓「通敌证据」的来头。
在这两天的乱局里，反动派一会儿这样讲，一会儿那样讲，好多人都不清楚到底咋回事。陈群接到白崇禧和蒋介石的指示，由他弄好一个通电，让杜和黄、张三人署名发出去，还印了好几千张在上海散发。十四号，上海和南京等地有些报纸就登出了这个通电。这通电把中国共产党可劲地污蔑诽谤，还使劲攻击总工会和纠察队的负责人。但这电文自己露馅了，说啥「咱们这些人赶紧召集同志，举旗起义，砍木当兵，消灭这帮凶狠的家伙，免得祸害子孙，特别希望全国的父老，父亲告诫儿子，哥哥勉励弟弟，一起把他们铲除。咱们这些人抱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意思，出来奋斗。」正好证明了蒋介石勾结流氓反共的阴谋。当天晚上，白崇禧就去南京见蒋介石交差，走之前又找杜等人去鼓励夸奖了一通，所以杜更来劲了。
上海的工人们可没被这场大屠杀给吓住，不光接着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还印发了好多文件，把以蒋介石为首的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的大阴谋给揭露了出来。杜又让他的手下到处去侦察共产党人，随时给杨虎递黑名单，不停地搜捕中共人员。
杜的通电还没发呢，他就拉上和他相关的一些团体，陈群还指使一些跟国民党有关的团体，总共凑了六七十来个。在十五日，在各个报刊登了给蒋介石、白崇禧的通电，把这几个流氓打手夸成「救国义士」，说他们 12 日早上，亲自带着「敢死同志」收缴总工会的枪，解散纠察队，让全市的中外人士都高兴得欢呼庆贺，盼着全国各省市各团体都跟上海学，向他们看齐，拿这个做了一次舆论试探。
十六号，陈群按照蒋介石的指使，让杜等公开出来招待新闻界，讲反共的话。经过这一连串的试探，蒋介石和白崇禧就不再藏着掖着了，直接公开说出了反共的言论。
杜常表示，他这辈子的事业，是建立在反共的基础上的，这样既让帝国主义高兴，又被蒋介石等人看重，还获得了资本家的支持，一下子就得到了三个好处。
好些年后，他过六十岁生日的时候，【中央日报】这么称赞他：「十六年的时候，国军在东南站稳脚跟，上海到处有坏人捣乱，当时人心惶惶，秩序混乱。先生把稳定地方当作重要的事，和黄金荣、张啸林讲公道话，告知国人，又悄悄谋划，没到十天那些不安分的就消停了，这是对党国有功的开始啊。」他这次充当反共急先锋的功劳，一直都没被忘记。
蒋介石背叛革命成功之后，对上海青帮的头目格外有好感。没多久他去了上海，还大摆宴席招待杜、黄这些人，当面夸他们「深明大义」，是「识时务的豪杰」。
蒋头一回下台后，住在上海杨虎的俱乐部中，杜很热情地招待了他，据说还给他送了钱。但杜自己对于给蒋送钱这事儿，我没听他讲过，别人问他，他也不正面回答，因为他怕蒋知道了会不高兴。
多年来，蒋跟他的关系挺特别的。在人多的场合，蒋对杜从不显得特别亲昵，可要是就他俩或者加上几个亲信在一块，蒋跟他就特别要好。我抗战前有一年去上海，正巧他被蒋叫去南京，蒋约了他、钱新之还有另外两个金融圈的人一起吃饭，在饭桌上对他特别亲热。他们还一起说起年龄，杜最小，蒋一个劲鼓励他，说他前途光明，回来后他可高兴了。他自己讲，蒋介石跟他说过，有难处随时找他。杜特别感激，老是拿这来显摆他跟蒋的关系。但除非碰上特别重大、关乎自身利益的事，他从不轻易动用这张王牌。他跟蒋手下好多人交情很深，一般问题不用找蒋就能解决。我以前就听他说过两件事，当时好多人都觉得没办法了，他才直接找蒋给解决的。
一件事是在抗战前，上海南市太平里有个大吗啡案，这么大的吗啡制造厂是他让顾嘉棠给包下来的。后来因为跟宪兵、特务等分赃不均被破获了，宪兵司令部派了一连宪兵看守。没想到这一连的官兵都使劲偷吗啡，从连长到士兵全跑了。蒋介石气坏了，非要彻底查清楚不可，把上海搅得沸沸扬扬，反动派内部也吵个不停。杜明白要是追查下去，肯定会查到他头上，只好带着一大笔钱赶到南京，一边花钱买通蒋介石身边的人，一边自己去见蒋介石，求他别再彻查了，这起轰动一时的大案子，就这么草草收场了。
还有一件事，他最有钱的徒弟徐懋棠的兄弟徐懋昌，在抗战那年于上海跟官僚资本勾结做棉纱交易，在市场上引发了一场大轰动。蒋介石下令让戴笠在上海赶紧抓徐，这时候杜的徒弟王兆槐在戴笠掌控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当侦察大队长，王接到命令后，就去悄悄告诉杜。徐懋棠找杜求情，杜看在钱的面子上，马上飞到庐山去见蒋，请求别逮捕徐他们，蒋采纳了他的意见，让戴笠跟他商量着处理。后来因为牵扯到孔祥熙的老婆，想办也办不成，这件事就这么算了。
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这十年间，杜这一辈子最春风得意，他靠着上海租界的帝国主义，情愿当帮凶，还跟反动头子勾结，并且两边都要利用他当工具，把他的地位抬高了。杨虎第二次当淞沪警备司令后，对他那是啥都听。
杜为了能直接把控警备司令部的主要部门，把他特别得意的徒弟陆京士给推荐去当这个部门的军法处处长。这个从来都没穿过军服的工贼，一下子就成了陆军上校。他的另一个徒弟王兆槐是该部的侦察大队长，在警备司令部里，好多人对杜比对司令还要恭敬呢。
在租界这块儿，他原本的势力只在法租界，这会儿已经拓展到英租界了。法租界巡捕房的中国督察长金九林完全受他指挥，公共租界的流氓头子季云卿以及他徒弟英租界捕房督察长陆连奎，对他都特别尊敬。另外，商会会长王晓籁是靠他支持上位的，他自己还兼任了好多董事长、理事长、总经理之类的职务，所以在工商、金融领域也相当有势力。
在他最风光的时候，花钱那叫一个大手大脚。就凭他经营的企业、银行还有兼职之类的正经收入，绝对不可能这么大把大把地往外扔钱，眼都不眨一下。那他这么多钱到底是从哪儿来的？这就得说一说他赚钱的门道了。他自己虽说不直接做鸦片买卖，可他大部分的收入是靠包庇运输鸦片之类的毒品得来的。那时候在上海卖的各种毒品，都得靠他保护，这「保险费」的数目相当吓人。每年从各地运到上海卖和加工的毒品有好几千担，他能从这里收到上百万的「保险费」。他不光能保证货不出事，就连做这生意的人他也护着。顾嘉棠跟我讲过，戴戟在上海当警备司令的时候，有一回他手下的特务在英租界新新公司楼上把吗啡大王陈坤元给抓了，打算不经过英租界巡捕房，把陈悄悄押回司令部。这事让一个认识陈的妓女瞧见了，马上给杜打电话报告，杜立刻让顾嘉棠带着八个带着枪的打手，冲进房间，硬是从特务手里把陈给抢走了。他们平常护送毒品，也都带着手枪，随时敢跟检查的人对着干，死了人出了血都不怕。
