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批特赦战犯，选择回台湾的十人现在有着怎样的归宿？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面对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彼时全国上下一片欢欣鼓舞，洋溢着喜庆的气氛。在这热闹的烘托之下，有一些人的心情就异常沉重了。
这些人就是战争中被俘的罪犯。面对新中国的成立，他们心中激荡的不是兴奋，更多的是惶恐不安，不知今后自己的命运将是何走向。
但是后来历史表明，新中国有着他国不能比拟的大国风范，从1956年中国首次释放日本战犯，到后来的1959年首次特赦国内的战争战犯，再到1975年最后一批国民党战犯特赦完毕。中间陆陆续续对国内战犯一共实施了七次的释放，其中包括很多当年的一些国民党高级将领。
在最后的一次国民党战犯特赦中，绝大多数人都选择留在了大陆继续生活，但是也有十位选择回到台湾，与自己多年未见的家人好友团聚。
回到台湾的这十个人究竟最后怎么样了呢？今天老闫就来带大家了解一下。正题开始之前，新来的朋友别忘了点点关注，这样既方便回顾往期内容，又不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中国首次释放日本战犯和国内战犯
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在战犯的问题上，毛主席就秉持着进行改造的原则。强调对于中国境内关押的战犯，要不伤一人，不杀一人，不跑一人，在进行成功改造之后分批释放。共产党内部有很多人其实对于毛主席的这项原则不能理解，毕竟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像毛主席一样有着宽阔的胸襟，将领风范。
尤其是在面对日本战犯的问题上，那可是隔着家国之恨。但是站在长远发展的角度上，为了新中国更好的发展，在国际舞台上有着更好的表现，有些仇恨就只能选择放下。
于是在1956年，对于中国境内关押的第一批改造之后表现良好的日本战犯，中国政府选择了释放。共计是355名日本战犯从天津乘船回到了日本。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释放战争罪犯，还是这些曾经给中华民族带来过巨大伤害和耻辱的日本战犯。
这一消息一经传出，全世界都为之震惊。新中国宽容的大国风范被世人们所称赞。另外，其余在监狱里的战犯们也纷纷被这一消息触动。事实上，他们对自己犯下的罪行都心知肚明，一清二楚。所以很多人从来都没想过自己还能活着出去，更别说是回到自己的家乡和家人团聚了。但是如今中国的举动让他们心中又燃起了希望，也决心好好改造。
1959年，新中国第二次进行战犯特赦，这次的对象是第一批改造成功的国内战犯。万事开头难，相比于第一次，这一次的释放就顺利很多，民众在心理上的接受也就更容易了些。
当时的新中国经济各方面也都逐步地稳定下来了，能够更加从容处置战犯问题。再加上国内战犯很多都是国民党高官，在此之前很少有和人民群众有过直接的接触，不像那些土匪恶霸，所以在百姓的心里对其没有太多的憎恶和反感。
另外早在1956年，中共中央正式确立了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在这种情况之下，想要通过和平的手段来实现战线的统一，将敌人孤立瓦解，这些战犯的处置就显得十分重要。
这些被关押的战犯都是曾经在国民党中有着很高的地位，虽然如今被俘，但是其亲信、部下等等都还在国民党系统中，在台湾地区仍然是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如果为了图一时痛快，将其杀掉则会起到很多的消极作用。
但如果适时地将改造之后表现还可以的战犯分批次释放，势必会对很多人日后的选择产生影响。
在这第一批战犯特赦名单里，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杜聿明。杜聿明曾经是黄埔军校的第一期将领，在国民党中那是绝对的权高位重，曾经是淮海战役国民党方面的实际指挥官。
