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年底，毛泽东主席收到了一封来自河南的信件，寄信人是河南开封市委书记。这位市委书记认为自己对革命劳苦功高，只担任市委书记实在「大材小用」，因此主动给毛主席写信，请求主席将自己提拔为河南省委书记。
毛主席看完这封信后勃然大怒，直言此人「已经不可救药了」，甚至要求将之开除党籍。
要知道，这名市委书记可不是一般人，他可是当年黄麻起义的领导者，长期在党和军队内担任重要职务，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开国元勋。
那么，这名主动给毛主席写信要官的人是谁？他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黄麻起义的功臣，肃反运动的先锋
这名主动给毛主席写信要官的人叫做戴季英，1906年2月28日出生于湖北省黄安县七里坪镇檀树岗戴世英村的一个地主家庭。
因为家里还算富裕的缘故，戴季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长大后被送入武汉省立第一中学读书，在学习期间他也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并决定为之奋斗终生，因此在他21岁那一年，就作为学校进步学生的一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6月，入党仅仅4个月的戴季英受组织派遣，回到老家黄安县开始组织农民运动，并被任命为中共黄安县委委员、代理书记。
1927年9月，中共黄安、麻城两地县委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及湖北省委的指示发动了九月起义，结果因为没有相关经验导致这次起义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不过，我党在黄安麻城两县仍然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以及一定的武装力量。
湖北省委认为黄安、麻城两地可以再次进行一次起义，为了让这次起义能够顺利专门派遣了数名干部前往黄麻地区，领导两地的起义工作。
很快，黄安麻城两县就成立了以符向一为书记的中共麻城特别区委员会，以及以潘忠汝为总指挥的黄麻起义指挥部，身为黄安代理书记的戴季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起义指挥部的一员。
之后黄麻特委先后于11月3日及11日在七里坪举行了特别会议，讨论并实施发动黄麻起义的相关工作。
11月13日，在黄麻起义指挥部的领导下，3万多名农民有条不紊地向着黄安县城前进，并于14日凌晨4点顺利的攻陷了黄安县城，完全歼灭了城内的警察部队，黄安县长贺守忠，司法委员王治平等犯下诸多罪行的土豪劣绅被生擒。在这次起义过程中，戴季英领导的七里坪农民义勇队也立下了汗马功劳。
11月18日，黄安县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3万多人的农民起义军被改编为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准备应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反扑。
11月27日，国民党第三十军独立旅400多人的部队进犯黄安县城，结果被鄂东军及本地的人民群众击退，国民党方面对输给一群「泥腿子」的事情十分恼怒，于12月5日调遣12军教导师从尹家河一带对黄安县城发起突袭，我军因为情报不足，对敌军人数估计有误等原因，陷入了敌众我寡的危险局面，经过激烈战斗后选择突围，转入游击作战。
1928年1月，鄂东军在黄陂县木兰山上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开始为创建革命根据地做准备。戴季英也于4个月后被任命为中共黄安县委书记，以及黄安县地方武装指挥部总指挥，组织并发动农民参加革命，为我党创立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1932年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4次反「围剿」作战中，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积极执行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导致红四方面军损失惨重，主力部队只得撤离根据地开始西征，戴季英则奉命率领25军留在根据地内继续与敌人作斗争。
在接下来的斗争中，戴季英率领部队转战各地，与国民党的「围剿部队」斗智斗勇，接连打了数场胜仗，给予国民党反动派以沉重的打击，他参与指挥的郭家河、潘家河战斗更是载入了军史，部队一度扩充至13000余人。
不过，戴季英打仗虽然很有一手，但他却十分地崇拜王明、博古，对于「肃反」运动执行得十分」彻底「。
当初张国焘来到鄂豫皖根据地并搞」肃反「时，出身于地主家庭的戴季英为了彰显自己的「革命坚定性」，对于「肃反」执行得非常「到位」，许继慎、熊受暄等军政干部都曾受过他的严刑拷打，最终含冤而死。
1933年5月2日，红25军强攻黄安县七里坪，与国民党军队相持了整整43天，因为敌强我弱，粮食弹药不足的缘故，我军难以继续维持包围圈只得撤围。这时戴季英不去反思作战失利的原因，反而继续在军队中搞起「肃反」来，一口气将红74师主力220团的政委、参谋长等49名干部全部当成「反革命」抓起来并严刑拷打，之后命人将他们全部处决。
