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8日下午4时50分，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紧急召见日本驻苏大使佐藤尚武，见面之后毫无寒暄，莫洛托夫冷冷地说：从8月9日起，苏联对日本已进入战争状态。
佐藤尚武提出，要把这个消息尽快传递给日本政府。莫洛托夫表示同意。可是因为「技术」上的原因，无论是越洋电话还是电报均无法工作，无奈之下，佐藤尚武只得通过苏联的电信局明码发报。可是，在日本收到明码电报之时，已经是8月9日凌晨了。
就在佐藤尚武为发电报一事焦头烂额之时，莫斯科时间8日18时，苏联红军在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的指挥下已经越过国境线向日本关东军发起进攻。
4个小时后，即8月8日22时，苏联塔斯社受命向全世界发布消息，苏联红军已经向日本关东军开战。对此，日本表示强烈抗议，既然照会中提到的是8月9日开战，苏联为什么要在8月 8日就提前动手？这是一种不讲信用的行为。
苏联对日本的抗议予以拒绝，并建议日本政府好好查一下两国之间的时差表，因为苏联和日本时差正好是6个小时，苏联发起进攻的8月8日18时正好是日本时间8月9日零时。
很明显，日本吃了个哑巴亏！
本来按照苏联的预案，应该是在8月11日向日本关东军发起进攻，之所以提前到8月9日，是因为斯大林突然接到了一条信息，那就是杜鲁门的那句「我们在日本投掷原子弹，迫使俄国重新考虑它在远东地位」的话。
杜鲁门的这句话加上国民党方面派来的谈判代表在谈判桌上的态度突然变得强硬，迟迟不肯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上签字，使得斯大林认为，如果再不出兵，事情可能会有变化。因此，斯大林才临时改变预案，把进攻的时间提前到了8月9日。
面对苏联的背信弃义，日方始料未及。就在苏军发起进攻之前，日本的裕仁天皇还在苦心思虑如何利用苏联在日中、日美、日英战争中的中立地位替自己说几句好话，来缓解一下日本面对的危局。可苏联的突然进攻，使得裕仁天皇认识到，再要不马上结束这场战争，那日本势必要亡国灭种。
8月10日凌晨，经过了一天的漫长思索和争论之后，裕仁天皇发布了乞降照会。但日本仍然抱有幻想，希望日本关东军能够阻挡住苏军的攻势，尽量拖延战事，能够在战后保留一丝利益，因此并未向日军发出停止抵抗投降的命令。
可现实再一次击垮了日本人的幻想，号称百万的关东军在苏军的攻势面前一触即溃，望风而逃。裕仁天皇终于认识到，即使日本投降，苏军也不会停下进攻的脚步。毕竟，在战争中，战胜方的利益划分界限并不在纸面上，而是在战胜方军人军靴上。即战胜方的利益所求究竟有多大，完全取决于军人的军靴停在哪里！
日本的突然投降，令包括我党在内的所有人都猝不及防，如何受降就成为了当下最为紧要的问题。
8月10日、11日，朱德总司令连发七道命令，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利用各自身处抗日最前线的有利态势，向日伪军发起全面反攻，迫使日伪军向我军投降。其中，第二道和第六道命令涉及到了东北问题。
第二号命令：
一、原东北军吕正操所部，由山西绥远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进发；
二、 原东北军张学诗所部，由河北、察哈尔现地，向热河、辽宁进发。
三、原东北军万毅所部，由山东、河北现地，向辽宁进发；
四、现驻河北、热河、辽宁边境之李运昌所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
第六号命令：
「现在华北对日作战之朝鲜义勇军司令武亭，副司令朴孝三、朴一禹立即统率所部， 随同八路军及原东北军各部向东北进兵，消灭敌伪，并组织在东北之朝鲜人民，以便达成解放朝鲜之任务。」
正是朱德这两道命令，拉开了我军挺进东北的序幕。
客观地说，在此时，我党还未做好要进军东北的准备，朱德发布的这两道命令主要的目的是为了配合苏军作战。
就在我军紧锣密鼓向日寇发起反攻的时候，位于重庆的蒋介石也没闲着，他也下了三步好棋。
第一步棋：命令第十八集团军所部和新四军所部驻扎在当地不得擅动，不得参与受降。
如果我军按照蒋介石的命令行事，那么，八年抗战的胜利果实就会被国民党政府窃取。
