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六大军区领导开会：毛主席旁敲侧击，谁不讲规矩就拿他开刀
新中国刚刚建立时，毛泽东曾发表过一句名言：「我们此次进京赶考，绝不会像李自成一样。」这句话表明毛主席总是能够深谋远虑，站在时代前沿，以最坏的情况来警示党内同志。
当时，中国北方基本上已经平定，但西南、西藏、新疆等地仍未被统一。
当务之急是向全国进军，但毛主席却在六大军区负责人面前发表了严厉的警告。
在军委会议上，毛泽东严肃地对六大军区的负责人说：「你们必须守规矩，听从指挥，否则我就会对你们采取严厉措施。」
这番话让六个军区负责人无人敢有所动，纷纷屏息凝神。
毛泽东精通【资治通鉴】，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了如指掌。他清楚地知道，每当一个王朝建立之初，总是一片欣欣向荣。
然而，军队夺取的政权往往会导致骄兵悍将的出现，这是历史的规律。尽管这些人可能个人行为端正，但周围的利益集团往往会为了权力、地位、名誉、财富而诱导军区负责人走上不归路。
为了避免历史的重演，避免悲剧再次上演，必须对这些人进行警告。
与此同时，对军区负责人的警告也有助于军队职能的转变。
1949年11月29日至30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主要讨论了政府财政收入问题。
在支出方面，预计要养活的公职人员有900万人，其中军队人数就占了570万人。
国家建设支出占24%，而军费支出却高达38.8%。
可见，军事开支占据了主要支出，不利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正常发展。
毛泽东在会上还表示：「请各位与会者将预算草案带回去，让各地区、各军区负责人仔细研究。如果不能站在全局的角度思考问题，就很难做好工作。」
当时，毛泽东开始思考削减军队编制人数的问题。如果能将军队规模减至300万人，甚至250万人，情况就会好转。
这样一来，「飞鸟尽，良弓藏」就能变成「飞鸟尽，良弓变」，让更多人参与社会生产。
为此，毛泽东提前向六大军区负责人发出了通知，让他们有所准备。
六大军区是解放战争时期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包括东北军区、华东军区、华北军区、中南军区、西南军区、西北军区。
这些军区的成立日期各不相同。例如，东北军区于1945年10月9日成立，华东军区稍晚一些，是在1947年1月21日成立的。
到了1949年，随着东北地区形势的稳定，军队的任务也从作战转向了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和国家建设，东北军区的领导也发生了变化。
在全国解放战争中，各军区的成立都是根据战局的需要和地区的情况而定。例如，中南军区是由华中地区的四野和中原军区合并而成的。
军区的重组不仅是为了更好地指挥作战，也是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避免地方权力过大而削弱中央的统一领导。
随着时代的变迁，人民解放军的任务也发生了转变，从革命战争向国防建设转变。因此，军队的规模也需要相应地调整。
1950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对军队进行精简整编，以减轻国家财政负担。在此背景下，人民解放军总兵力达到了530多万，因此中央决定实行精简整编，以更好地适应新时代的需要。
在回忆起当时情景时，聂荣臻感慨万分地说道：
「我们参考了多国的编制经验，最终确定了一个方案：以师为基本独立单位，保留军队的指挥结构，取消兵团和野战军的机构。部分兵团机构被调整用于建立海军和空军的直属机关，整编后的军队和师级单位归属各大军区直接指挥。」
1950年10月1日，正值建国一周年，中央军委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军陆军部队暂行编制表】，根据「三三制」原则，设置了一级军区、二级军区和少数三级军区领导军队和师级单位，同时将四大野战军与所在大军区合并，共设立了六大军区。
六大军区下设二级军区18个，三级军区24个，以及军分区192个。
需要注意的是，一级军区与野战军同级，二级军区为兵团级，三级军区为军级，军分区为师级。
此外，一级军区与中央局、各大行政区保持一致，而二级军区与大部分三级军区并列关系（除了隶属于二级军区的三级军区外），仅在级别上有所区别。
然而，精简整编计划因朝鲜战争的爆发而被迫搁置。
到了1952年，中美双方均不愿在朝鲜半岛持续冲突，停战的可能性逐渐增加。
军委因此有了更多的空间来执行之前搁置的计划。
1952年1月5日，军委发布了【军事整编计划】，进一步明确了六大军区的编制，其中包括：军分区以上的各级军官总数为112.4万人，整编后仅为38万余人。
六大军区的机关结构保持不变，二级军区减少为6个（山东、福建、华南、云南、西藏、新疆），省军区则增至32个，军分区增至203个。
二级军区数量的减少以及省军区的出现标志着人民解放军军区体制开始从三级军区、军分区向军区、省军分区和军分区的过渡，从而削弱了地方的权力，使其变为独立的省级单位。
然而，六大军区的体制很快就因朝鲜战争而发生了改变。五六十年代是冷战的高峰期，军委判断帝国主义可能会采取核武器进行不宣而战的闪击，因此根据野战军作战地域的划分，六大战区显然不再适合新时代战争的需要。
此外，朝鲜战争停战后，中国国土军事防御的方向和任务发生了变化，防御重心由东北转向东南地区，因此军区设置也需要相应调整。
为了解决军区调整改革的问题，军委高层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陈毅认为：「保留军区机构是必要的，取消将犯历史性错误，但需要进行精简和调整，以提高质量。」
彭德怀则认为：「大军区的划分应根据作战计划，从未来的作战区域建立一级军区（战时为方面军），二级军区（战时即集团军）。」
1954年2月，中央军委颁布了【军区领导机关编制表】，规定一级军区机关下设司令部、政治部、后方勤务部、财务部、军法处、军区直属政治部。
然而，这些改革措施并不足以解决问题。12月初，各大军区领导和总参谋长粟裕讨论后认为，应撤销六大军区，加强军委机关，并以短小精悍的机构担负指挥任务。
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粟裕提出了几个方案，经过讨论，选出了最合理的一个方案：将六个大军区改划为十二个军区，包括东北、华北、西北、中南、西南六个一级军区和福建、山东、云南、西藏、新疆五个二级军区，统一编为沈阳、北京、济南、南京、广州、武汉、成都、昆明、兰州、新疆、内蒙古、西藏十二个大军区。
改革后，军区的主要职能限定于国防和军队建设，不再担负作战和建设的双重职能。这意味着权力被实质性削弱，各军区将领在战时也不再拥有领兵作战的指挥权，而是交由中央军委统一指挥。
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军区体制下，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满足了「守疆卫土」的需要，发挥了一定作用。
然而，随着战争形态、作战样式和制胜条件的变化，传统军区体制逐渐不适应日益发展的信息化战争要求。
因此，在十八大之后，为了实现强军目标，解决联合作战指挥难题，军委将传统的军区体制改为战区体制，并构建了「平战一体，专司主营」的联合指挥机构，打破了军区独立山头的格局，巩固了军委的指挥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