他还有一大笔收入来自包赌，上海好多大赌场都被他给包了。我就去过其中最大的一家，在同孚路 181 号。那儿是顾嘉棠派顾苗根等十几个人，带着手枪负责保护。那是个挺大的花园洋房，铁门老是关着，只有熟悉的汽车能直接开进去，不认识的人他们还得搜下身，就怕带着手榴弹之类的东西进去出乱子。对那些去捣乱的小流氓，他们轻的就殴打一顿，重的直接给杀了。
进了赌场，就去账房换筹码，从一元到一百元的都有，主要有轮盘赌，另外像单双、大小、回门摊、麻将、扑克这些也都有，中西方的赌具啥都有。我在那玩过轮盘和大小，老是输的时候多。那种赌局规模挺大，一次输赢能有几百到一万块。赌场不光靠赢钱挣钱，还通过见十抽一的方式抽头，一千块钱只要输赢十次就没了。
有些从外地来的大赌客，钱都输没了之后，赌场照样会给买好车船票送他们回去，这样能让他们回去再拿钱接着赌，也能防止他们在赌场寻死或者耍赖。赢了很多的人，赌场也会派人护送，不过这种情况特别少。
赌场的设备特别全，上等鸦片烟能免费供应，还有中西餐、冷热饮料啥的。休息的时候能敞开了吃喝，靠这个来招揽赌客。杜月笙每个月能从这赌场拿到三四万块钱，顾嘉棠每个月也能有五千块。
杜平常不在这种场合赌，都是在家赌。客人要是赢了钱，得给他家里人小费，数额挺多的，有些想巴结他的人给的小费比抽头还多。他小赌一般玩「挖花」，陪他玩的有刘航琛、康心之、顾嘉棠还有我这些人，虽说小赌，每次输赢也得上千块银元。大赌就推牌九，每场几万到几十万银元。抗战胜利后，因为法币贬值，就用美金算。下场的时候再按照当天美金黑市价格折算法币结账。这种大赌，他十回有九回能赢，而且赢得不少，他自己不使花样，靠别人跟他合作作假。像以前大盐商的儿子朱如山、律师徐士浩等人都有厉害的手段。我曾经跟他合伙大赌，他身体不好，只赌到晚上十点左右就去休息了，我守通宵，常常到天亮才散场。他在桌上的时候一直赢，作假的朱如山等人也跟别人一样输钱，所以不容易被别人察觉。那时候输得最多的是四明银行董事长吴启鼎，在杜家里先后输了九万多美金（当时外面传吴输了九十多万，我记得是九万多）。还有四川帮的刘航琛、康心之、康心如，以及杜的小同乡陆根记营造厂老板陆根泉等等，也输了不少。赢的钱，我和杜三七分，我有时候一晚上能分到几千或者上万美金。
杜玩假牌的本事可不咋地，有一回戴笠跟我们在我家表演，还是戴笠那一套比我和杜厉害，不管啥样的骰子，他都能随便掷出自己想要的点数。我和杜都夸他这一手「绝活儿」。
杜在上海的时候，不光中国人开的赌场被他护着，就连当时外国人弄的「大翻戏」，他也能从中分钱。解放前上海的跑马、跑狗、回力球，不晓得骗了中国人多少钱财。我认识的好多女人里，有不少喜欢去赌回力球，好多人都落得倾家荡产，甚至还有自杀的。
当时那些公开的赌场，是受租界当局庇护的，不像中国人开的赌场那样给其送包银，但也得跟他搭上关系才能安稳。我以前喜欢买马票，每年春秋两季香槟赛开奖时，都会请杜去主持。那时候头彩最高能有二十五万元，然而从来没有中国人得到过，得奖的都是不在上海的外国人。我起初不清楚咋回事，后来杜跟我说，这些中头彩的外国人都是假的，要是真给那么多奖金，那些外国人还咋生活？所以他从不赌这些，只是从这几个外国大赌场拿一笔不少的车马费。
他的兼差多得吓人。他自己主办的商号没几个，像中汇银行，名义上是他弄的，可实际上他徒弟徐懋棠他们占的股金比他多，还有通商银行是从别人那抢来的。这通商银行据说在光绪年间就开办了，是家老银行，还发行过钞票。他抢的手段特别狠，先派人去银行存款，等银行把钱放出去后，又派人同一天去提现和兑换钞票，官僚资本的银行也不帮它周转资金。这么一弄，那家银行慌了神，支付不了，消息一传开，存户都去提款挤兑，眼看银行要完了，负责人只能求他帮忙，他开始还故意推脱，等他答应当董事长后，他说一声，提款和挤兑的风潮马上就缓和了。后来钱新之他们又在银行增加了官股，这样通商银行就被他抢到手了。当时的情况很复杂，我就记得这些大概。
另外，他身兼中国和交通这两家银行的常务董事，是浦东、国信、亚东等银行的董事长，还在其他一些银行有兼职。
在交通领域，他是全国轮船业公会的理事长，同时也是上海市轮船业公会的理事长，还是大达轮船公司的董事长，并且是招商局和民生公司的董事。
他明白想出名得靠报纸给他宣扬，于是就使劲办法进了新闻界。他是上海【申报】的董事长，还是【新闻报】的董事以及【中央日报】的常务董事。他徒弟办的好多小报，像陆京士办的上海【正报】，都跟他有关联。
他兼任的重要职务包括上海市地方协会会长、中国红十字总会副总会长、上海商会常务监事、浦东同乡会常务理事、华商电气公司董事长、中纺公司董事长、证券交易所理事长、世界书局董事长、大东书局主席董事等等。杜兼的这类职务大概有一百来个，有时他自己都弄不明白。他兼任的这些职务，一个月光车马费就不少，再加上干股分红，那就更多了。他的这么多兼职，大多是靠耍流氓手段以及依靠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勾结得来的，有些人是利用他的「名头」来解决意外麻烦，有时他也靠这些兼职来达成个人目的。比如抗战开始时，蒋介石想弄些轮船沉到长江做封锁线，很多私营轮船公司都不愿把船拿出来，兼任大达轮船公司董事长的杜月笙，率先响应，拿出几条船沉到江阴，其他公司只好忍痛牺牲，长江封锁线就这样弄成了，杜也因此得了个「爱国」的名声。
1932 年，他弄了个恒社。这名义上是社会团体，实际就是个帮会组织，成员都是他徒弟。这社宣称的宗旨，除了一般帮会讲的那些道德信义，还特别强调「服务社会，效忠国家」，靠这个骗人，讨好反动统治者。他老吹牛说自己有「八千子弟，患难相从」，纯粹胡扯，实际上还不到两千。就算把他徒弟陆京士的清社、张克昌的畅社这些徒子徒孙都算上，也不到八千。他心里也明白，这些人和他的关系，除了早年跟他混的那拨人得靠他过日子，常跟在他身边，大部分工商界的人不过是相互利用。他门徒里军官特别少，因为他清楚蒋介石的脾气，这个流氓出身的独裁者最讨厌自己的学生和部下拜别人当老大。恒社里像王兆槐这样的将级军官，那是奉戴笠的指示才拜他为师的。他平时跟很多反动军官有来往，但大多是交朋友，没拉来当自己徒弟。
他那会儿每个月都得拿出一大笔钱，去供养一群不得志的官僚政客。一到月底，各方的收入还没到他账上呢，就有一部分给送出去了。我曾经见过收他钱的名单，里面有不少都是曾经有点名气的人，像章士钊之类的。
【三、祠堂落成和六十大寿】
我认识杜之后，先后经历了他人生中两次特别热闹的情形。一次是 1931 年 6 月，参加他在浦东高桥新建的杜氏家祠的落成仪式。另一次是 1947 年 8 月 30 日他过六十岁生日。前一次他正鸿运当头，后一次虽说也很热闹，但已经在走下坡路啦。
我在 1931 年 5 月的时候，就收到了他的邀请，6 月初才到的上海，没能够参加上他那大规模筹备会的工作，就只是去凑了个热闹。
