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精锐部队，戴铁帽持花机关枪。
1935年1月28日，贵州赤水土城青杠坡。一场暴雨在寒冷的夜晚中激起了无尽的雾气，将远处的山峦和田地笼罩在云雾中。
川军郭勋祺部正在猛烈进攻「漏风垭」，地如其名，冷风刺骨。红军中革军委的指挥部就在前方数百米处，那几位大名鼎鼎的「匪首」，仿佛触手可及。
由于错误的情报，彭德怀指挥红三、五军团在土城地区与川军郭勋祺旅已经「拉锯」了一天，最危急的是川军已经抵达中革军委指挥部前沿，情势十分危险。
红军面前的川军已经不再是朱德、刘伯承等人眼中大革命时期的模样，郭勋祺旅更是川军的最精锐。刘湘麾下的两大精锐，即川军教导师和模范师，教导师郭勋祺旅每一连有三个汤姆森冲锋枪班，三个步枪班，三个掷弹筒班，几乎武装到了牙齿。
曾经打王家烈的黔军顺风顺水的红军，这次却错误地估计了敌人的兵力和实力，导致前指陷入了险境。敌人已经到了鼻子底下。
「漏风垭」的背后就是赤水河，红军无路可退，危急关头，突然从高处传来一阵阵火舌，将川军打了个措手不及，无数黑影从迷雾中蹿出，一阵猛冲猛打，把川军精锐赶下了山坡。
这些黑影犹如神兵天降，露出真容才见是一群头戴钢盔，手持「花机关」的红军「战士」，个个威风凛凛，勇敢无畏，让川军摸不着头脑，红军哪来的这样的精锐？
问滇黔地区的百姓眼中最能打的红军是哪一支，回答百分百是那支戴铁帽子的。这支头戴钢盔，手持冲锋枪，与以往形象不同的部队，就是大名鼎鼎的军委干部团。
在1934年10月，中央领导机关与红军主力部队退出了中央苏区，准备踏上长征之路。为了满足转移的需要以及保障军委机关的安全，中革军委决定将红军大学校、第一步兵学校、第二步兵学校及特科学校合并，恢复工农学校建制。
随后，长征正式开始，军委干部团应运而生。陈赓被任命为军委干部团团长，宋任穷则担任政委。干部团下设4个步兵营和1个上级干部队。
军事一、二营主要由第一、第二步兵学校连、排长级干部学员组成；政治三营主要由第一、第二步兵学校政治科的连队指导员、机关干事学员组成；特科四营则由培养炮兵、工程兵、机枪干部的特科学校学员编成；「上干队」则由培养营团军政干部的红军大学学员编成。
可以说，军事一、二营都是连排级军事主官，政治三营都是连级指导员，特科四营都是炮兵、工兵等特殊兵种干部，而「上干队」则是团营级干部，甚至地方县长、县委书记。
这支部队无疑是一支精锐，所有人员都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无论在战斗素养还是战斗作风上，都冠绝整个红军部队。
长征开始后，军委干部团除了要承担军委纵队的前卫和开路警戒任务外，还要继续承担其红军学校的职责，为红军各部队、机关储备、培训和输送干部。
这是一支精英荟萃的部队，营长李荣曾是解放海南岛的烈士，营政委丁秋生是开国中将；黄彦斌曾是红十三师代理团长，苏启胜是红二方面军教导团政委，刘道生是开国中将；林芳英是第一步兵学校政治教员兼政治科科长，罗贵波曾任红三十五军军长、政委；韦国清是红军大学总支书记，开国上将；队长萧劲光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六师的中将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政委余泽鸿是建宁警备区政治部主任兼建宁独立师师长。
此外，军委干部团还有温玉成、刘昊天、曾克林等未来的重要人物。他们头戴红星钢盔，手持人称「花机关」的MP18冲锋枪，火力强，射术精，是名副其实的「精锐」。
在长征中，军委干部团以智取胜，上演了一场精彩的技术活。抵达乌江渡口后，红军发现仅有两条小木船，前方是湍急的乌江，后方则是数十万追兵。
危急关头，陈赓率领干部团特科营工兵连挺身而出，用竹筐投水固定，经过36小时的艰苦努力，终于成功架设了一座安全的浮桥，保障了中央红军顺利过江。
在随后的土城战役和青杠坡之战中，干部团虽然装备精良，但却面临着极其艰难的战斗。关键时刻，朱德总司令与刘伯承亲临一线，指挥干部团作战，并成功脱离战场。
二渡赤水时，红军重新占领遵义，但面临着敌众我寡的困境。陈赓率领军委干部团再次出现，解救了红军。在鲁班场战役中，干部团发挥了重要作用，保护了中革军委和毛泽东同志，穿插往来于各战线，调动敌军，对整个战役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金沙江和通安州的战斗中，干部团更是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与数倍之敌作战，确保了后续部队的渡江，赢得了世人的赞誉，被称为「御林军」。
在经历了大渡河、雪山等严峻考验后，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成功会师。沙窝会议决议，将军委干部团与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合并，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大学。
军委干部团最终完成了其最初的使命，尽管在红四与红一之间还发生了许多波折，但这支军队或者学校最终到达了陕北，创造了另一个传奇——「抗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