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陶庵，名蒙淑，字陶庵，1879年生于定襄县东霍村。其父李书升为清朝举人。陶庵从小热爱学习，喜欢读书，入学后，成绩优异，常列榜首。1902年山西大学堂建成之后，陶庵考入该校西斋学习。后被清政府派往英国留学，在索菲尔大学读机械专业，时年25岁。
李陶庵留英期间，中国局势发生了一系列变化。1912年，民国建立后，清帝宣布退位。3月，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果实，成为临时大总统。阎锡山被任命为山西都督，1913年国民党举行「二次革命」反对袁世凯。
就在这时，获得博士学位的李陶庵饱学回国，当时阎锡山推行「新政」（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兴办实业。对于李陶庵这样一位博学之士，当然视若宝贝。
阎锡山在都督府召见了李陶庵，交谈中，发现李陶庵确实学有专长，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便把自己的设想提了出来，准备在山西创办武器制造业，想托李陶庵办此事。当时李陶庵觉得自己在这方面已具备较丰富的理论知识，便承应下来。
在开办过程中，一来人才缺乏，二来财力紧张，困难重重。李陶庵不畏艰难，勤奋工作，终于在1914年办起了一座简陋的「修械所」，开始进行武器配件、武器修理等。在修械所的基础上，1918年又奉命办起了「铜圆局」，制造铜圆，以解决山西经费困难。1920年又建立军人工艺实习厂，总办为商震，李任厂长。1926年该厂已初具规模，能够创造几种常用武器，1927年再度扩建，改称「太原兵工厂」，废总办为厂长制，厂部下设六处，李陶庵任厂长。
兵工厂的创建，费尽了李陶庵的心血，他既搞图纸设计，又要实地施工，既当采购员，又当安装师，因为建厂初期需要大量资金，有限的经费，常常使他捉襟见肘。特别是机器的购置，别的人很难无钱买回货来。他只好亲自出面，找熟人，找同学。因他留学期间在英国兵器界有较高的声望，所以不少机器就是凭他的面子赊购回来的，有时银行贷款也得他亲自去跑，当时的李陶庵真是废寝忘食连轴转，特别是一些工程技术问题，常常使他彻夜不眠。
工厂建成投产之前，李陶庵又举办了「技术培训班」，他亲自授课。当时不少熟练工人，技术骨干都是得益于培训班的。
兵工厂投产后，开始只生产手榴弹、步枪、手枪，后来造出了山炮。在生产期间，他既要对整个工厂进行管理，又要解决各种技术难题，甚至连机器发生了故障他也得亲自动手去排除。他手里经常拿着一根长一米、直径二厘米的空心金属管，每到车间，便把这根金属管贴到机器上。他只要用耳朵一听，便可判断出机器运转是否正常，故障出在哪里，程度如何，等等。
山炮造出后，阎锡山命炮兵司令周玳组织试验，结果二十五发炮弹，弹弹开花，而射程和爆炸面积都使军官们感到满意。阎锡山十分高兴，多次称赞李陶庵有本事，有能耐，夸他学识渊博，是位不可多得的人才。
李陶庵在兵器工业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被人称为「兵器专家」。1928年，蒋介石联合冯玉祥、阎锡山北伐，对奉军作战，阎锡山被任命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由于战事迭出，阎锡山对兵工厂十分关注。后来炮厂主任张书田提出建议，将车间包给阎的亲信管理，阎默许。李陶庵坚决不同意，阎、李之间遂产生分歧，以后隔阂日深。