当时帮他操办筹备工作的全是像上海「闻人」和「商界四杰」之类的人物。像总务主任是虞洽卿跟黄金荣，剧务主任是张啸林，卫生主任是王晓籁、庞京周，招待主任是袁履登等等。
他在家乡盖祠堂，把家里祖宗的牌位放进去供着，就是想凭着当时自己的威风来给祖宗长脸，所以典礼里最热闹的就是送牌位的大游行。为了弄出一支出色的仪仗队，他把能找的关系差不多都找了，一两个月前就给各地的朋友、同门兄弟、门徒啥的发邀请的函电，半个月前，从各处送来的匾额、对联、贺词还有礼品就多得像山一样。他从里面挑出一些地位高的人送的匾额跟着仪仗队走，剩下的都先挂在祠堂里，祠堂里大部分地方都挂不下了。
六月十日，是好几个风水先生选定的送主日子。那天一大清早，我赶到法租界华格臬路他家那儿的时候，周边的好几条马路都被好几万名仪仗队和客人堵得严严实实。仪仗队分成了六个大队，这里我就只讲讲第一大队的组成情况。它前面是几十面两丈见方的特大国民党旗和杜字旗引路，每面旗由四个人抬着，前后左右有一百多辆自行车保护，紧接着是法租界和英租界巡捕房派来的英、法、印、越巡捕组成的骑马队伍，后边跟着一大群「金荣小学」的学生，还有这几年各处送给他的十几把「万民伞」，以及挂着蒋介石送的「孝思不匮」金匾的赢亭，何应钦、熊式辉等人送的匾亭之类的。另外还有一个上百人的乐队。
其余五个大队由公安局的保安警察大队、陆海军的军乐队、陆军第五师和吴淞要塞司令部各一营的步兵组成。此外，还有救火会、保卫团、童子军、缉私营、侦缉队、工会等单位的队伍，以及各团体的旗伞。每队分别配有吴佩孚、段祺瑞、孔祥熙、刘峙等南北军阀、新旧官僚政客送来的匾亭，来宾多达上万名。最后面是蒋介石送的一篇祝词彩亭。
他祖宗的牌位是放在特别扎好的「神轿」里抬着走的，前头有八面特大的铜锣开道，还有几十个装满鲜花的花篮和几十个烧着檀香的大香炉，由穿着彩衣的少女捧着跟着轿子走，他带着儿子跟在轿子后头。据他跟我说，那时候最难选的就是扶轿杠的人，也不知道他听了谁的主意，扶轿杠的得是清朝有功名的地方官才行。他讲找个当过什么总长、将军的人挺容易，找这么个官反倒麻烦。最后总算找到了当过上海县知事的李祖夔来干这事儿。轿子后面集中了上海京戏班子用的宫銮和戈矛剑戟之类的好几百件古代武器。这稀奇古怪的队伍加上六个仪仗大队，从他家到法租界金利源码头走了三个多钟头，经过的马路交通全都断了，一路上鞭炮响个不停，看热闹的有好几十万人。
仪仗队和来宾从码头分乘十几艘火轮渡江的时候，秩序那叫一个乱。法租界的巡捕探警全都出动维持了，可还是有好多人被挤到黄浦江里去了。
从高桥到杜家祠堂大概还有十里路，全是新修的马路。路旁到处插着彩旗，每隔一里就有一座彩牌坊，这些彩旗和彩牌坊都是各个商店送的。临时从上海调来了好多汽车，还有大量人力车来接送客人。
在杜柯前面，立着有五层楼高的大彩牌坊，周围搭了一百多间大席棚和临时戏台。柯堂不算大，就是一座三进五开间的屋子，可门前却有着一对特别高大的石狮，那派头可不小。
那天上海邮政局在那设了个临时邮局，给每位来宾送一套印着「杜柯落成典礼纪念」的信封信纸，还盖了红色纪念邮戳。好多商店都送扇子、汽水啥的来打广告。都锦生丝织厂用纯丝织成的杜月笙照片，只送给外宾和一些有身份的来宾。凡是去道贺的客人，都能拿到一枚特别精致的纪念徽章，凭着这徽章能去看戏、吃饭。
举行栗主入祠典礼的时候，陆海军、公安局西乐队啥的组成了个大乐队奏乐，要塞司令部在旁边鸣了二十一响礼炮。首先是杨虎以国府中将参军的身份，代表国民政府和主席蒋介石去道贺。当天的报纸上登了这么一则电报：「上海杨参军啸天勋鉴：本月十日杜月笙先生的新祠落成，请您代表致贺，国民政府秘书处青。」那时候连我都觉着挺奇怪的，咋一个帮会头子家祠建成，堂堂国民政府还派代表去道贺？
公祭典礼由吴铁城、刘志陆、宋子文的代表宋子安、孔祥熙的代表许建屏、何应钦的代表何辑五等人主持祭祀，杜带着儿子在一旁答礼。接着是来宾道贺，来道贺的来宾有法国总领事甘格霖、公共租界警务部长毛鼎，还有日本总领事、日本驻军司令板西将军以及很多外国客人。另外，各省主席、市长的代表，各地帮会的头目，上海工商、金融等各界的重要人物，总共一万多人。
去凑那热闹的贺客，有不少是奔着去瞧几场南北京戏名角会演的拿手好戏，这在当时就算有钱也不容易瞧见。我记得那次梅兰芳从广东赶回来，荀慧生在上海大舞台表演，程砚秋从哈尔滨过来，尚小云从天津赶来，还有十多年没到南方的龚云甫，那次也破了例，王又宸生着病，刚好点就在头一天到了。其他像马连良、言菊朋、高庆奎、肖长华、姜妙香等也都早早来了。
从十日到十二日这整整三天的精彩好戏，把上海、南京都给轰动了。一万枚纪念徽章早就发没了，临时又加了好几千个入场证。附近几个县赶去瞧热闹的人根本进不去场，只好让天蟾舞台等戏班在外面唱着招待。每次开饭得有一千桌上下，得分四、五次才能都开完，差不多整天都在忙着开饭。就各方送的礼多、堂会戏目精彩、排场阔气这些方面来说，据说在上海都是前所未有的。
事后杜跟我说，就连他自己都没想到场面会这么大。他特别感激法租界当局能允许他这么大肆操办，因为自打有租界开始，中国军队列队开进租界这事儿从来都没发生过，这回把陆海军、公安部队啥的开进去还是头一遭。蒋介石在上海住法租界的公馆时，也只能带便衣警卫，从来都不许调军队给他守卫。
这次据说费用花了几百万银元，好多项目都是别人凑钱帮忙办的，这还没算进去呢，不过他收到的礼金也挺多。
杜为了把自己身价抬高，查了好多代祖先，也没找到能给他长脸的先人。这回祠堂建成，吴佩孚给他送了一块特大的金匾，写着「武库世家」，其他人也跟着送了些「武库家声」「武库经纶」之类的金匾，把他乐坏了。就因为吴佩孚这么一夸赞，他一下子就成了晋朝名将杜预（杜预善于打仗，当时人称杜武库）的后人啦。好多给他捧场的文人，给他写特大的鸣谢启事时，写了这么几句：「宾朋接连不断，车骑多得像云。绿草长在郊外，能看到元帅的小队；鲜花开在街巷，有很多长者的豪车。地处江海边上，幸好有十万烟花；人愧不如春申侠，居然有三千贵客」，又把自己当成杜甫了。
他的祠堂刚落成没多久，宋子文的母亲出殡，就算有蒋介石、孔祥熙去扶灵柩，她的子婿在中国四大家族里占了三个，也比不上杜柯落成时的排场。被上海人叫做洋财神的哈同不久就去世了，这个最有钱的大地主，也没法弄出那样的仪仗队。多年之后，杜提起那件事时还兴致勃勃，特别得意，他觉得那是对他力量的一次大检验。
1947 年 8 月 30 日，是他六十岁生日。我从 7 月就参与了陆京士、徐采丞、顾嘉棠等人组织的「祝寿委员会筹备处」的工作。起初是发动各方送贺礼，通知在外地的熟人以及门徒来祝贺，同时接洽邀请南北两地京剧界的名演员来表演，还利用各种关系去做宣传联络之类的活动。
