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祖李渊，字叔德，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7年）为太原留守。不久于太原起兵，攻克关中，武德元年（618年）受隋恭帝禅让称帝，国号唐，定都长安，最终一统天下。
其开创大唐基业，本应是贤明君主，但他却猜忌多疑，少容人之量，好玩弄权术，终遭反噬。
那么，他都干了哪些事情呢？
诛杀降王，无论功过
纵观隋末诸路反王，无论是与唐廷作战失败被俘，还是主动向唐廷纳款投降，高祖尽皆诛灭，几无幸免。以李密、窦建德、萧铣和杜伏威4人为例。
（一）
武德元年（618年），瓦岗军领袖李密被洛阳王世充击溃，兵败来投，可以说是真心降唐的。李密入关时率领着两万人马，「谓其徒曰：‘我有众百万，一朝至此，命也。
今事败归国，幸蒙殊遇，当思竭忠，以事所奉耳！且山东连城数百，知吾至此，遣使招之，尽当归国。
比于窦融，勋亦不细，岂不以一台司见处乎？’及至京师，礼数益薄，执政者又来索贿，意甚不平……高祖使密以本兵往黎阳，招集故时将士，经略世充。密行至桃林，高祖复征之，密大惧，谋将叛」。
李密兵败之后，想入仕唐廷，施展自己的才能和抱负。本以为自己率军来投，而且在山东还有大量城池和部众，有大功于唐，理应赏赐高位，加以重用。
结果高祖名义上厚遇李密，实际上却待遇轻薄。试想如果真的受宠重用，又怎么会有小人前来索贿呢？这使得李密心生不平。
后来高祖派遣李密前往山东招抚旧部，其走到半路又被召回，这本身就是对李密心怀猜忌。
自古君疑臣则臣必死，李密在唐不受重用，且又被猜忌，知道自己回去必死无疑，便不听诏令，想要逃回山东。于是率部攻破桃林县（今河南三门峡市西南），向南进入了熊耳山，打算前往襄城（今河南汝州）投奔旧部。
然而唐军早已在途中埋伏，李密最终在陆浑县南的邢公岘被唐将盛彦师斩杀。由此可见，高祖并不信任李密，想杀他又需要名正言顺，于是先逼迫李密抗旨不尊，再趁机调兵诛杀，上演了一出欲擒故纵的戏码。
（二）
夏王窦建德农民出身，重信然诺，勤政爱民，礼贤下士，有侠义之风，颇得河北军民之心。说窦建德不应该被杀，主要是因为建德有三功：
一是占有大义。当时宇文化及弑君称帝，是天下国贼。武德二年（619年），建德引兵讨伐化及，迎萧皇后于聊城。「悉收弑炀帝元谋者宇文智及、杨世览、元武达、许弘仁、孟景，集隋文武官对而斩之，枭首辕门之外。化及并其二子同载以槛车，至大陆县斩之」。
李渊是杨隋勋戚，又受隋禅位登基，名义上理当为隋室报国仇。而建德迎凤驾、除国贼，可以说占有国家大义。
二是与唐廷为善。武德二年（619年），「左武卫大将军李世绩、皇妹同安长公主及神通并为所虏……高祖遣使与之连合，建德即遣公主与使俱归」。
窦建德曾擒获过许多唐朝官吏，如赵州刺史张昂、邢州刺史陈君宾等，尽皆释放，可以说与唐廷关系较好，并无多大仇怨。
当时唐踞关内，郑有河南，夏处河北，中原呈鼎足相持之势。正所谓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建德驰援东都王世充，其实也是出于自保。
三是献土归国，以礼来降，使唐廷不战而平山东。这等弥天大功，足以抵罪。建德被俘，「余党欲立建德养子为主，善行曰：‘夏王平定河朔，士马精强，一朝被擒如此，岂非天命有所归也？不如委心请命，无为涂炭生人。’
遂以府库财务悉分士卒，各令散去。善行乃与建德右仆射裴矩、行台曹旦及建德妻率伪官举山东之地，奉传国等八玺来降」。
建德虽败，余党犹存。燕赵自古多豪杰，如果建德养子善行有雄心，振臂高呼，居河北之地，拥百万之众，完全能与唐廷再争天下。
退也可北连突厥，固守一方，割据称雄。但他解戈卸甲，以礼来降，高祖理当封侯晋公，以示恩宠。奈何据其地而背其义，纳其降而戮其主，实在是有失明君风范！
