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月底从延安动身，这一路上，又是坐船又是坐车还得徒步，累得灰头土脸，疲惫不堪，等到了一支队司令部的时候，已经是初秋啦。我们被安排在竹箦桥附近的茅草屋里歇着好些天，等着首长接见，给安排工作。
虽说累得不行，可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好，还老是失眠。在延安那会儿天天盼着能早点上战场杀敌，如今真到了抗战敌后前线，马上就要上战场了，莫名的紧张缠着我。夜里，躺在竹榻上，望着天空，听着秋风把竹子吹得呼呼响，心里乱得很。就我之前的经历，搞学运、工运，做地下工作，还有狱中斗争……一场仗都没打过。面对敌后复杂的政治军事斗争状况，以前那一套根本用不上，我能做啥呢？心里完全没底。听说陈毅老总还要亲自接见我，给我分配工作，心里更是七上八下的。陈毅在北伐和红军时期就是战功赫赫的将领，也是新四军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在党内军内威望极高，听说还特别严厉。他会跟我这个学生兵讲啥，会让我干啥，我啥都不会呀。
一天大清早，我起得特早，在那坐着发呆。有个披着黄呢日本军大衣的同志进来了，这人脸膛黑红，眉眼里透着一股英气，我还以为是要领我去见陈老总呢，赶紧就站起来了。他笑着问：「你是惠浴宇？——我是陈毅。」把我给慌得呀，又找凳子又想敬礼，都不知道先干啥好了。他拽着我就坐在竹榻上，亲切地唠起嗑来。没几句话，我那紧张拘束的劲儿就全没了。他那和蔼又睿智的目光，一下子就把我的心给抓住了。他听出我是苏北口音，高兴地笑了，说道：「苏北人好！」我都不知道好在哪，就跟着他傻乐。他突然严肃起来，上下打量着我说：「行，就派你去江北，跟韩德勤对着干！」我还当他开玩笑呢，就回了句：「行，我就去给他抓。」
他摇摇头：「不是让他抓你，也不是让你抓他，你去苏北组织武装力量，把他这个顽固派挤走，咱们好在苏北抗日。」我瞧他越讲越严肃，心里一急，脱口就说：「韩德勤自称有十万大军，少说实打实的也有七八万，我哪有那能耐对付他？单枪匹马的，这不是去送死嘛！」刚说完，我就觉得不妥，头回见面，就在首长跟前讲这种丧气话，首长该不会把我当成胆小鬼吧？我们几个新同志簇拥着陈老总走到屋外，围在他身旁。
十月小阳春，暖风轻轻吹在脸上，陈老总滔滔不绝地说着，从党中央「向敌后发展」的指示精神，讲到新四军开辟苏中的战略前景……我心里明白，这些可都是机密的军国大事，特别感激他能信任我们这些刚认识的学生兵。他自个儿掏腰包派人买了半筐烤红薯，说道：「今天我做东，欢迎你们来敌后抗日。」大家就这么边剥红薯边接着聊。他向我们打听延安的状况，问我们延安现在都唱啥新歌？我不会唱歌，吕镇中唱了几首，陈老总拍手称赞，一句一句跟着吕镇中学。我们也跟着起哄，一直到太阳往西偏。陈老总走了以后，我们都特别感叹，原来陈老总这么和蔼可亲。
第二天，他再次把我叫去谈了好久，详细地询问苏北的各类状况还有我在苏北的社会关系，剖析苏北的抗战局势，安排建党的工作。他给我鼓劲：「你们在苏北关系广、情况熟，开展统战工作有优势，你有特别的便利条件，能干出一番事业！当然啦，不是让你立刻过江，也不是让你一个人去。来了之后，先把情况摸清楚，学一学行军打仗的本领……」
一顿山芋宴，一番长谈，教咱们政策策略，让咱们明白当下的形势和任务，给咱们鼓足勇气、增添信心，工作也都安排妥当了。这工作方法多巧妙灵活呀，这首长多好啊！我一下子开窍了，接着又暗自感到幸运：要是碰到个武断些的首长，一见面我就把顾虑和惶惑表现出来，他把任务交给别人，那我就只能在江南的茅草屋里长毛了。
陈老总骑着大青骡子，让咱们随军行动。咱们这一帮学生兵跟在他身边，听他结合实际状况，讲解军事知识。他给咱们打气：「你们这些小知识分子啊，就是想得太多，啥本事都不是生来就有的，会打仗也不是娘胎里带来的！我参军那会，朱老总还问我这个留法的洋学生会不会打仗？当时我确实不会打仗。我打仗的本事也是在实践里练出来的！」
几个星期以后，我被派到挺进纵队四支队去当大队指导员。那时候的「挺纵」是挺特别的一支部队，司令员是管文蔚同志。管文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入了党，后来被捕坐牢，辗转到苏州反省院，党组织关系就没了。抗战爆发他出狱后，回到家乡丹阳，趁着抗战刚开始乱糟糟的，自己拉起一支大概一千多人的队伍。这队伍人员成分可杂了，有抗日青年、贫苦农民、爱国军人，也有些流氓地痞、败兵土匪，甚至还有特务汉奸。新四军挺进江南后，管文蔚找陈老总，请求恢复党籍，还想让改编他的部队。陈老总向党中央请示，答应了他的要求，把这支部队改成挺进纵队，陆续派进去党员干部，建立党组织，依照党的建军原则来改造部队。