生日前几天，我老跟他在一块儿，这几天各方送来的贺礼、祝寿文一天比一天多。杜耳朵里成天听到当时那些所谓要人的名字和礼品名目，好多院长、部长、省主席、总司令啥的，他都没啥兴趣，他最在意的是蒋介石能送他点啥，好显摆显摆。因为那时他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就怕蒋介石把他给忘了。等了好些天，一直没见着蒋介石的东西，他有点发急了，就打长途电话去问蒋介石的亲信陈布雷，盼着陈能替蒋介石给他写几个字撑撑面子。陈当时倒是答应了，可又过了两天，蒋介石的东西还是没送来，他心里头可慌了。眼瞅着就差一天了，忽然接到个电话，说蒋介石派了架专机送礼物来了。他赶忙接待这个专使，立马打开礼物，原来是蒋介石亲笔写的「嘉乐宜年」四个一尺多大的字。后来陈布雷跟他讲，说蒋介石听陈提起这事儿的时候，没让人代笔，陈也不好再催，没想到是蒋介石自己动笔写的。
在众多寿礼和寿文当中，他就只瞧了一些有名人物送的。最早送礼的是钱大钩，接着是邵力子夫妇送的「仁者寿」这三个大字，再有就是宋子文送的用乾隆年间竹根雕成的寿桃跟佛手。他瞧见这礼物的时候还笑着讲，真没想到这位洋化的朋友会给他送中国古董。
当时，最忙的要数从各地赶来给祝寿的京剧界名角儿，整天都在安排精彩的演出节目。一开始我不太懂，为啥这些名角儿这么积极卖力气，后来因为两件事我才明白。一件是张君秋在上海中国大戏院演出，老板沈兰庭两个月都不给钱，还让接着演。张君秋跟我讲了这事儿，我跟杜提了一嘴，杜打个电话问了沈几句，沈立马就给了张君秋五根金条。还有一回是抗战胜利后，程砚秋去上海演出，我老接到南京好多反动头子电话，托我买戏票，可老是买不到好票，因为票被朱文庸包了，我特生气，就找杜商量，打算在程砚秋上海演出的时候捣乱，让他演不成。杜一开始不答应，还说把程砚秋每场送他的四张好票转送给我招待朋友，我没要。过了几天，还是这情况。我又去找杜，他说程砚秋是有点不对。他一松口，我就找杨虎弄来一枚手榴弹，到我在上海的帮会组织益社找了个我养的打手，在程砚秋演出的戏院里扔了那枚手榴弹，后来程砚秋知道再在上海演下去会出大事，赶紧收拾东西回北平了。所以在当时那种情况，不走他的门路，在上海没法混口饭吃；让人倒霉还是让人享福，就在他摇头点头之间。
他过六十岁生日的时候，原本是打算举行堂会演出的，后来他的一些谋士给他出主意，这才决定改成救济两广、四川、苏北等地水灾的义演，把所有收入都用来救灾。另外用寿礼的收入建一个月笙图书馆和编印上海市通志。有几个给他撑场面的人，打算在编印通志的时候，把他过去在上海的所有活动都写进去，他一直希望「人死留名，豹死留皮」，所以对这件事特别上心。
他嘴上虽说国内到处闹灾荒，不忍心太铺张，可实际上他那次过生日，浪费的程度还是相当吓人的。
头天晚上，顾嘉棠等人给他暖寿，在位于北京西路的佳庐顾家里，摆了四十桌超级丰盛的酒席，许世英、钱大钩、王正廷、郑介民、钱新之、王晓籁、章士钊、唐生明、潘公展等三百多人都来了。那晚章士钊念了他写的一篇祝寿文，这篇寿文是由右任、孙科、居正、戴传贤、李宗仁、宋子文、孔祥熙、吴敬恒、吴铁城、何应钦等一百人一起签名送给他的。宣读的时候，不少人当时就觉得捧得太过分了。为了不让这篇奇文完全失传，特意抄下几句：「卢沟桥事变发生，国内震动，还没到三个月，敌人席卷千里，简直没法控制，就这么相持了八年。哎呀，强敌一下子就不行了，光着膀子投降，能坚持到这样，引导成这样的两三个人，是谁呢？我想想，我再想想，这人不一定在朝廷，也不一定在军队……随便抓个路人问问，我敢说，战争初期，人在上海上海就重要，战争中期，人在香港香港就重要，战争末期，人在重庆重庆就重要，除了我的朋友月笙先生，都不知道叫啥名了。」
其余的那些贺客里，有好多特别会拍马屁的，有的把他夸成郭子仪，还有人讲他的富贵长寿比郭子仪还厉害。杜只是简单地表示了感谢。吃饭的时候，还有从各地赶来道贺的有名的曲艺演员表演了几段相声和滑稽戏来增添乐趣。
第二天祝寿的时候，是在泰兴路丽都花园举办祝寿典礼的。寿堂正中间挂着一个比人还高的寿字，上面有上海市参议会全体参议员的签名。寿幢上是蒋介石的题字。他八个儿子都穿着长袍马褂，几个老婆、儿媳还有女儿啥的都戴着精致的寿字胸花。当天他自己没去寿堂，让陆京士、杨虎、徐寄废、徐采丞、顾嘉棠还有我六个人替他招呼客人。但凡去祝寿的人，都能拿到精心印刷的吴稚晖和叶恭绰亲手写的寿文，还有华福烟公司送的一盒寿烟。汽车前头都贴着「庆祝杜公六秩寿辰」的小纸条。当天上海的宪兵、警察、特务大批出动来保护，警察局长俞叔平亲自在门口指挥进出的汽车。
头一个去祝寿的，是蒋介石派来的国府文官长吴鼎昌，后面跟着的是宣铁吾、宋子文、王宠惠、魏道明、俞鸿钩、汤恩伯、郑介民、吴国桢这些院长、部长、总司令、特务头子，还有金融、工商等领域的所谓巨头跟社会名流，有穿长袍的、穿西服的，也有全副戎装的。当天去的车有一千多辆，宾客得有八九千人。中央电影制片厂还把这热闹的场面拍成了新闻片，在上海等地播放。
这次说是提倡节约，可实际上是分着等级招待客人。一般的贺客就只能吃一碗素面，那些有地位的都被请进里面去享用上等的筵席。
蒋介石对他特别有好感，不仅亲笔题字，还派吴鼎昌代表祝寿，更让自己儿子蒋纬国带着儿媳去他家拜寿，向他行子侄之礼，杜对此特别高兴。
祝寿贩灾的京剧义演，本来定的是从九月三日到七日，一共五天，可好多有钱人觉着这种南北名角一块儿的演出太难得了，就又让延长了五天。票价分了五个等级，最高五十万元，最少二十万元。那时候米价是三十多万一石。十天的义演挣了二十多亿元。寿仪有三十多亿元。这些钱都是收了就存中汇银行，名义上他一分不要，可等到捐这笔钱的时候，米价都涨到五十多万一石了。因为法币贬值得到的这些大钱，都进了他的口袋，就苦了那些演员白给他帮忙，他倒是名利都得了。
【四、第一个大发国难财和接收财的人】
七七事变一开始，杜月笙就在上海大声呼喊，让那些成天吃喝玩乐的人别再这样混日子，说上海也可能打仗，还着手组织上海市救护委员会，大量征集医药用品。没多久，八一三战事真就来了，之前说他吓人的那些人，都佩服得不行。他的门徒和给他捧场的人，更是借着这事把他吹得比诸葛亮还厉害，诸葛亮没出山就知道天下大势，他更牛。后来我从孔祥熙那听说，原来是孔先知道中共坚决要抗日，蒋介石没办法只好接受，孔为了勾结别人趁着打仗发财，就早早把这消息告诉了他。他当然使劲干，早在一二八的时候，他就尝过甜头，那次战争他名利都有了。
上海打仗以后，他又搞了个抗战后援会，让工商界出了好多物资和现金，差不多有千万元，都归他管。中国军队往西撤了以后，这一大笔钱就成了一笔乱账，没人找他算过，大部分都进了他的口袋，他成了抗战一开始就发国难财的头一个人。
这段日子，他跟戴笠勾结得越发紧密。戴笠打着抗日的旗号，趁机组建起特务武装部队，成立了「军事委员会苏浙皖行动委员会」。杜被请来当了委员，他徒弟陆京士等人把所掌控的邮务工会员工弄成了一个邮工支队，还拉了好多流氓帮会分子加入。后来这些部队在上海跟日本军队一碰就散了，剩下的逃去安徽改成了「忠义救国军」。