时过不久，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据炮兵反映，兵工厂造出的炮弹不发火，弹头射不出去。李陶庵将炮弹带回，亲自检查，发现弹壳里装的是沙子。李陶庵十分愤慨，知道有人背后捣鬼，好多天怒气不消，茶饭不思。后来，向阎锡山提出辞呈。李陶庵的辞职，对兵工厂是极大的损失，许多人为此事惋叹不已。商震、徐永昌、赵戴文、傅作义、郑恩山都认为李陶庵辞职太可惜。他们再三相劝，李陶庵执意不听。
辞去兵工厂厂长职务后，阎锡山又让他担任建设厅厅长，他断然拒绝。虽然当时有些报纸已登出李陶庵任职建设厅的消息，实际他并未到任。阎锡山又让他作督军府副参议，他再次拒绝。阎又让他主持兴建忻州至五台甲子湾的「忻窑铁路」，也因意见不投，不欢而散。
1929年经朋友举荐，李陶庵到京奉铁路工作，任铁路局副局长兼总务处长，不到一年，又回到太原。之后，在省禁毒委员会任职，只是挂名而已。当时的李陶庵已五十出头。
李陶庵不仅是一位兵器专家，而且经商办字号也颇精。他在省城太原开设天盛酱园，晋丰银号，美丽兴照相馆，与郑恩山合办谦益恒洋货庄。在包头开设瑞凝信，定襄城内开设有天生信，瑞成信，德记三座字号。主营日用杂货、调味食品、糖酒副食、烟花爆竹。天生信、瑞成信是定襄城内举足轻重的大字号。李陶庵过世后，由其胞弟李竹庵继承经营。「七·七」事变后，李家八大字号相继倒闭。
李陶庵在省城太原有私人公馆，占地二十余亩。有两栋楼房，一为二层，一为三层。楼内装饰分别为中西样式，装潢陈设十分考究。客厅、卧室、卫生间、厨房一应俱全，院内辟有花园，雇两名园丁培养着各种名贵花卉。许多名花由英国购进。院内还栽有八株从东北购进的苹果树。李陶庵家中，常有各界知名人士来往，军政界、工业界、商业界、教育界都有。每天客人不下三十人，家里六七个女佣人整天忙忙碌碌，清洁卫生，端茶送水，迎宾送客，李陶庵还雇有中、西餐厨师各2名，他本人吃西餐。
李陶庵信奉耶稣教。太原创办耶稣医院时，他鼎力资助。创办平民中学时，他大力投资。他留学期间结识的英国朋友中，就有不少是耶稣教徒，有的还来到太原开设店铺。如新民街的新民洋行、亚利洋行。
李陶庵一生大部分时间在太原度过，夏季暑期也回东霍老家住些日子。他身材高大肥胖，行动不太方便，饭后常常坐在村边树荫下乘凉。村里长辈与他闲聊中谈到，村人想做草纸，苦于无钱投资，他便解囊资助，帮助村里办起了造纸作坊。因为东霍村产水稻，每年有不少稻秸收获，办起草纸作坊后，当地资源得以利用，村民收入有了增加。他看到村里井台低，井口阔，夏季泥冬日冰滑，村民吃水既不方便，又不卫生，便出资整修了井台井口，四周加高，水泥抹面，乡亲们十分感激。后来他从太原请回钻井工人在村边打深井，开钻十一处均未成功。
李陶庵晚年，腿疾日益加重，佣人每日为他捶摩，并遍请中西名医诊治，但终归效果不佳。后来，又终日烦燥惊恐，坐卧不宁，多少医生都诊断不清病因，西药中药都无济于事，最后卧床三日而逝世，享年54岁。入殓时买来高档柏木棺材，银洋600元。里外用猪血、麻纸、黄腊裱糊，里面放了金壳怀表一只，带枪手杖一支，一粒宝珠。
李陶庵治丧委员会由郑恩山出任主任，灵柩停放在太原新民街8号公馆。吊唁期间，场面十分壮观，各界人士送来挽幛130余块，花圈更是难以计数，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送了特大挽幛，阎锡山部下九个军、师长都前往吊唁。宪兵司令张达三，炮兵司令周玳，骑兵司令赵承绶，以及傅作义、傅存槐、杨爱源、徐永昌等文武官员都亲往吊唁。当时【太原晚报】对吊唁盛况曾作过连篇报道，并印发了李陶庵的生平事迹。吊唁结束后，灵柩厝于太原东关，由武装人员日夜保护。第二年灵柩移归定襄老家，县政府官员、社会名流及先生生前友好前往车站接灵，并举行了路祭。灵柩从定襄回东霍村时，由64人用独龙扛抬回。停丧期半月，按当地风俗举行葬礼。出殡那天，阎锡山派傅存槐担任主祭，赵戴文的弟弟赵戴襄和定襄县县长任跃先，公安局长及不少官员参加了安葬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