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华文头条 > 历史

1955年老蒋叫来孙立人对他说到:你很会训练兵,但不懂怎么打仗

2024-04-27历史
1955年5月28日,蒋介石在其官邸会见了孙立人。交谈未几,蒋以一种不悦的语调指出:「你训练部队的能力很出色,但在实战中却表现不佳。」

孙立人感到不服,立刻反驳,导致场面一度变得非常尴尬。经过一段短暂的沉默之后,蒋介石挥了挥手,示意孙立人可以离开了。

对于一个军人来说,被告知「不擅长作战」无疑是极大的羞辱。孙立人愤怒到脸色苍白,对自己的家人说道:「他(指蒋介石)怎么能用‘不擅长作战’这种话来刻意羞辱我呢!」

孙立人对政治形势的敏感度很低,直到那时他还没完全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他也没想到,那将是蒋介石最后一次召见他。过了一周多,由蒋经国负责的情报机关宣布破获了所谓的「兵变案」,随后立即将矛头对准了孙立人,紧接着一网打尽的行动展开了。

孙立人以擅长训练部队著称。

1947年8月,孙立人从东北被调走,担任了国民党的陆军副总司令。有人认为,这是因为蒋介石对孙立人持怀疑态度,从而剥夺了他的军权。

但这与事实不符。孙立人在1947年4月就被提升为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仅仅四个月后他又成为了陆军副总司令。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他完成了从军长到保安司令部副长官再到陆军副总司令的跃升,这在蒋介石的将领中极为罕见。

很多人忽视了一点,那就是孙立人晋升为陆军副总司令的同时,东北保安司令部被撤销,而在上海休养的杜聿明失去了他的长官职务。有趣的是,蒋介石对这位学生并没有任何表示。杜聿明整整闲置了一年,直到徐州「剿总」成立,他才得到了副总司令的职位。

孙立人有「善于训练部队」的美誉。在担任税警总团团长期间,他的团在各项考核中排名总团第一。即便税警总团装备精良、战斗力强大,但因不属于中央军,总被蒋介石视为次等。淞沪会战后,蒋介石因税警总团损失惨重,认为其难以为继,指示原总团长黄杰将残余部队重组为一个师,并赋予中央军的番号(即第40师)。

黄杰带走了税警总团的精英力量,对数千名伤员和体弱者不闻不问。这些身体康复的人无处可去。于是孙立人前往武汉,求助于宋子文,宋子文和孔祥熙商议后,为孙立人提供了一批装备,让他重建税警总团。孙立人以被黄杰遗弃的税警总团成员为骨干,迅速重组了部队,由于蒋介石已下令解散税警总团,重组的部队更名为「缉私总队」。

经过两年的艰苦训练,到了1941年,缉私总队已成为一支拥有六个团的精锐部队,装备先进、训练有素,虽被视为杂牌军,其战斗力却不亚于国民党的主力军。

当戴笠担任国民政府财政部缉私署长后,他派遣手下特务检查缉私总队,挑出许多毛病,其中一项居然是:「缉私部队训练得这么好有什么用?反正也不用去打仗。」

孙立人看着自己辛苦训练出的部队不仅无法保留,自己可能也将被迫离开。他更不能忍受的是,这支精锐部队即将成为戴笠旗下军统的看家护院「私兵」。大为不满的孙立人,趁着去重庆的机会,正巧太平洋战争爆发,军委会决定组建一支远征军,赴缅甸协助英军作战。孙立人找到军政部长何应钦,自愿带队出战,何应钦正愁于拼凑部队,自然欣然同意。

戴笠不情愿地将缉私总队中的三个团交给孙立人,编为新的第38师,派往缅甸前线。

第一次远征缅甸失败后,孙立人的新38师被调往印度的兰姆珈训练基地,开始接受美式装备和训练。在训练期间,孙立人常亲临前线,亲自指导官兵,迅速提高了该师的战术水平。

新38师的表现使戴笠刮目相看。孙立人后来升任新一军军长,有次前往重庆公务,戴笠热情款待,意图拉拢。毕竟,对于新38师及新一军的战绩,戴笠也可以拿来吹嘘,毕竟这支部队与军统的缉私武装有着不解之缘。

