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香港老人回忆:
我1929年出生在山东昌邑，我们那里是平地，靠种地为生。不过也有不少人上门向外国人推销刺绣和丝绸的。我舅舅就是干那个的。
我9岁念私塾，抗战已经开始了。县城被日本人占着，乡下有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队伍，分成好多帮儿！
我读的中学是八路军办的，两个县合办。
抗战胜利，我被选为儿童团长。那是要带队去斗人的，我不敢打人，看都不敢，读完中二就跑了。
舅舅去了香港，1947年2月份他把我带过去了，途经青岛和上海，好多人买不到船票。
在香港，舅舅做丝绸生意行不通，就开了一家山东菜馆，我给他做事。厨房打下手，招呼顾客，那时候没有什么想法，只要吃饱不饿，过一天算一天，心里想着说不定哪天又回山东老家了呢。
有不少山东老乡来吃饭。有一天两个威海籍的警察来吃饭，说现在警察很缺人，问我想不想干，他们可以给我做担保人。
我问舅舅，舅舅说赶紧答应，当警察怎么也比在餐馆强啊！
第二天我就去大馆找他们，他们（有一位是沙展阶层）介绍我考威海卫警察。那天我记得很清楚，1947年6月21号。
通过后，我先领了衣服去执勤。过了两个月，才去警察学堂受训。出来后换过好几个部门。
在大馆的时候，一位陈师爷叫我买两划，说不用考，升级后每月给他几十块钱就行。我不敢，我很烦带队抓小贩这种事，而且做警目还要会喊操！
我见过有高级警官在巡查时，让一个带队警目发口令操练，那人不会，当场就把两划除下，降了一级。
六十年代，我在冲锋队时，那几乎代表着威海卫警察的意思，清一色山东人，一旦发生大事，负责打头阵。双十暴动，我们去主要路口封锁，连续三天三夜吃睡都在马路上。
六七暴动，葛柏是警司，带我们一连人去希尔顿酒店维持秩序。那些闹事的人很凶，投掷石头瓶子什么的，不少警察受伤。直到局面失控，上级才让我们往人群前地面上发射木弹，拘捕暴乱头目。那天是早上4点出发，没有东西吃，到晚上才有一些商户给我们自发送吃的。
我本是1975年退休，又重新被聘用12年，守过三个警署，直到1988年离开警队。
家人都庆幸我能平安工作41年，我也知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