上海沦陷后，他特别不想离开自己的发家之地，就想靠着租界的保护留在上海。当时让他离开的人，多数和蒋介石集团有关，想让他留下的也不少，这些人大多是他在工商界的徒弟。后来因为钱新之和戴笠的劝说，他才犹豫了。戴笠走之前，跟他好几次商量，怎么利用他在上海的关系搞特务活动，他对这个可是乐意得很。因为能留一伙人保住他在上海的地盘，还能名正言顺地留下，不管以后哪边赢，对他都有好处。所以就决定把他的秘书徐采丞和管家万墨林等人留下。和他住一个大门里的兄弟张啸林不想走，也说是有任务留下，戴笠同意了。后来张啸林投敌，还被任命为浙江省长，戴笠派特务把他杀了。这其中的情况我知道一些，张啸林不想走是因为早就对蒋介石不满，他儿子从法国留学回来，他想着以前四一二的时候，他和杜月笙、黄金荣三个人是反共的急先锋，希望蒋介石能记着这份功劳，栽培他儿子，就让儿子去南京见蒋介石，盼着能给儿子一个银行经理或者高级职员的职位。蒋介石接见的时候，一听他儿子在法国读书一年要花十几万元，就不敢用了。张啸林特别生气，觉得蒋介石太不讲情义。杜月笙也知道这个事，所以沦陷后，除了家里和个人钱财这些事找他帮忙，有关秘密工作都不让他参与。后来张啸林跟陈公博、汪精卫还有日本人有了联系，根本不听杜月笙的话，还想方设法打听杜月笙和戴笠在上海的活动。这么一来，为了自身的利益，在杜月笙的安排下，戴笠的特务收买了张啸林的汽车司机，很轻松就把这个跟杜月笙合作多年的老伙计杀了。
杜和钱新之一块儿带着姚玉兰跟儿子逃到香港后，特别不得劲。在上海横行了好些年，亲手打下的码头丢了，就觉着寄人篱下。当时他压根没想到这场仗会打八年，一直觉得一两年就能出结果。要是日本人打赢了，因为他没去重庆，回上海照样能保住原来的地位，他跟日本人有不少往来；要是中国打赢了，那更没问题，所以他就在香港待着，瞅着情况变化。
他在香港的时候，用的是两面策略，既跟敌伪有往来，又给戴笠干了不少事儿。他跟敌伪的关系，没具体跟我讲。不过从他偶尔提到的汪伪组织的情况能听出来，他在香港跟这些人关系挺密切。他讲得最带劲的，是跟戴笠弄的那些。像唐绍仪跟日本人勾结上以后，蒋介石特别想知道日本人给唐提了啥条件，就让戴笠想法搞明白。戴去找杜，想把唐悄悄请到香港商量。杜担心唐不同意，不仅托人去联系唐，还找了个跟唐关系特别好的朋友去邀请唐，还说要是唐自己不想来香港，可以派个代表来。唐对这些根本不理睬，还加快跟日本人勾结，最后被特务打死了。
汪精卫跟日本偷偷签的卖国条约，杜月笙讲，最先拿到这条约全文的是他，他告诉戴笠再转给蒋介石，重庆那边才给公布的。但这密约他从谁那儿得来的，抗战时他一直不说。抗战胜利后，他虽说当时代表汪精卫跟日本接洽的高宗武，来过香港两次跟他讲了不少情况，可也没讲这密约是谁给他的。
他在香港码头混得不行，收入变得很糟糕。这个没了名和利就难受的人，实在熬不住了，1938 年夏天，他去武汉见了孔祥熙。这年冬天，他又领着一帮从上海逃到香港的金融界和工商界的大人物，从香港到河内再去昆明、重庆，看着像是去西南游玩，准备投资搞西南的工商业，其实是去谈鸦片烟的生意。
以前他在上海出名的时候，是护着别人做鸦片烟的买卖，然后拿分红，自己不想直接干。到了香港，没了能让他大手大脚花钱的大笔收入，就打起这方面的主意了。他在香港跟几个大鸦片烟贩子谈了谈，这些人清楚只要他肯出面做这生意，肯定不会有事儿，所以都愿意先给很多钱买他的。他去西南是找戴笠商量，也把西南烟土的生产运输等情况搞清楚了。这次收获不小，戴笠不仅同意他做，还保证护送大量烟土出口，还决定成立一个专门做这生意的港济公司，在重庆和香港分别设机构，表面上是顾嘉棠负责。当时西南好多地方的负责人，还以为他真的是想投资开发西南呢，对他热烈欢迎，谁也没想到他的真实目的。
港济公司成立之后，香港那些大烟贩都抢着找他订货。在 1939 年，法币还没大幅贬值的时候，他就接到了三千多万元的订单。这些人都特别信任他，觉得他做这买卖是「有通天的本事」。定金一到手，他又精神了，把自己在香港中央济委员会常务委员的工作和第九区的赈济工作，全抛到九霄云外了，整天跟戴笠琢磨怎么把大批烟土运过去交货。
他接的这单生意拖了一年多都没法交货，他只能去重庆找戴笠，催着让戴笠履行合同，要不然他在香港就没法待了。巧得很，他离开香港没多久，太平洋战争就爆发了，香港被敌人占领，他没成为俘虏，这单生意把他给救了。
以后还得在社会上讨生活，他可不能因为香港沦陷就不讲信用。到了重庆，他使劲催促戴笠把货弄出去，后来联系好改成在中越交界的地方交货。
戴笠早就把这大批烟土备好了，可最后一关还没过呢。在蒋管的区域里走私贩毒，戴笠想咋干就咋干，可要是出口大批毒品，得有财政部发的证明文件才行，孔祥熙跟戴笠的关系一直很差，所以戴笠一直没搞到这张通行证。
杜到重庆之后，有一天把我叫去，跟我讲了这一经过，然后拿出一张五百万的支票给我，让我拿去给孔祥熙。他先叫我跟孔说，他让我给孔买点东西，可我实在不知道买啥好，就把钱送来了，让孔自己去买。那时候孔住在范庄我的房子里，我每天都能见到他。我受杜的托付，按照杜让我说的跟孔讲了之后，就把支票给了孔。孔接过去看了看，一边笑着说：「太多啦，太多啦！」一边赶紧塞到口袋里。杜跟我说过，只要孔收下就不用再多说，回去跟他讲一声就行。
我把这情况回复社之后，他马上就拿起电话通知戴笠。我在旁边，就听他简单说了句「货物马上准备起运」。然后就去跟孔联系，第二天，财政部放行这批烟土的护照就拿到了。戴笠派了一排武装特务，押着这几十卡车烟土安全送到广西镇南关交货。我参与处理了一下，分到了一百万元。我记得，那时王晓籁在重庆资金周转困难，顾嘉棠送了他五万，还送叶焯山五万（当时黄金才几百元一两）。大部分是杜和戴两人平分。钱新之、顾嘉棠也都分到了一些，我们就拿这笔钱在宜昌一起办了个电力厂，买了一批新机器。
他到了重庆以后，越发觉得没法想干啥就干啥，心里特苦闷，老是跟我讲：「一天没权，谁都嫌弃。」也就孔祥熙、戴笠、钱新之等几个人跟他关系还行，可比起以前在上海的时候，那可差老远了。钱新之在好多事儿上都挺关照他，不光在打铜街交通银行楼上给他安排了住的地方，还用交通银行的钱在南岸汪山给他盖了一栋小洋房。
他原本想着借着和戴笠的关系，在重庆把他的恒社发展起来。因为上海那边他的徒弟有一部分到了重庆。他在临江路骞家巷转角弄了一幢楼，当作恒社的社址。可戴笠有自己的想法，蒋介石让他组织帮会流氓搞特务活动，就成立了一个「军事委员会人民动员委员会」，拉了好多外地来的青洪帮头子和四川的江湖大爷当委员，杜也在被邀请之列。所以戴笠不想让他把恒社恢复成在上海那样，只希望他帮忙搞这方面工作。戴笠还拉拢杜的人，杜看出来要是再发展自己的组织，就会跟戴笠还有四川地头蛇产生摩擦，于是决定就保持现状，不追求大发展。后来有人提议把恒社改成政党，他觉得问题不少，就没这么干。因此，他对人民动员委员会的工作没啥兴趣，戴笠召集开会，他老是借口身体不好，说重庆的气候对他的气喘病不合适之类的理由不去。戴笠为显摆自己的能耐，常叫他去军统局和中美合作所参加庆祝或者过节的活动，他也不常去，去了也很少说话。