而且此举影响甚广，以致山东诸将人人自危，降而复叛，变乱屡生。「会高祖征建德故将范愿、董康买、曹湛、高雅贤等将赴长安，愿等相与谋曰：‘王世充以洛阳降，其下骁将杨公卿、单雄信之徒皆被夷灭，我辈若至长安，必无保全之理。
且夏王往日擒获淮安王，全其性命，遣送还之。唐家今得夏王，即加杀害，我辈残命，若不起兵报仇，实以耻见天下人物。’」
（三）
众将于是推举刘黑闼为主，举兵叛乱。后来刘黑闼等人勾连突厥、高开道，攻略山东，为唐大患，至武德六年（623年）才重新平定。
梁主萧铣虽然志大才疏，但却并不应当治死罪。武德元年（618年），萧铣迁都江陵。当时梁国东至三峡，南尽交趾，北据汉川，拥兵40余万，俨然是南方最强霸主。
武德四年（621年），高祖命赵郡王李孝恭与李靖率兵讨梁。李靖趁水涨之际急下以逼江陵。萧铣觉得等待援兵到来可能需要很长时间，坚守的话又害怕唐军破城之后杀掠百姓。
于是率领梁国百官不战而降，「曰：‘当死者唯铣，百姓非有罪也，请无杀掠。’孝恭囚之，送于京师。铣降后数日，江南救兵十余万一时大至，知铣降，皆送款于孝恭。
铣至，高祖数其罪，铣对曰：‘隋失其鹿，英雄竞逐，铣无天命，故至于此。亦犹田横南面，非负汉朝。若以为罪，甘从鼎镬。’竟斩于都市」。
萧铣虽无勇略，却好儒学文风，为民请降，也是仁义之举。如果他坚守待援，依靠江陵的富庶，完全可以与唐军周旋，只需几日便有10余万大军来援，并不是不能战守保全，即使不敌，也可以隐遁南方。
但他束手速降，举国附唐，这无疑是一大功，却因为见高祖时言语憨直，便被诛杀，不免有些荒谬。
（四）
吴王杜伏威出身微末，隋末时拥兵数万，纵横江淮，且颇得民心。如果他真有异志，完全可以割据江淮，南面称尊，效仿东南六朝的故事。
但伏威并无九五之志，大业十四年（618年），「仍上表于越王侗，侗拜伏威为东道大总管，封楚王。太宗之围王世充，遣使招之，伏威请降。
高祖遣使就拜东南道行台尚书令、江淮以南安抚大使、上柱国、封吴王，赐姓李氏，豫宗正属籍」。
当时唐廷尚未统一中原，唐与吴相比其实并不占太大优势。而伏威北面降唐，后来更是亲自入朝，以示忠心，「拜为太子太保，仍兼行台尚书令。
留于京师，礼之甚厚，位在齐王元吉之上，以宠异之」。但却因江淮军辅公祏叛乱而被牵连。
高祖不查明真相便将伏威罢官夺爵，籍没其家，史言「伏威好神仙长年术，饵云母被毒，武德七年二月，暴卒」。如此巧合，想必其中当有猫腻。伏威之死，唐廷难脱干系。
此外，伏威有一个义子叫阚稜，随伏威入朝，「拜左领军将军，迁越州都督」（【旧唐书】卷五十六【阚稜传】），助李孝恭破辅公祏，有大功于唐。
因在战后处置江淮军官员及财产问题上与李孝恭有争论，被其以谋反罪就地诛杀。阚稜是从三品将军、正三品都督，李孝恭在没有向唐廷上奏的情况下便擅自将其诛杀。
这里面如果没有高祖事先授意，想必李孝恭也不敢擅自斩杀朝廷三品高官。其目的应该是想尽除江淮军骨干首脑，以便朝廷掌控江淮。
伏威父子忠心降唐，终究下场凄惨，不免太过冤屈。因此太宗即位之初便为二人平反，并抚慰江淮军民之心，以稳固东南。
任用奸邪，猜忌群臣
高祖刑罚倒错，用人也是尤为偏私，而且性好渔色。封伦在隋之时依附于杨素，入唐后也是首鼠两端，周旋于太子与秦王之间，本就是谄诈之人。
虞世基也不是正人君子，而且是弑君国贼宇文化及的内史令；而高祖竟然以封伦为左仆射，虞世基为中书令，可见其好用奸邪小人。
宇文士及是宇文化及的兄弟，其人也不过是中人之资，并无什么大功绩，与虞世基同归关中，也是备受重用，骤升高位。可能是高祖在隋朝时深自结托，而且其妹是后宫昭仪的缘故。由此可知，高祖好用亲旧，赏罚不明。
（一）
高祖未起兵时为隋太原留守，裴寂私自以晋阳宫的炀帝妃嫔侍奉高祖，刘文静以此胁迫裴寂劝高祖起兵，「寂甚惧，乃屡促高祖起兵」。
裴寂本是谄媚之人，除劝高祖起兵外并无其他大功，而且有拒宋金刚之败，却被封为右仆射，册司空，忝居高位。