1938 年秋天，陈老总让管文蔚派二支队先过江，把江北的三江营、大桥一带给控制住。谁知道二支队司令方钧过江后，就搞起了分裂，不听「挺纵」的命令，自己说自己是「长江九省游击总指挥部」的总指挥。没过多久，又成立了三支队，选了跟方钧有老交情的韦永义当司令，我当政治主任，吕镇中当副主任，号称有三个大队，七大队大队长是焦勇，后来在曹甸战役里牺牲了；八大队大队长是韦石如，在大桥反「扫荡」斗争中牺牲，指导员是郑竹波；九大队大队长是谢惠成；支队的军需主任（后来还兼任大港税务监督）是孙更舵。韦永义在方钧倒霉的时候收留过他，方钧同意三支队北渡到江都县大桥一带，但是不让进大桥镇活动，也不给枪弹和给养，把咱们的活动限制在大桥周围的农村，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这么小的范围里。咱们的驻地是个叫花家荡的小村子。
三支队号称有三个大队，实际上连三百人都没有，既没被服，也没粮草，穿着长袍短套，啥样都有，武器更是差得不行。就在这占据着弹丸之地、困难多多的情况下，我们开办了长江军政学校，用来培养教育那些进步青年，开展统战方面的工作，积极发展党员，开始着手建党的事儿。
孙更舵这个军需主任那叫一个穷，啥都没有。三支队一过江，两三百人的队伍加上来投奔的年轻人都得吃饭，去江南指挥部要钱要粮根本不可能，只能自己想办法。他跟着我去拜访大桥的商会会长袁希伯，还有新老洲的地主樊阳太等人，袁希伯、樊阳太帮着我们赶紧筹钱，先把眼前的难关渡过去。后来再有紧急筹款的事儿，老是找他们，每次他们不是自己掏腰包，就是帮忙筹款，都能把问题解决了。袁希伯先是提议我们征收税收，后来又提议征收田赋。他讲，你们不征，那些专门打着抗日幌子乱来的军队（指国民党顽固派）也会征，干嘛便宜他们？孙更舵这个税务监督，天天背着个布袋子去收税，虽说收的钱不多，但总比没有强，补贴日常军需开销，还挺有用。
樊阳太在新老洲有不少田产，是当地挺有声望的一位绅士。他帮着咱们征收蚕税，组织救亡捐款，后来成了咱们江北江南交通线上的关键一环。
进步青年王秉华的侄子王若愚，这人既是顽固的乡长，又是大地主。经过咱们做工作，他说愿意支持咱们抗日，从他家拿出一些，还以乡长的名义筹集一些。咱们刚过江的前三个月，吃的用的，全被他、袁希伯、樊阳太等几位开明士绅给包了。
王秉华陪着我先把大桥那一片熟悉了，当时那儿叫「三桥二荡」，就是吴家桥、网子桥、三墩桥、焦家荡、花家荡。活动的范围慢慢变大，影响也传得更广，靠这个广泛联系苏北各个阶层的人，吸纳爱国青年，让抗日队伍壮大起来。有一回，我在网子桥那一带活动，一个挺瘦的年轻人从泰州来找我，我问他咋知道我在这儿的？他说，是季恺告诉他的。季恺跟我是一起坐过牢的难友，出狱后在泰州李明扬那里当联络参谋。他还说，他跟季恺是如皋老乡。
当时，我跟季恺有了联系。有个叫俞铭璜的青年，1937 年在五战区李宗仁部驻地璜川秘密入了党。台儿庄战役结束，国民党撤退，他不想逃到大后方，回到了江苏，在泰州办青年读书会，把进步青年组织起来，还积极找党组织。我急需一大批有点水平的干部，可他的情况，跟我在延安碰到的一样——一时找不到能证明他党籍的人。我就用在延安的法子，劝他先重新入党，等以后找到证明人再说。没想到他很干脆就答应了。他说能找到党组织可太高兴了，就盼着能早点在党的领导下工作。我给他介绍，重新补办了入党手续。
咱们办的长江军政学校，搞了好几期党员的学习班，用来培养抗日骨干。江都、泰兴、泰州、靖江、高邮、如皋、扬中、扬州这些地方都有抗日青年跑来报名参加训练，有不少积极分子被一批批秘密发展成了党员。
1939 年春天，咱成立了党的江都工委，由陈扬负责。吕镇中去了高邮湖西爱国青年陈文领导的三路二团，还派金求真去泰兴陈玉生的部队，并且成立了泰兴工委，又让俞铭璜到泰县那一带活动，建立了泰县工委。这三个县的工委陆续成立的时候，积极又谨慎地让大批抗日青年加入了党。就像俞铭璜在郭村办了一期训练班，一下子就发展了十几个党员。吴仲邨、周邮、蔡公正、蔡公杰、黄云祥、谢克西、盛坚夫、戴为然、李健、王秉华、汤池、严洛平等一大群同志都是在那个时候入的党，给苏中建党工作打下了基础，也为我党在苏中地区的大发展做好了重要的干部准备。
许家屯拿了当时在淮南区工作的金明同志的介绍信来找我，信中说明是党员。我即派他去陈玉生部工作，兼任泰兴工委副书记。当时急缺干部，我也没弄清楚他的经历，或许他说了我没注意，有金明的介绍信就足够了。