1949年1月在陈官庄，杜聿明率领的徐州剿总主力部队被全部歼灭，自己伪装逃跑。但在潜逃途中被华东野战军俘虏，此后在「功德林」监狱里度过了十年的时光。
杜聿明在刚开始被俘的那段时间，还是一个「硬骨头」，甚至拒绝了陈毅元帅会见的命令。但是随着杜聿明在改造期间治好了一身伤病，他的思想也开始发生了一系列的转变。杜聿明早年间在国民党任职期间，可谓是鞠躬尽瘁，这也使得他落下了一身的毛病，胃病、肺病等等都是极其严重，饱受疾病的侵扰。
在杜聿明在国民党当职的期间，虽然是手里握着实权，但是在国民党系统中哪有体贴一说，所以当时蒋介石并没有出资给杜聿明治病。
后来在改造期间，杜聿明治病的很多药也都是从香港花重金买来的，都是美国进口药，对于当时的新中国来说，这无疑是一笔巨款。
也明白了爱财的蒋介石为什么不会出资给杜聿明治病了。共产党如此的大度和关怀是杜聿明之前没有料到的，杜聿明也不是那种不知感恩之人，在后来的病好之后，杜聿明就曾经说过，共产党就是他的再生父母。如果当时不是共产党花重金将杜聿明的一身伤病医治好，杜聿明也许根本就等不到特赦的那一天，更别说后来活到77岁的高龄了。
后来特赦第一批国内战犯的时候，杜聿明位于榜单之首令很多人都感到吃惊，毕竟他曾经是重要的反革命分子。但是中央在考虑是否可以特赦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就是改造成果，而不是看重曾经的官职。
在特赦之后，杜聿明选择留在了北京，和溥仪一起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每个月领着100元的高工资，另外还能享受公房的待遇。改头换面的杜聿明后来又为新中国做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劝自己的女婿回国。
在他特赦的第二天，杜聿明就给远在美国的妻子寄去了一封信，在信中杜聿明写到想要妻子回国同自己一起生活，另外他得知自己的大女儿已经完婚，而结婚对象正是著名的物理学家杨振宁。不久之后，杨振宁获得了诺贝尔奖，杜聿明写信表示庆贺，同时又隐晦地向其传输一些「政治问题」。
可以说后来杨振宁做出回国的决定，和杜聿明在中间的劝告离不开关系。
最后一次特赦全部释放
紧接着，对第二批的45名国民党战犯、4名伪满战犯和1名伪蒙战犯进行了特赦。在这四十五名获得特赦的国民党战犯中，有范汉杰、李仙洲等不少曾经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人物；
后对61名国民党战犯和7名伪满战犯进行了特赦，廖耀湘和杜建时等人的名字出现在了第三批特赦名单中；
第四批特设战犯有国民党战犯30名，1名伪满战犯和1名伪蒙战犯。在后来的1964年到1966年，又先后特赦了共计53人的第五批战犯和共计57人的第六批战犯。
至此，一共有296名国内战犯经改造完成后被释放，开启了自己的新生活。
在第六批战犯之后，战犯特设工作就停止了。从1966年到1971年这五年间，在东北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的尚未被批准释放的国内战犯，不仅没有因为改造情况得到审理或者释放，而且陆陆续续有一些人因为身体状况病逝或老去，在种种情况之下，周总理也是对这批战犯的处置问题感到焦虑，并且多次针对战犯改造问题进行了批示，要求做好工作。
一直到1974年的12月，公安部向中央提交了【关于第七批特赦问题的报告】，在周总理审阅之后，又送到了杭州给毛主席过目。
对此毛主席做出长篇批示：在释放战犯的时候，要给他们开欢送会，多吃点鱼、肉，还要给每人发一百的零用钱。另外还强调「每个人都有公民权，不要强迫改造」，说到：「都放了算了」。
在毛主席的指示下，中共中央决定将全部战犯释放。由当时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的华国锋来负责执行相关工作。随后华国锋召集了「四长会议」，省公安局局长、统战部长、法院院长和民政局长分别出席，部署了特赦工作。