而刘文静是举义首谋，也是从龙之臣，开国元勋，先是定非常之策，后有联结突厥、破屈突通的大功，「文静自以才能干用在裴寂之右，又屡有军功，而位居其下，意甚不平」。
于是与裴寂有嫌隙。后来因为与其弟刘文起在自家宴席上醉酒而出怨言，高祖竟然以此为由，将他们诛杀，籍没其家。古人云：「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所言不虚。
刘文静之死，其实也是因为高祖的猜忌。文静才干不凡又倾向秦王，而且是唐廷与突厥的中间联络官，功劳甚大。或许是因为高祖担心其日后功高难制、又有突厥为援，顺带打压秦王势力，因此以醉言为由将其诛杀。
（二）
高祖宠爱尹德妃，对其亲属也是百般纵容。「尹德妃之父尹阿鼠所为横恣，秦王府属杜如晦行经其门，阿鼠家僮数人牵如晦坠马殴击之，骂云：‘汝是何人，敢经我门而不下马！’阿鼠或虑上闻，乃令德妃奏言：‘秦王左右凶暴，凌轹妾父。’
高祖又怒谓太宗曰：‘尔之左右欺我非妃嫔之家，一至于此，况凡人百姓乎？’太宗深自辩明，卒不被纳。」
尹德妃与太子李建成亲近，其父明知杜如晦是秦王府重臣，却令家僮殴打，然后恶人先告状，让尹德妃在高祖身旁吹枕边风。而高祖不查明真相便怒责秦王，给人一种偏听偏信、好色昏庸的印象。
其实这些只是表象，以高祖开国君主之明，不难知道尹德妃倾向太子，尹阿鼠殴打秦王府重臣，背后必然牵扯到太子与秦王的夺储之争。
而高祖不待查明真相便斥责秦王，实际上已经对秦王不满，心怀猜忌。后来更是调离秦王府诸多文臣武将，试图削弱秦王势力。
史书常言秦王功高盖世，为太子所忌，但其实真正忌惮的又何止是太子呢？纵观魏晋南北朝数百年历史，文臣篡位、武将夺权、皇家父子相忌、兄弟相残之事数不胜数。秦王势大且素得军心，谋士如云，武将如雨，自然为君王所忌惮。
臣子功高震主，对于君主而言是不能容忍的。即使他没想过要造反，但是却有造反的能力，这就是臣子的过错！秦王虽然没有造反，但又何尝没有造反的能力呢？
只是当时国家还不是很太平，秦王身为皇子又富有才干，高祖尚需依赖，待天下大定，自然是恩宠尽收，遭受打压。
（三）
武德九年（626年）六月，秦王李世民于玄武门诛杀太子李建成及齐王李元吉。高祖只得立秦王为太子，史称玄武门之变。但是玄武门之变，追根溯源，高祖也是难辞其咎。
登基之初，已经立嫡长子李建成为太子，名分既定，却又宠用秦王以建不世军功。而且赏罚不明，使得兄弟生隙，祸起萧墙。
武德七年（624年）六月，太子旧部杨文干于宁州举兵造反。高祖召来秦王说：「文干事连建成，恐应之者众。汝宜自行，还，立汝为太子。
吾不能效隋文帝自诛其子，当封建成为蜀王。蜀兵脆弱，他日苟能事汝，汝宜全之；不能事汝，汝取之易耳。」
秦王于是前往宁州平定叛乱。平叛后不久，高祖便改变心意，对秦王说：「观汝兄弟，是不和。同在京邑，必有忿竞。汝还行台，居于洛阳，自陕以东，悉宜主之。仍令汝建天子旌旗，如梁孝王故事。」
秦王将要前往洛阳，因为被李建成和李元吉所阻挠，高祖又改变了心意。当时秦王已经功高难封，高祖允诺秦王去宁州平叛归来后，便改立其为太子。
后来又说让秦王如梁孝王故事，这些很可能是口头嘉奖，口惠而实不至。如果真像高祖所说的那样，其实是给唐廷自己树兵立敌，有失远略。
秦王英姿过人，或许不是太子与齐王所能比拟。但其军功卓著，势压太子，以至于赏无可赏，封无所封，这却是不争的事实。
当皇子之中出现更加优秀的继承人时，原先的太子地位便会动摇，隋朝废太子杨勇便是前车之鉴。当时秦王势大，对太子李建成造成巨大压力，确实也算是逼迫。
而齐王与太子合谋来对付秦王，也是无奈之举，毕竟高祖嫡子之中只剩这三子，合弱攻强也是顺应时势。
所以矛盾激化，玄武门之变骤发，虽然出乎意料之外，却也在情理之中。而且此举影响甚广，贻害无穷。玄武门之变开李唐皇子武装夺嫡的先例，终为后世子孙所效仿，政变频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