工作了一阵子之后，当地群众，尤其是知识青年，对咱们党和军队有了挺深的了解。青年向来都是追求真理、追求光明的主要力量，他们只要一接触到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马上就迸发出极大的热情和能量。有一回我去泰兴乡下的十里甸看望黄云祥、谢克(谢克西)领导的青年工作小组，瞧见他们居然在公开的地方挂列宁像，贴革命标语。
我训了他们一顿：胆子太大，稀里糊涂的，都不知道自己处在啥地方。他们好像还不太服气。我懂他们的心思，我刚在海州入党那会不也这样嘛！我跟他们讲起海州建党初期的那些经验和教训，劝他们得按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政策和策略来做事。
5 月的时候，陈老总过了江，听我做了汇报，指示成立苏中工委。由我来当书记，委员包括吕镇中、金求真、俞铭璜、陈扬等人。陈老总跟我们说，得赶紧和泰州二李联系，他自己准备去见他们。
那回闹了个笑话。陈老总给我们安排工作的时候，村里来了个走村串巷照相的。我们就说正好照个相留个纪念。
相片倒是当天就给我们了。没想到过了一个多星期，江都高邮县城里敌伪挂出了我们的大照片，悬赏捉拿我们这些「共党头目」。那时候我们也知道保密把照片全部留下了，却忘记要他留下底片。那个照相的人本来就是个敌伪特务。
陈老总在江南的时候，一直关心着苏中抗日局势的变化。有一回，他把江北的部队跟地方领导干部叫回江南来参加军事会议。在溧阳的水西村，一时间来了好多负责干部。我头一次看到陈老总手下有这么多厉害的人，尤其是那些主力部队的军事指挥员，虽说形象不同，穿着也不一样，有的穿着缴获的日本黄呢子军装，长马靴锃亮，有的穿着朴素的土布军装，上面还打着补丁，可每个人都威风凛凛、精神十足，让人看了既兴奋又羡慕。就是在这次会议之后，陈老总给我交代了「抗日、联李、反韩」的方针。也是在这次会议上，我认识了陶勇同志（张道庸，解放后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东海舰队司令员，授海军中将衔）。我们俩一见面就很投缘，往后几十年经历了各种风风雨雨，虽然我在他领导或者指导下工作的时间加起来还不到两年，但我们却成了能同生共死的战友。
我回苏北那会，陈老总瞧出来我特别眼馋主力将领们带的手枪，就把他自己的手枪给了我，还到处找了找，给了我一兜子弹。寻思怕我过了江不好找合适的子弹，又让警卫员把枪里的子弹退出来，装我兜里。警卫员噘着嘴嘟囔：「您自己当好人也就罢了，还拿我的。我有枪没子弹，咋保卫首长呀？」陈老总讲：「你这小鬼别这么小气！惠主任在苏北弄枪弹肯定没咱们方便！往后苏北的局面打开了，枪弹粮草啥都不缺啦。」
这时候，想要搞分裂去投靠韩德勤的方钧二支队，已经被陈老总派刘培善（解放后当过福州军区政委，被授予中将军衔）带着主力的一部分过江给武装缴械了。过江都好几个月啦，我们头一回进驻大桥镇。日本鬼子在苏北就占了南通、扬州、徐州这些少数城市，韩德勤占着兴化，李明扬占着泰州，一些国民党的杂牌武装霸占着一些中小城镇，名义上都归韩德勤管，实际上谁也不管谁。苏中有着大片大片辽阔的土地，特别是广大的农村，等着我们去开发。在这么大的范围里，我负责地方和部队党组织的建设工作，在这种复杂危险的环境当中，跟日、伪、顽进行面对面的武装斗争，真让我心里发慌。我没指挥过部队，也没做过部队的思想工作，连「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具体内容都说不太明白。
陈老总知道了我的难处，让刘培善同志带一小支队伍暂时留下指导工作。刘培善可是老红军，还是湘赣边区那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的领导人物之一。我早就听说过他。这回碰到了，天天在一块，吃饭在一桌，睡觉在一室，虽说就短短几个月，可真是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他跟我一样，喜怒哀乐特别强烈，也是个严肃的人。他单独跟我在一起时，会聊红军的斗争过往，聊部队的政治工作，聊党的群众工作……说起胜利，那高兴劲儿藏都藏不住；说起挫折，痛心惋惜得不行。就因为这，我的视野开阔了，思路也打开了。在他的帮忙下，咱们这支穷得不行的队伍，很快就燃起了苏中抗日的战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