在离开东北之前,孙立人最多只指挥过一个军。加上与杜聿明的不和,蒋介石对他的军事能力评价并不高。然而,孙立人「善于训练部队」的名声却很响亮,蒋介石对此印象深刻。在孙立人晋升为陆军副总司令后,蒋介石又指派他兼任陆军训练司令,这是蒋对他的重用。

蒋介石与孙立人的「蜜月期」

虽然孙立人获得了训练司令的头衔,但实际上并没有部队供他训练。作为陆军司令部的副职,他实际上无权干涉蒋军的训练工作。后来,在宋子文的推荐下,孙立人被派往台湾,负责改建和扩展原有军事基地,招募和训练新兵。

1949年1月,蒋介石暂时下台,离开南京前往溪口「远程操控形势」,在离开前对人事进行了大规模调整,其中一项就是让他的亲信陈诚担任台湾省主席兼警备总司令。这时的台湾已经成为蒋介石考虑的最后退路,地位非常关键,掌握数万新兵训练的孙立人因此变得非常重要。

据蒋介石的长期侍卫长俞济时回忆,蒋介石在上海被解放后,曾一度在舟山群岛附近的军舰上徘徊,不愿前往台湾。原因是有传言称陈诚野心勃勃,似乎有意取代蒋介石。

陈诚长期受到各方面的攻击,拥有众多政敌。在过去,蒋介石绝不会相信这些传言。但情况已变,没有多少退路的蒋介石变得极其警觉,宁愿信其有,也不愿错过任何风险。但不前往台湾显然不是选项,这时蒋介石立即想到了孙立人。

蒋介石绕过陈诚,直接命令孙立人率部队在基隆港口迎接他。见到孙立人时,蒋介石直接询问:「孙司令,这里安全吗?」

孙立人回答:「台湾并不归陈诚管,谁敢多言?至于安全,只要我在,绝对没问题!」

被誉为「小委员长」的陈诚,发现「委员长」到台湾居然没有预先通知他,明白了蒋介石对他有所怀疑,于是急忙去见蒋介石,并进行了解释。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蒋介石发现陈诚并没有背叛的迹象,因此恢复了对这位亲信兼「干女婿」的信任。

这次事件让陈诚不敢对蒋介石产生任何不满,但他对孙立人的那句「台湾并不归陈诚管」却耿耿于怀,这句话深深地刺激了本就不够宽广的陈诚。

对于孙立人在基隆的迎接表现,蒋介石非常满意,不久后便任命他为台湾防卫总司令。此时,孙立人、陈诚以及兼任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的蒋经国,成为了国民党在台湾最有权力的三人。

在1950年,当顾祝同败退到台湾之后,他遭受了许多人的弹劾。他之前担任的陆军总司令职位,后来由孙立人接替。到了1951年,孙立人晋升为国民党的陆军二级上将。

1947年3月时,孙立人还仅是新一军的军长。仅仅四年后,他就晋升为国民党军队中的铨叙二级上将,并且还担任了陆军总司令和台湾防卫总司令的职位。这种快速的晋升,在蒋介石领导的黄埔军校出身的将领中是独一无二的。与此同时,孙立人在税警总团服务时的上级,黄杰,此时仅为中将,并名义上是「国防部副部长」,同时被法国人限制在越南的富国岛上。

孙立人虽然在台湾地位显赫、权力巨大,但似乎与周遭的环境格格不入。逃亡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中,非蒋介石系的人物如白崇禧、薛岳等都被边缘化,他们也都明哲保身,保持沉默。掌握主要职位的是蒋经国系的人员和黄埔系的将领,而孙立人与他们没有共同语言,并且不喜欢蒋经国系人员的作风。由于他性格直率,经常在公共场合表达不满,很快就触怒了许多人。