第二步棋：命令日伪军不得向我军投降，并且有维持当地安全之责。并且，伪军全部改头换面，变成了「曲线救国」的国军。
如果我军攻击他们，国民党方面就会把挑起内战的帽子扣在我军头上。
第三步棋：邀请毛泽东赴重庆共商国是。
如果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共商国是，蒋介石一旦翻脸，毛泽东很有可能被扣留。可要是不去，国民党政府势必要把破坏国家团结的罪名强加到我党头上。
这三步棋，刀刀致命！
蒋介石虽然走出了三步好棋，但却又走了一步臭棋，那就是把没有及时把用于接收东北的精锐部队派往东北，而是用于制服云南的龙云，错失了战略先机。
反观我军，在接到朱德命令后，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李运昌立即指挥冀热辽军区所属13000名主力部队和2500多名地方干部，兵分三路进军东北。
时任冀热辽军区第十六军分区司令员的曾克林率两个团及朝鲜义勇军支队共4000人（武亭和朴一禹就在这支部队中），越过长城，向山海关进军，成为第一支进入东北的八路军部队。
曾克林接到的命令是配合苏联红军作战，可苏军却没有接到类似命令。因此，在曾克林初进关时与苏军产生了矛盾。又因为所携带的电台功率太小，根本无法接收到来自后方的命令。可曾克林没想到的是，就在他进军东北的这段时间内，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8月14日，见苏军已经在未签字的情况下出兵东北，蒋介石害怕山海关也阻挡不了苏军的前进步伐，无奈只得命令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上签字。可没想到，8月15日，日本就宣布无条件投降。就这一天之差，使得我国丢掉了15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如果蒋介石再坚持几天，那这份【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就不会出现，我国也不会丧失那么多利益。
可是这些，曾克林一无所知。他只知道日本投降了，同样作为共产党的苏联应该给予八路军以支持。
经过了一系列的辩论和争执，苏军终于同意拨出一个武器仓库给曾克林用于武装军队。
很快，3万支步枪、300挺机枪和100多门火炮就使曾克林部鸟枪换炮。但同时，苏军又不允许曾克林部以八路军的名义进驻城市。因为按照【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苏军未撤出东北之前，是不允许我国向东北派驻军队的。
可曾克林哪里知道这些。他在武装了自己的部队之后，以八路军的名义大张旗鼓的进驻了沈阳。令人感到惊奇的是，这支没有受到过严格队列训练的部队竟然在入城式中走得像模像样，加上崭新的军装和精良的武器装备，使得沈阳民众对这支部队充满了好感。
曾克林部是自东北沦陷之后，第一支重返东北的中国军队，获得了老百姓们的热烈欢迎和拥护。
鉴于此，苏联一方面对曾克林部进驻沈阳表示欢迎，另一方面建议，为了防止出现外交上的麻烦，建议曾克林部把八路军的臂章换成「东北人民自卫军」，这样就不会给国民党方面以口实。同时提出，愿意派出代表赴延安，与我方进行会谈。
1945年9月14日，曾克林和苏联代表乘飞机来到延安，详细地向党中央汇报了东北的局势，其中就提到了东北「轻重武器及资财甚多，无人看管，随便可以拿到」。
曾克林的汇报既为我党抢占东北带来了第一手的资料，可又为后来中央作出进入东北的部队不用携带武器，到东北后再发武器的决策带来了失误。
那么，苏联为什么一面和国民党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一方面又默许我军以「东北人民自卫军」的名义进入东北呢？
其实，这都是大国博弈常用的手段。
苏联认为，二战后，如果国民党全面倒向美国，对其在朝鲜半岛以至于远东的利益不利，为了在远东地区进行战略平衡，他需要在中国内部寻找一个代言人。
在苏联人眼中，中国将来很有可能走美国的路线，共产党很有可能会进入国民政府，就像当年在广州时期那样。可是，苏联人还是小看了蒋介石，以蒋介石那种独裁思想，他会允许我党进入国民政府与他分庭抗礼？
可当时还是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独裁的嘴脸还没有彻底暴露，苏联愿意相信蒋介石会同意中国共产党会进入政府，将来成为制约国民党的党派。因此，出于这种目的，才默许了我军以「东北人民自卫军」的名义进入东北。
