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埃尔萨·简·吉莉，是第一位长期在中国居住，并详细记录观感的西方妇女。
她于1845年春天抵达香港，当年稍晚，嫁给了资深传教士兼美国政府传译裨治文（Elijah Bridgman）。接下来二十年，她大都随夫待在中国，不是在广东，就是在上海。她的第一本书【中国女儿】（Daughters of China），于1853年在美国出版。
刚开始，她觉得妇女和男性一样，只谈一些「空洞内容」。但是随着语言能力增强，她开始突破她们的藩篱，她们的态度也变得「信赖又热情」，谈话时更表现得「活泼、轻快」。她概括的早期印象如下：
……当中国妇女发现自己居然和一位同性的外国女人有共鸣时，她的眼睛会发亮，整个人也轻快起来。但那不同于知识分子散发的智慧光芒，因为，哎呀!她是不配读书识字所需花费的那些时间、金钱和精神的。然而 中国妇女自有其灵性；她们心底有一股活泉，在必要的时候就会汩汩流出母爱和姊妹之情。
她并坦白指出，她们也有阴暗的一面，但是那得归咎于她们的信仰，而非本性：
……罪恶之泉也同时存在，究其原因则既深又广。她们的暴躁脾气经常在家中一发不可收拾，而且由于崇拜偶像，使她迷信祭坛上的诸神，以保佑下一代。
，埃尔萨·简没有遵循前人传统——只在服装、头发、双足等外貌上打转。她也没有落入窠臼——将中国妇女塑造成十八世纪小说中两种常见的人物。其中一种以伏尔泰小说中的伊达最具代表性，不仅贞洁，而且勇气十足，连成吉思汗的心都可以融化；另一种典型的中国妇女，则被塑造成拥有一身傲骨，并且不信任所有的男人。
她尽力引导与她交谈的中国妇女畅所欲言。在她的话题中，必包括自己的年龄及子女状况，此外就是服装及发饰，接下来则是她的「天足」。以上每一个话题，自然而然都可以引出中国妇女对类似问题的看法。她还会谈到一连串有关家庭与宗教的问题，有时候甚至提到杀婴、女弃婴等晦暗问题。
她笔下的急于学好中文的传教士，深为语言所苦，那是因为他们妄想在短时间内达到很高的学识水准之故：
有几个人健康大受影响，身体甚至完全垮掉了。在到达东方的头一两年，他们闭门苦学中文，但是如果连受挫折，他们往往就会像着了魔一样，整日只知枯坐读书。许多人因为心灰意懒，开始生病，或者只好整装回国。
在1846年炽热7月底的一天，她在广州城外租了一艘船去郊外，这段经历使她有机会以生动文字将一股在中国暗涌的伏流记录下来。
刚开始，中国人态度自然亲切，使这一小群游客完全放松戒备。他们虽然知道，近来附近曾发生过西方商人和当地中国居民的武装冲突，并造成数人死亡，他们仍然逮到机会就上岸，「散发传单和圣经」。
其他时间他们就靠在船舱躺椅上，透过摇来晃去的软百叶窗看着外头漂过的乡村景色。就这样走了大约四里，他们转入一条小河，并找到一个很容易停泊的地方。
我们上了一个小山丘，走近一座农舍；小屋虽然残破，屋里穷困的女人却十分好客。她准备了简便午餐，搬出最好的破板条凳，央求我们在桌边坐下喝点茶。她的态度迷人，因为她的客气似乎真正发自内心，我们正在品茶时，一群人聚拢过来围观我们。我的服装特别引他们注目，我将帽子取下，好让他们看清我的发型；他们看来可敬，我很愿意满足他们的好奇。
我们上船继续航行，仍然沿着小溪走。过了一座桥，来到一个村庄，夕阳逐渐下山，灌木丛在水上拉出长长的影子，似乎告诉我们，夜晚要降临了。那是个暖和的夏日，我脱下帽子，走到甲板上，享受凉风。我上去没一会，志平就告诉我：「你最好进来，岸上那些人是坏人。」
我听到由一群男孩和其他一些人发出的吵闹声，立刻又听到小石子打在船身上的声音。志平警戒起来，关上了百叶窗；丢过来的小石子力量更大了。岸上的群众情绪亢奋，简直像暴民一样；泥巴块、较大的石块陆续飞来；我们将所有派得上用场的东西都拿出来支撑窗户……
两名船夫不幸受了伤，我拿出手帕，沾了些冷水为他们止血；石子像暴风雨般不断袭来；我们的百叶窗开始破损，我们也相信自己随时都可能被不断袭来的石头击倒。
一个面目狰狞的人跳入水里，抢走了船桨。两三个船夫吓得弃船而逃。我们正逆流而行，要离开小溪，还得先穿过一座桥。有一个大约十七岁的年轻人，坚毅地守在船首他的位置上。暴民齐集桥上，当船自桥下通过时，他们推下一块大石头，试图将船弄沉，或是砸死任何砸得到的人。石头打到一根船梁，船梁因此裂开，但是没有人受伤。我们破船上的年轻英雄挪过大石，坐于其上，继续全力摇桨……
我们抵达下船处时，几乎已经天黑。狼狈惊恐中，一个小时飞也般地过去了。我的衣服上沾满受伤船夫的鲜血，其他人则满身泥污，但是我们一根头发都未受到损害。
我们将那块欲置我们于死地的石头带回家，称一称，竟有将近一百磅重。
100年前中国女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