最让他心里不痛快的，是蒋介石对他很冷淡。有一天，孔祥熙邀请我、他还有杨虎三个人去孔家吃饭，跟我们讲，蒋介石觉得四川帮会的势力太大，打算杀一两个青洪帮的头儿压一压。孔跟蒋说，人家又没反对您，还拥护您呢，为啥要杀他们？蒋这才没再吭声。孔说这些话的时候，我们都明白他是想借此拉拢我们，也是劝我们小心点，别让蒋找到由头。所以我们对孔也就更尊敬了。
杜听了这话特受刺激，虽说他觉得蒋就算杀人也不至于杀到他这儿，但对蒋介石这种说翻脸就翻脸、无情无义的做派很不认可。出来以后，他就跟我还有杨虎讲：「咱们一直拥护他，今儿个成功了居然就要杀咱们，往后大家都得多留神。」
孔谈了这件事没多久，蒋介石就把兵役署署长、四川袍哥程泽润给枪毙了。其实死在机房街罗汉寺的新兵，兵役署早就把兵交给交通部的运输大队了，责任在俞飞鹏而不在程，可俞飞鹏是蒋介石的亲信，蒋介石不查他，却把程给杀了。当时几十万四川袍哥特别反感，都打算大闹一通。大家觉得蒋介石不光开始杀袍哥，还要杀四川人，必须团结起来给蒋介石点颜色瞧瞧，不能让他再这么乱杀人。杨虎那时候在重庆也没被蒋介石重用，早就一肚子不满，到处挑唆，鼓动四川袍哥借着这事儿，正正当当地大闹一场。
戴笠早就获取了情报，正集结众多武装特务打算应对，一场大的流血案件眼看就要出现了。杜知晓了这个消息，也清楚戴正在大力安排，就站出来使劲阻拦。他讲，大家要是闹开了，蒋介石更会借由多杀人，枪杆子在他手中，没必要吃这种眼前亏。同时也对不住孔祥熙，因为他很照顾咱们，绝对不能这么胡来。好多袍哥头子一直信任他，也想到闹起来不会有好下场，这事儿才渐渐平息了。
杜平常说话特别谨慎，很难瞧出他对谁有不满。我之前一直觉得他对蒋介石特忠诚，跟戴笠好像啥都能说，可实际上他背地里搞过反蒋的事儿，如果不是我亲身参与了，打死我都不信。
1941 年左右，我从前线回到重庆。有一天，杨杰把杜、我，还有黄琪翔、章伯钧、杨虎这五个人，请到他在南岸的家里吃饭。吃完饭，杨杰提议让我们参加一个啥党，还念了些东西，我见杜同意，我也就同意了。出来的时候，杜反复嘱咐我，绝对不能跟任何人讲这件事，还说连顾嘉棠都不能让知道。我觉得杜肯定也没告诉戴笠，要不然杨杰早就被弄死了。
我那时候稀里糊涂的，压根儿没搞明白参加的是啥组织。我就瞅着杜同意了，心里觉得准没错。他向来比我仔细，爱琢磨问题，跟他一起准不吃亏。解放后，我问黄琪翔，当时杨杰弄的到底是啥？黄说他也不清楚，就晓得杨那会儿在搞反蒋的活动。
我那时候觉得杜忠于蒋，是因为他在重庆跟我讲过，他给蒋介石办了好多事。像蒋介石为强化和统一沦陷区工作，弄了个「上海市统一委员会」，戴笠和吴开先举荐杜当主任委员，蒋介石同意了。在他做过的那些工作里，他觉得最得意的，是靠以前在上海工商界的关系，给蒋介石卖了好几千万元的战时爱国公债。蒋介石为此摆宴招待他，还当面夸了他一通。后来我才清楚，当时在上海投敌叛变的好多工商界的人，是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才拿出很少的钱买了点公债，当以后的护身符。抗战胜利后，不少有过污点的人，就拿这些东西当作自己「爱国」和忠于重庆蒋家王朝的证明。
他跟戴笠不光搞过大量出口鸦片烟的买卖，在 1943 年左右，还弄了个通济公司，他当董事长，还把钱新之拉来做副董事长，其实戴笠才是真正的老板。那时候蒋介石集团的重要人物都凭借各种特权拼命做生意，发国难财，就连他的美国主子都觉得不像话，给他提过警告，蒋介石还下令不许官员经商。所以戴笠自己不露面，倒是向蒋备了案，让杜出面打理，给他分些红利。
通济公司靠着戴的特权，啥奸商做不了的生意它都做。那时候，交通检查、战时货物运输这些大权，都在戴笠手里攥着。像当时不准出口的军火工业原料，这家公司居然大量运到沦陷区卖给日本人，让敌人做成军火来杀中国人。还能从沦陷区换回来在后方能赚大钱的棉纱布匹之类的日常必需东西。这种没人性的做法，还老是被蒋介石表扬。
1942 年，胡宗南邀请杜去西北，想让他号召些人投资开发那儿。杜早答应过胡，戴笠也催过，可他一直没去，因为他觉得开发西北没劲儿，投资大还获利少又慢，比不上在重庆投机倒把能赚大钱。这回正好他小老婆老三（杜维垣的母亲）和张嘉墩的妹妹一起从上海过来，他就顺便去西安接人。
在西安，胡宗南把他当成贵宾款待，陕西的当地豪绅为了巴结胡，还给他举办了一场特别盛大的欢迎会。听说 1928 年陕西大旱的时候，朱子桥在上海搞救灾募捐，杜给帮过忙。他很长时间没碰到这种情况了，高兴得很。那回他不光主持筹备西北毛纺织厂，还为通商银行在西安设分行做了些事儿。
1945 年夏天，蒋介石忙着准备接收中国人民抗日胜利的成果呢，这时候杜也活跃得不行，他多次跟戴笠说，日本马上要投降了，得想想办法，不能让新四军进上海、南京，还有怎么联络伪军啥的。虽说重庆在这方面早就积极准备了，可他的意见还是很被蒋介石看重，蒋介石一听他愿意出份力，立刻就召见他了。那时候他气喘病老发作，蒋介石就劝他先派几个能干的人去安排，等秋天凉快了他再去。
他特别害怕错过机会，哪怕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在大热天长途跋涉。蒋介石当场就答应了他的请求，让他跟戴笠一块儿去。
六月二十五号，他领着顾嘉棠、陆京士、叶焯山、杨志雄，医生庞京周，秘书胡叙五等十多个人，坐着汽车从重庆出发。出发前他身体不大舒服，可一想到很快就能回上海，马上就有精神了，气喘病也轻了不少。二十七号到了贵阳，戴笠跟中美合作所美特的头子梅乐斯也赶来和他碰头，然后改坐美国军用飞机，经过芷江到了长汀。他歇了会儿就去铅山见顾祝同，顾当时觉得肯定是由杜负责上海、南京的接收工作，对他特别欢迎，杜和顾谈了两天咋接收上海的事儿，让顾多帮忙。谁知道胜利以后，蒋介石没把这能发大财的任务给他，连杜自己都没想到，不然他也不会白跑这一趟。
他在浙江淳安待了一个多月，一直跟戴笠琢磨怎么接收上海的事儿，还两次给蒋介石发电报。头一回主要说的是重庆政权到之前伪币接着流通的事儿，具体是啥我记不清了。第二回是他在上海的代理人徐采丞跑到淳安，跟他讲了上海好多工商界投敌当汉奸的人，希望杜胜利后能护着他们。杜就跟蒋提议，对这类人以后宽大处理，别牵扯太多人，省得伤了元气。他本来打算只要蒋回电，马上就通知上海，好让这些人早点放心。可蒋对他这封电报没搭理。
他去淳安这事儿很快就在上海传开了，陈公博还派代表去见了他。好多汉奸也纷纷派人跟他取得联系，这时候他又变得特别忙了。
