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几十个大小不一的石洞当教室和宿舍，石壁做黑板，石块做桌椅，谁又能想到中国另外一所和黄埔齐名的著名军校，教学环境竟然如此的原始和简陋。主席就曾诙谐地对抗大的学员讲到：
「你们是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学习着当代最先进的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你们是元始天尊的弟子，在洞中修炼。什么时候下山呢？天下大乱就放你们下山！」
1936年，为了给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积蓄干部能力，提升红军战略战术水平，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后更名为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在瓦窑堡正式建校，规定红军军团长到连排基层干部都必须在抗大接受轮训。当时的红军一穷二白，所以抗大在教学设施上可能跟一些乡村私塾差不多。但如果论师资和学生水平，抗大却足够在世界军史上占据一席之地。
当时担任红一军团第4师参谋长的陈士榘就曾说：
「不要看不起我们的红军大学，有几个老师都是世界级的。主席给我们讲战略，那是世界级大师；林彪讲战役，要是卖门票，全世界的军事专家都会来买。」
正如陈士榘所言，当时抗大的军事讲师「金三角」阵容堪称绝对的豪华。主席讲授战略学，经常结合红军经历过的战例具体分析，不脱离实战，却又敢大胆设想，极受学员们欢迎。
比如讲到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时，主席就强调敌人对苏区发动大规模立体攻势，目的就是寻求红军主力进行战略决战。这个时候红军最正确的选择应该是避实就虚，主动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去到敌人兵力最为空虚的后方发展，积蓄力量。但红军的军事顾问李德在当时却坚持「御敌于国门之外」，寄希望人数火力全面处于劣势的红军用阵地战去挡住敌人的飞机大炮，最终导致了数万红军血染湘江，这是极大的错误。
从井冈山的星星之火到江西八万劲旅，再到遭遇失败后被迫开始长征，所有的红军指战员都经历一场大起大落的人生历程，中国革命也经历一次战略上极端碰撞。在遵义会议上，主席说服了红军的核心领导集体接受自己的战略思想。在抗大，主席更是用自己高超的战略讲解说服了这些未来的红军指挥员们。让红军从上至下的拥有同样的战略理解，正是抗大最为神奇的地方。
而抗大另一个神奇之处，在于讲解战术学的那位老师，正是主席的「老对头」德国顾问李德。李德打仗是典型的「军事教条主义」，不懂得分析中国国情，照搬军事课本上的条条框框，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但在战术上，李德却也有过人之处。他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是正牌的军事科班生，单纯的军事理论水平过硬。
在遵义会议后，李德的军事指挥权被解除，继续跟随红军长征。经过长征的实践验证，此时的李德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观念，并打心底里佩服主席在战略上的高明。担任抗大老师是李德来到中国后的第二份正式职务，让一个外国的军事顾问全职教授战术，在当时也算是最高级别的规格了。
抗大「金三角」的最后一位，则是担任校长兼战役学老师的林彪。当时的林彪年仅29岁，却已经是红一军团的军团长，威望很高。让这位黄埔军校毕业的年轻军事家担任抗大校长，承担起培养军政人才的重担，足以看出主席对他的信任和期望。
林彪打仗喜欢研究新战术，强调指挥员要根据地形地势设计战法，不打猛冲猛打的莽撞仗。在讲课时，林彪也是注重讲解系统性的攻击套路。抗大的学员们就曾评价到：
「林彪讲课深入浅出，一场战役如何布阵，攻击何时展开，首尾如何呼应，没有一点废话」
杨成武上将后来还特意写过一篇【林彪军团长教我怎样当师长】的文章，里面详细记录这样一段情景：
林彪一摆手，叫来几个战士，给他们编号为甲、乙、丙、丁。然后他让战士甲站在院子中间，说这是守城的敌人；战士乙端着枪从左边向甲跑去，卧倒成战斗姿态，说这叫左翼迂回。
接着又命令战士丙做了右翼迂回，战士丁从正面进攻的准备姿态。林彪挥动双臂从两侧向中间合抱，说乙和丙的动作叫迂回包围。说完，收回两臂，右手并拢五指，猛然向正前方一插，说丁的动作叫中间突破。」最后，林彪环视了一下看得入神的红军指战员们，问道「明白了吗？」
红军将领除了黄埔和讲武堂那一批外，其余的大多都是农民、工人出身，从战士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原先都不懂什么是包抄、迂回、围点打援。但是林彪用四个战士，几个手势就上演了一出精彩的战术教学课，或者说是别出心裁的沙盘演练，让那些大字不识的指战员们都是一看就明白，甚至有人情不自禁地感慨到「原来当年打仗绕来绕去的叫迂回啊？我还以为首长们在瞎搞呢。」
除了这些「大牌」的军事课老师，抗大的学员也都是来头不小。1936年征召的第一批学员更是称得上是真正的「三高」。
（一） 军衔高。抗大一期学员38人，全部来自红一方面军和十五兵团的师以上干部，1955年授衔时最低军衔都是中将，其中就包括罗荣桓、罗瑞卿、谭政、杨成武、刘亚楼、张爱萍这些威震国内外的名将，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将军科」
（二） 伤病率高。第一批学员当时平均年龄27岁，都经历过长征，参加或指挥过大小战役数十场，人均枪伤3处。
（三） 悬赏高。如果把蒋介石对这些将军们的悬赏金额加在一起，总数超过200万银元。
1937年1月19日，抗大搬迁至延安，同时迎来第二批干部学员，其中大部分都是四方面军干部。而也正是抗大的第二期，发生了著名的「出走事件」。
因为长征中的「路线问题」，四方面军的将领在抗大学习的同时，也遭受了不同程度上的审查和批评，这也让很多红军将领心中产生了不满的情绪。
许世友是四方面军的一员骁将，生性直率，打仗喜欢身先士卒，曾直言自己是「专职的敢死队长」。进入抗大学习后，许世友对一些人乱扣帽子的行为暴跳如雷，甚至联合了30多位四方面军的干部学员，想要偷偷溜回四川去打游击。
事情被揭发后，许世友等人被关了禁闭，等候处理。主席在了解过具体情况后，也是亲自到关押许世友的窑洞中，和他促膝长谈，化解他心中的误解和困惑，并鼓励这位犯了错误的学员：
「你许世友如果是条汉子，就应该从跌倒的地方爬起来，抡圆大刀片，再干一番事业！」
主席礼贤下士，逐一走访了受到牵连的学员，以他的胸襟和风度感化了这些饱受委屈的将军，并免除或者减轻了抗大对他们的处罚。那些在高压下桀骜不驯的热血男儿，终于解开了心结，纷纷流泪表示「一生跟着主席走！」
洪学智、许世友、王建安，这些抗大二期的「问题学员」，在经历这一次的风波之后，得到了一次彻底的转变，成为了信仰最为坚定的一批共和国战将。
抗大建校共9年，招收了8期学员，培养了20多万优秀的军政干部，被誉为「烽火熔炉」和「将星摇篮」。在这里，走出了共和国数百位开国元勋，走出一批又一批的红色指战员，这是这个国家真正的第一名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