而此时，延安方面也陷入了纠结中。因为就在6月份结束的七大中，我党已经做出了「巩固华北、华中，发展华南」的战略决策，即使想要临机改变，也有很大困难，因为此时毛泽东主席仍然在重庆谈判，其他的中央委员们在开完七大后已经按照中央的部署分赴各地去执行任务了，根本无法召集起来开会。
鉴于此，在毛泽东主席赴去重庆谈判期间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在请示了毛泽东之后，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把七大做出的「巩固华北、华中，发展华南」的战略决策改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
这一战略决策的重大调整，意味着全党全军要全面行动起来，而且，还不能大张旗鼓，既不能让国民党方面洞悉我党的战略决策，还要让苏联在外交方面不能给国民党以口实，难度极大！
在刘少奇的指挥下，我党先后将三分之一的政治局成员、百分之四十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派往东北，同时，从全军抽调100个团的干部班子，从班长一直到团长一个不差；山东和冀辽热地区的主力部队约10万人全部北调；新四军第三师（师长黄克诚）35000余人全部北调。
其中，最重要的一环是放弃南方的解放区，把部队调往江北，来填补山东以及冀辽热地区的真空地带。
放弃南方解放区的好处还不仅如此。因为南方五省的解放区虽多，但是因为抗战的缘故，和国民党部队之间犬牙交错，并没有连成一片，这就使得我党在南方的部队始终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拳头，容易被国民党军队分割包围。而如果我军撤到江北，把地盘让给国民党，既可以获得民众的支持，对正在重庆进行的谈判起到有力地促进作用，又可以收缩兵力，进行整编，形成拳头，为日后可能会发生的内战做好战略准备。
此举可谓是是一举多得，绝对是英明的决策！
对于我党的战略调整，新四军第三师黄克诚非常支持，但是对于要部队不带武器或者只带轻武器赴东北去接收苏联缴获的日军武器，黄克诚表示反对。
诚然，日本投降后，除了苏军缴获的武器装备外，大量的军用物资流散到民间，确实是随处可见。可是，经验丰富的黄克诚却认为，「东北遍地是武器和物资」的说法不可轻信。
首先，鉴于国民党与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起码在明面上，苏联是不会明睁眼漏的把大批的武器装备交给八路军，这会对苏联在外交层面带来不利影响，苏联绝不会这么做。
其次、散落在民间的军用物资即使能够收回，那也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以八路军初入东北，在还未建立政府的情况下，东北的民众究竟能够信任八路军多少？如果到时征收不上来怎么办？
鉴于此，黄克诚认为，部队轻装进入东北不可取。在黄克诚的命令下，新四军第三师不仅带足了全部的武器装备，而且连过冬的棉衣也准备齐全，成为了当时东北人民自治军中唯一一支携带轻重武器，具有战斗力的部队。可是，黄克诚的远见在当时却遭到了批评。
事后证明，黄克诚是非常具有远见的。
我军进入东北后，苏联碍于国民党方面的压力，果然拒绝把日军的武器交给我军，而且，我军收编的伪军和伪警察部队在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后，大量反水，就以周保中在通化成立的八个大队为例，竟然反水了七个，仅剩下一个朝鲜大队。
因此，在这种不利局面下，我军初入东北之时，全靠黄克诚装备齐全的第三师在一线作战。要不是后来北朝鲜方面紧急支援了我军三千车皮武器装备，后果难料。
在这一点上，黄克诚和新四军第三师在东北的解放事业上功不可没。
反观国民党方面，蒋介石正陶醉于我党放弃的南方根据地和在云南终于收拾了龙云的喜悦之中，岂不知，他已经错过了最好的时机！即使他后来派重兵进入东北，在武力上一度占据了上风，但那时我军已经重新调整了战略，「让开大路，占领两厢」，你占点，我占面，又是一次成功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