之前,老蒋还需要依赖孙立人训练的新军来保护自己的安全。但随着中国大陆的完全解放和数十万国民党军队涌入台湾,老蒋对孙立人的态度开始发生细微的变化。孙立人毕业于美国军校,不是黄埔军校出身,不是江浙籍,也没有在蒋介石担任校长的陆军大学等地学习,最初还是被分配到非正规部队,显然,他并不符合蒋介石选用人才的「标准」。

到了1953年6月,被软禁在越南超过两年的黄杰及其部分国民党残军被陆续送往台湾。抵达台湾后,黄杰受到了蒋氏父子的热烈欢迎,并不久后升为「陆军二级上将」。

黄杰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学生,与蒋经国关系非常好。蒋氏父子商议后,决定用黄杰来替代孙立人的位置。到了1954年,孙立人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然被调任为名义上的上将参军长,「陆军总司令」和「台湾防卫总司令」的职位则由黄杰接替。

从理论上讲,失去军权的孙立人已不构成威胁,但这仅仅是打击他的第一步。孙立人回忆,1955年5月28日,老蒋召见了他,这也是他最后一次与老蒋见面。

会谈不欢而散后,老蒋还给了孙立人一个「打仗无能」的评价。孙立人回去后,对此深感不满。这也显示了孙立人在政治上缺乏敏感性,他没有去探究老蒋召见他的真正目的,而是纠结于「是否真的不擅长打仗」的问题上。

一周后,老蒋计划参加在6月6日于台南举行的军事演习。但在演习前夜,原本应陪同前往的老侍卫长俞济时在家清洗枪支时意外走火,子弹击中大腿,因而无法同行。

虽然意外走火的事情并非没有发生过,但俞济时的这一事件时间点非常敏感。已经掌握了一些「证据」的蒋经国,借此机会向老蒋报告了刚刚破获的一起「兵变案」。长年累月跟随老蒋的俞济时,因这次难以说明的走火事件,被迫辞去了自己的职务,并提前退休。

蒋经国手下的情报人员声称,孙立人的旧部下郭廷亮、江云锦等人,计划在老蒋前往台南检阅演习期间,发动兵变。

老蒋非常愤怒,命令蒋经国严查此事。很快,郭廷亮等一百多人被逮捕。经过审讯,直接将责任指向了孙立人。到了8月,孙立人正式被免去参军长职务,一家人被赶出台北的官邸,转移到台中一栋房子里,开始了长期的软禁生活。

台湾当局一直没有对所谓的「孙立人案」作出最终的判定,导致孙立人没有固定的收入,每月仅能领取少量的生活费。他需要负担家庭生活,生活十分拮据。为了补贴家用,孙立人在家中种植玫瑰,让家人拿去卖。当地人出于同情孙立人,纷纷购买,这些玫瑰花被称为「将军玫瑰」。

据孙立人的家人回忆,面对蒋氏父子的「不杀、不审、不问、不判、不抓、不关、不放」的政策,孙立人虽然心有不甘,但在公众场合他选择保持沉默。这段时间,孙立人更多是为了家人考虑,他不希望孩子们再受到牵连。晚年的孙立人,曾多次向家人提起他与老蒋1955年的最后一次见面,显然他对老蒋的那句「你对于部队训练很好,但打仗不行」的评价始终无法释怀。

1988年,在蒋经国去世不久后,孙立人结束了长达33年的软禁生活,重新获得了自由。但那时,他的健康状况已经大不如前,两年后就去世了。

2014年7月,台湾的监察机关确认郭廷亮当年是在刑讯逼供下被迫写下的自白书,这项调查间接地为孙立人洗清了冤屈。遗憾的是,这一切已经发生了十四年后的孙立人无法得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