最后确定了特赦战犯共293名，并表示每个人都给到了公民权，有能力的安排工作，有病的治病，享受干部待遇公费治疗，不能工作的负责养，愿意回台湾的支持回台湾，给足路费，去了之后想回来的，我们也随时欢迎。
3月19日，特设战犯们收到了最高人民法院颁发的释放通知书。在抚顺、西安、北京和济南同时举行了特赦仪式。3月23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叶剑英、华国锋等人接见了第七批获得特赦的战犯，其中包括黄维、李九思、陈士章等人。在谈话过程中，这些战犯们一再的对共产党的宽容表示了自己的感激之情。
在这些293名战犯中，有280多名提出想留在大陆生活，随即毛主席便给他们安排了工作，住所等，生活的方方面面也都是考虑的很周到。另外还有十个人选择回到台湾。
在这十个人当中，除了蔡省三是去寻找旧友，其他几人都是想要回去探亲。在这几十年的监狱生活中，能够再次见到自己的家人是他们活下来的动力，所以在再一次重获自由的时候，他们表现出来的也都是对家人的思念。
在当时两岸关系还是有些紧张的情况下，选择回去台湾的这十个人在当时受到了很大的关注。在他们临走前，中央在北京一个著名的烤鸭店为他们举办了欢送会，并向他们再次强调不要有心理负担，回去和家人好好团聚好好生活。
4月13日，以张铁石为首的十个人正式乘坐飞机离京启程，飞机在广州落地，然后十人再乘坐特快抵达深圳。在到达深圳之后，每人又领取了2000元的港币和一套新的制服，以及一人一张往返的通行证。
这张通行证有着半年的有效期，在半年之内他们随时都可以办理入境签证的手续。4月14日下午，这十位特赦人员跨过罗湖桥进入了香港，在桥边向一路帮助他们的工作人员挥手表示感谢。
他们刚踏上香港的土地，就立刻涌来了很多记者，将他们围在中间，争着想要采访他们。在他们从罗湖坐车前往九龙的路途中，记者们将过道车道等都挤得水泄不通。次日，全香港的各路媒体都在争相报道这些人的返台消息，对中国共产党的做法表示赞许，对大陆和台湾的进一步发展关系表示看好。
台湾方面的做法
但是得知他们到达香港之后，台湾当局与媒体记者们态度截然相反。不仅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欢迎，反而透露出来了些许冷漠。这十位特赦人员，无论是从当年他们在国民党内部的军衔讲，还是在关押前为国民党的付出讲，都是理应称得上有功之人。
但是当他们到达香港七天之后，台湾当局仍然是没有任何欢迎的表示。在那个时候，蒋介石的病故使得台湾当局面临着一些调整。在这个敏感的时候，这些人的到来不免让台湾方面有些遐想。他们猜测这十位特赦人员一定是带了些特殊的任务前来。
对此，台湾方面表示，为了避免「特务」和「间谍」的入侵，台湾政府拒绝他们的入境请求。并表示如果一定要回台湾，只能以难民的名义向救济会提出申请。
这一无理的要求当然是遭到了这十人的抗拒。虽然现在是特赦战犯的身份，但在当年可都是国民党中的领导人物，台湾当局的冷漠态度，让他们不禁反思自己当年效忠国民党究竟是不是正确的选择？
台湾当局的态度已经十分明显，虽然感觉到愤怒，但也是无可奈何。
双方胶着了一个月之后，无论是在国际舆论的压迫下，还是本国国民的劝说下，都没能扭转台湾当局的态度。最后，这十人只能暂时留在香港。值得庆幸的是，其中有几个人已经和家里人取得了联系，甚至的家属从台湾来到了香港，双方时隔多年见了面。
但是不幸的是张铁石因为感觉回到台湾和家人团聚的希望渺茫，在住处选择了自杀。这使得其余几人也都断绝了回台湾的念头。
其中陈士章、段克文、周养浩和王秉钺四个人选择去到了美国定居，蔡省三和王云沛选择先暂居香港，静观其变。剩余的赵一雪、杨南村和张海商三人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决定重新回到大陆。
回去之后，张海商被政府安排到了其老家武汉，担任湖北省的政协委员。赵一雪去到了上海，杨南村回了自己成都老家，担任四川省的政协委员一职。
张铁石的骨灰在一些爱心人士的帮助下，最终被送回了台湾，由家人安葬，也算是圆了临走前的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