当时戴笠在淳安，一门心思搞联络敌伪军，谋划胜利后阻止新四军和人民游击部队进入上海、南京及京沪沿线大城市这类阴谋活动，杜全力帮忙，还给戴笠提供了好多当时京沪等地敌伪方面的关键情报。这俩家伙配合得那叫一个默契，他自己还让人放出风声，说自己是蒋介石派到东南协助主持接收工作的。他留在上海的那些徒弟更是大肆造谣，说他会当胜利后的第一任上海市市长。
他在淳安的时候，就有一些人从上海跑过去跟他谈这类事儿：上海好多跟敌伪有关的汉奸产业，有的给他补个股东的身份；有的让他当后台老板，分一部分股权给他，免得日后被查封没收。当然啦，他全都答应了。所以，敌人还没正式投降，重庆派的接收人员也还没到，杜就已经开始搞这种变相的「接收」了，成了第一个发「接收财」的人。
【五、走下坡路】
1945 年 8 月 28 日，他急不可耐地从淳安经杭州回到上海。他到上海的那天，是 9 月 3 日，正好日本正式宣布投降。跟他一起回上海的，除了从重庆带去的那些人，又多了从上海去迎接他的另一拨人，一路上热热闹闹、浩浩荡荡，不减当年的派头。之前上海那边早就准备好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好多人都跑到车站去接他，这让他又得意洋洋了。
他老早就想过把官瘾，而且还得是大官，可蒋介石一直不公开重用他，就怕别人因为他联想到蒋自己那流氓的出身。杜这人野心大着呢，不是特任官他可不干，他觉得上海市长的职位最适合自己，盼着蒋介石能念着他过去反共还有长期拥护蒋的功劳，把这职位给他，再加上孔祥熙极力支持他，他觉得十拿九稳。谁知道，蒋介石居然让钱大钧当了上海市市长，这可把他给失望坏了。后来上海市参议会成立，他就想降低要求，能当个上海市参议会议长也行，没想到 CC 又把潘公展推出来，抢了这个位置。折腾来折腾去，就只捞到一个上海市参议员的职位。连着两次都没成功，他只好改口，一个劲儿说什么「推进社会力量，扶导经济事业来辅佐政府，是我这辈子一直的愿望」，拿这话给自己找台阶下。
刚回到上海的时候，他还留着点过去的威风，关键是跟戴笠勾结得特别紧密。军统和中美合作所上海联合办事处刚决定成立，他就把自己在杜美路七十号的一幢新洋房借给戴笠用。实际上，当时戴笠在上海找像他那样的房子很简单，但戴笠为了表明不先占用敌伪的房屋，也就乐意借用一下。
戴笠在胜利后负责主持抓捕汉奸的工作，独掌大权，气焰嚣张。凡是被军统抓的人，基本没人能去讲情，可杜却能去保释人或者请求戴笠暂缓抓捕。他用的办法挺有分寸，从不当着别人的面向戴笠求情，也很少直接打电话跟戴笠说这些事。他收了汉奸家属送的金条后，总是找戴笠手下的处长王新衡去说，王一直负责代军统和他联系工作，还是他家的常客。通过王向戴笠转达，戴笠十回有九回会给他面子。这一时期，汉奸家属找他的多得不得了，就怕他不收金条、美钞。他也很清楚戴笠的脾气，通常选些案子不太严重、伪职不太重要，但搜刮得多的，才去保释几个，一般他也是不答应的。
1946 年 3 月的一天，我跟唐生明等人正在丽都打牌呢，就得知了戴笠飞机失事的消息。我马上就去找杜，他听到后，脸都吓变了色。他一直觉得结识戴笠这个兄弟，那对他就像老虎长了翅膀，满心想着胜利以后能一起勾结，在上海好好干一番，哪想到戴笠这么快就死了，他心里有多难受，从他在上海主持戴笠追悼会时掉泪就能看出来。过了挺长时间，他一跟我提起戴笠，还是特别怀念。戴笠一死，情况马上就变了，好多特务直接去找汉奸家属谈条件，不让他掺和了。
胜利后的上海，虽说租界没了，可却变成了国民党各派各系大肆抢掠的重点区域。CC、军统、中统、宪兵、蒋介石的侍从系、汤恩伯的实力派，再加上孔祥熙、宋子文四大家族以及他们的手下统统涌来，相互争抢，把上海搞得乌烟瘴气。在这种状况下，杜别说恢复从前的特权了，就连他自己抢到的东西都有人惦记。没了租界，他的恶势力根本抗衡不了这么多掌握着特权、军权、政权的大小恶狼。他就算使尽浑身解数去联络拉拢，可这不是讲交情的事儿，而是关乎反动派切身利益的冲突，哪能还让他再来掺和。CC 在上海的一些头头，表面上对他挺客气，暗地里攻击他却最狠。
首先让他觉得最难为情的，是他的门生上海市副市长吴绍澍跟他翻脸。吴公开跟他要回门生帖，不再认他这个老师；还在自己办的【诚报】上猛批他，那些影射他的文章，让他特别伤心。顾嘉棠跟我说，这是三十年来上海报纸头一回这么骂他，他能不难受吗？过去上海出的报纸，哪个不是给他捧场？这回可把他狠狠刺痛了，他无时无刻不在等机会反击。等吴下台以后；陆京士办的【立报】，就一篇接一篇地揭露和攻击吴，趁机痛打落水狗。即便这样他还是觉得不解恨，还让他的门徒王兆槐派人去杀吴。这事儿被毛人凤知道了，就派保密局处长沈醉赶到上海，坚决不许王给杜当打手，导致他一直没把这口气出了。
接着让他丢面子的事儿又出现了。一直仗着他的权势在上海横冲直撞惯了的万墨林被抓了。万是他家的大管家，沦陷的时候留在上海给他打理财产，还跟敌伪勾结做米的生意，赚了好多钱。抗战胜利后，因为杜证明万留下是给军统做地下工作，万不仅没被处罚，还接着当他的豆米业公会理事长和万昌米行的大老板。这次因为粮食贷款舞弊案被牵连，法院传讯后就给扣下了。他也明白这是他的反对派故意整他，用杀鸡儆猴的法子拿万开刀。他清楚斗不过，只能咽下这口气，不敢出来袒护。但背地里一个劲儿发牢骚，说「沦陷时上海没正义，胜利后上海没公道」。因为那次粮贷舞弊案万墨林不是主要人物，只是利用粮食贷款搞粮食投机倒把，幕后贪污更多的人反倒没事，所以他特别不服气。我那时候老跟他在一块，一说起当时上海乱哄哄的情况，他老是讲：「过去帝国主义管租界的时候还有些建设，秩序也比较好。国民党来了就知道要钱，搜刮民脂民膏的手段，比帝国主义厉害十倍都不止。」这时候他处处小心，啥事儿都不敢管，老说自己是「一品老百姓」。
他就盼着能平平安安过日子，维持个勉强凑合的小状况，别再让他太尴尬就行。但反对他的人可不打算放过他，让他更丢脸的事接二连三地出现。1948 年秋，他儿子杜维屏被蒋经国抓了，这可把他差点气死，好多天都下不了床。之后就打着养病的名头，一个多月不出门，也不见人。有一回我去瞧他，他气坏了，跟我说：「我捧蒋介石捧了这么多年，捧到今天连我儿子都被他抓啦！」我头一回见他这么激动。他喘了老半天，又叹了几口气说：「如今租界没了，该是他们让我下台的时候喽。」
关于他儿子被捕这事儿，那时候不光在上海引起了轰动，好多大城市的投机商人都被惊到了。我当时在上海，对这件事的经过还算清楚，其内幕讲起来相当复杂。
1948 年夏天，法币贬值更厉害了，物价疯涨得特别吓人。当时省管区内一些地方的物价，常常以上海的行情为准，跟着涨跌。蒋介石总想靠人力把物价压下去，先后好几次给杜发电报，让他想办法平定物价。他当时心里明白，自己没法解决这么严重的问题。我记得他第一次接到这电报的时候，跟我还有几个常跟他亲近的人说过，只有标本兼治才有效果。他回电蒋介石就提出「进行劝导与让游资走上正轨」这两个办法。据说蒋介石对他这种空洞的意见很不高兴，又让他拿出更具体的办法。他找了不少出主意的人，研究了一通，提出吸收游资最好的办法，是抛售一定量的物资，让大量法币收回来，市场可能就稳定了。他当时觉得挺得意，跟孔祥熙说过，孔祥熙也觉得是个好办法，只是南京政府能控制的东西太少了。蒋介石又向好多方面征求意见，不少人的主张和杜一样，最后才确定了几项收回游资的紧急措施，主要是卖几个所谓国营企业的股票和国库券，同时抛售接收的敌伪物资和美援物资。
这一紧急措施实施后的结果是，所有抛出来的物资很快就被抢光了。因为消息灵通的「南京客人」早就带着大把现金来到了上海，这些陌生的主顾比起上海的投机商人，不但人数众多，而且钞票也更多。他们买到东西后，立刻就能找到交通工具运往内地。如此一来，南京政府手里没多少的东西眼看就要卖完了，可物价还是没能稳定下来，法币一边回收又一边大量发行，上海的游资依旧特别雄厚。这不但蒋介石没想到，就连杜月笙也感到特别惊讶。他跟我说，他原本觉得抛物资是个有效的法子，没想到南京会有这么多人跑到上海，还能把抛出来的东西一下子全买走。
就因为这步棋没走好，蒋介石的火气也冲着杜发出来了。当时有传言说蒋觉得杜不是真心帮他处理问题，而是跟投机商人一起把库存的物资抢走囤起来了。杜听说了这些话的时候，直喊自己冤枉。
在金圆券发行前，蒋介石把杜和上海金融、工商界的重要人物叫到南京商量。回来以后，杜就跟我讲，这是蒋介石在示意，盼着大家帮他继续搜刮。可杜对蒋介石是有心但没能力，想帮也帮不了。
金圆券发行刚一两天的时候，物价没什么动静。可到了第三天，就毫不客气地涨起来了。蒋介石让自己儿子蒋经国和俞鸿钧去上海坐镇。名义上俞鸿钧是经济督导专员，可实际上他早就觉得会失败，所以不肯出面，连开会都让刘攻芸代替。蒋经国虽是副专员，但自认为有「上方宝剑」，决心砍几颗人头来扭转这局面。
我那时候听说蒋经国原本打算两边都整治，一边打击官僚资本，一边压制地方势力。他选定的人就是他表兄弟孔令侃。这个一直仗着他爹孔祥熙的权势胡作非为惯了的扬子公司年轻董事长，搞那些违法的黑生意特别出名，没人敢惹。当时要是拿他开刀，能让好多官僚资本家暂时收敛点。蒋经国去南京跟他爹请示，蒋介石为保住统治，也同意舍弃这个外甥。我当时是扬子公司的董事，常跟孔令侃一块儿玩。这消息一传来，孔有点害怕，就想请蒋经国吃饭，当面聊聊，可蒋经国不接受邀请。他一看情况不对，连夜跑去南京跟宋美龄哭诉，宋美龄向蒋介石坚决反对处理她外甥后，蒋马上通知蒋经国换个对象。孔令得意地回上海，见着熟人就说：「看他（指蒋经国）能把我咋地？」
蒋经国收拾不了孔令侃，就打算在杜身上展露一下自己的权势，蒋介石也赞成拿这个老伙计替代孔令侃。感觉敏锐的杜月笙，早就防备着了，因为蒋经国到上海后没去拜访他，他处处小心，让人很难在他身上挑出大错来。蒋经国的特务寻寻觅觅，最后从他儿子身上发现了问题。杜维屏是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经纪人，靠着父亲的关系，向来顺风顺水，常常搞些投机的事儿，他觉得这都不算啥。那次在交易所外面抛售了永安纱厂股票两千八百多股，他觉得这就是件小事。没想到蒋经国就在这事儿上大作文章，以「连续在非其交易所买进卖出，搞投机倒把」的罪名，把他和另外两个类似情况的人给抓了。
杜月笙听说这事儿，气得差点背过气去，可表面还装得无所谓，嘴里一个劲说：「这娃坏了交易所的规矩，就该处理，我绝对不保他。」
杜维屏这所外交易的罪名，就算蒋经国使劲想把它闹大，那也判不了死刑。当时比杜维屏严重得多的人多了去了，所以只能把他送到法院，勉强判了八个月的徒刑。这一送法院，大家都明白不会有啥大问题，杜维屏也表示不服，找了几个律师上诉，拖到十一月的时候，法院只好改判六个月，还准许交点罚款就完事儿了。
蒋经国原本想着这么弄一下，能把操纵市场的投机商人给镇住。哪知道失败得更快。杜虽说怕再次出丑，不敢直接跟他对着干，可背地里，使劲支持自己的手下捣乱，在一旁看笑话。金圆券贬值的速度比法币还快，没多久，上海市场物价就从硬性的「限价」变成了「议价」，议了几天，又跟以前一样随便涨价了。蒋经国在上海折腾了不到三个月，啥成果也没有，只能灰头土脸地回南京。这时候，杜才一脸幸灾乐祸，又在公开场合现身了。
抗战胜利后，他过六十岁生日，虽说没杜家祠堂落成时那般有排场，但蒋介石等人还是给足了他面子，所以他又想瞧瞧自己在上海的实力。竞选伪国大代表时，他要跟 CC 斗一斗，就决定参加上海市的「国大」竞选。他明明把 CC 当对手，却非要 CC 在上海的骨干吴开先带头提名，了解他的人当时都夸他这招高明。表面上他像是在靠拢 CC，可等他动用全部力量偷偷活动，想在开票时拿个第一，就被擅长这套的 CC 分子瞧出他想借此抬高自己。于是 CC 集中力量打压，坚决不让他拿第一。开票那天，他挺有信心，觉得能拿到压倒性的多数票，结果又出乎他意料，市参议长潘公展拿了第一；在上海没啥根基的市党部主委方治得了第二，他被挤到第三当选。当时他后悔极了，不该参加这次竞选，排在潘、方后面，在他眼里，这可太丢人了。
伪国大第一次在南京开会，他想进主席团出出风头。一开始他觉得南京那边的老朋友能支持他，可在选主席团前两天一了解情况，发现可靠的票数少得超乎他想象，他着急坏了。要是只能坐在下面上不了主席台，他觉得丢死人了，就连夜找我商量，情绪很低落。我马上答应全力帮忙，他这才高兴起来。他跟我说还差四票，我怕有人临时变卦，就给了他六票。开票的时候，果然答应他的又少了两票，加上我多给的两票正好选上。他特别感激，回上海后，就让我把给他投票的两个黄色工会负责人请来吃饭，亲自热情招待了一顿。
这段时间里，他清楚自己是越来越不行了，以前那种大手大脚花钱的做派改了，左手进的钱装兜里，右手进的钱也装兜里，很难往外拿出来了。
解放前夕，我跟他都打算把在杜美路的房子卖出去，那时候就美国人愿意花钱买这些。我那 11 号的房子卖了一百七十根金条，他 70 号的房子卖了四十五万美元。他拿着这笔钱逃到香港去当寓公了。1951 年秋天他死的时候，听说就剩下二十五万美元的遗产，被孟小冬和他那几个老婆给分了。
他去世后，顾嘉棠和他妻子把他的尸首运去了台湾，停放在寄枢所里，曾经风光无限的杜月笙到头来竟落得个死无葬身之所的下场。
（最初刊载于全国政协的【文史资料选辑】第八十四辑）
资料出处：
【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四辑 旧上海的帮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