不久后，红25军副军长兼73师师长廖荣坤被处决，73师政治部主任程启波被活埋。当初指挥黄麻起义的重要领导人戴克敏、戴季伦（戴季英二哥）等人也被枪决，可以说戴季英的「肃反」给我党革命事业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1933年7月，蒋介石调遣十数万大军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5次「围剿」，红25军在战斗中损失惨重，打到最后只剩下了了2800余人。
长征路上逞英豪
1934年11月16日，红25军经过整编后踏上了长征的道路，于12月10日顺利的抵达了陕西洛南县。在洛南县庾家河举行的常委会议上，党组织通过了在鄂豫陕边区开辟一处新的根据地的决定，将原鄂豫皖省委改组为鄂豫陕省委。
当时蒋介石虽然名义上是国民党最高领袖，但是因为国内军阀遍地的缘故，他尚未完全控制鄂豫陕三省边界军队的指挥权，给红25军留下了喘息之机，趁着蒋介石「收权」的空档，红25军通过广泛发动群众的方式，顺利的开拓了北上以来第1块革命根据地，打开了局面。
第2年元月，蒋介石命令驻扎在河南、湖北、陕西三个省的国民党军出动11个团的兵力对鄂豫陕边区发起「围剿」，戴季英等红25军指战员指挥着军队通过「大回旋」运动的方式四面出击，经过三个月的战斗，成功的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针对鄂豫陕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
蒋介石对「围剿」失利十分恼火，又征调了30多个团的兵力对鄂豫陕根据地发起「围剿」，踌躇满志的蒋介石满世界宣称将在三个月内「消灭」我鄂豫陕革命根据地。针对「有备而来」的国民党军队，红25军的领导干部们经过商议后决定采取「诱敌深入，先拖后打」的作战方针，带着敌军到处「转圈圈」。
这个作战方针成功的让国民党军队「苦不堪言」，士兵们怨声载道，士气极速下滑。1935年7月，红25军在山阳县袁家沟口一带以伤亡100人的代价，成功的围歼了一支国民党警备旅，该旅自旅长唐嗣桐一千四百余名官兵被我军所俘虏，300余名官兵被击毙。
战斗结束后，部队迅速向北进发威胁陕西首府西安，促使敌军不得不回防，第2次「围剿」宣告破产。
粉碎了敌人的第2次「围剿」后，红25军得悉了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准备北上的消息，于是在长安县沣峪口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西征甘肃，通过牵制敌人兵力的方式策应主力红军北上。
7月16日，4000多名红25军的战士离开鄂豫陕根据地继续长征，并于半个月后顺利的攻占了甘肃两座县城，对作为胡宗南后方保障基地的天水县城造成了巨大的威胁，之后红25军继续向前挺近，一举攻占秦安县城，切断了西兰公路。当在成都的蒋介石听到这一则消息后气急败坏地连下5道电令，调遣20万大军追击红25军，为主力红军的北上行动分担了巨大压力。
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红25军带着国民党的「追剿」军队到处跑，并伺机对敌人发起突然袭击。
9月7日，鄂豫陕省委在豹子川召开了一次会议，对红25军的领导层进行了调整，戴季英改任为军参谋长，徐海东升任军长，程子华担任军政委。8天后，红25军顺利的抵达了陕北延川县永平镇，与刘志丹领导的红26、27军胜利会师，共同组建成红15军团。
迫害刘志丹
和陕北红军会师后，戴季英因为对肃反」有着较为丰富的「经验」，因此被任命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保卫局局长。与此同时，中央红军已经越过六盘山，即将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很明显，蒋介石是不会坐视这种情况发生的，因此他调遣10万大军对陕北红军发起了大规模「围剿」。
就在这危急关头，陕北根据地却又开始搞起了「肃反」运动，目标直指红十五军团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
朱理治、郭洪涛等领导干部掀起「肃反」运动后，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开始指责刘志丹是「同国民党部队有秘密勾结的白军军官」，还诬陷他是「反革命」。身为政治保卫局局长的戴季英迅速展开了行动，一口气将26军营以上的军政干部全都抓了起来。
虽然没有审出刘志丹是「反革命」的确凿证据，但戴季英还是决定抓捕刘志丹，专门给红15军团保卫部下达了「立即逮捕刘志丹」的命令，结果通讯员因为不知道命令的具体内容，他在前往红十五军团保卫部的半路上遇到了刘志丹后，直接把信件交给了他。
作为一名坚定的革命志士，刘志丹不愿因为自己导致红军内出现分裂，甚至自相残杀的风险，于是让通讯员立即将这封信送去军团部，并让他带话回去，就说自己去瓦窑堡了。
之后刘志丹骑着快马奔赴瓦窑堡，然后被戴季英给关押到了监狱里面「受审」。在审讯期间，因为刘志丹坚持原则，坚决不肯承认自己与国民党军队有秘密勾结的缘故，戴季英亲自拿起皮鞭狠狠地抽了他一顿。
刘志丹被抓的消息传出后立即在革命根据地内引起了轩然大波，尤其是抓人的还是刚来根据地不久的戴季英，原红26、27军的战士们开始纷纷猜测其实红25军才是真正的「白军」，同时根据地内的大量人民群众得知此事后甚至开始纷纷逃离根据地，跑去国民党统治区居住。
然而戴季英对些事情不管不顾，一门心思要证明刘志丹「通敌」。没过多久，他果然搜罗出了一些所谓的「证据」，强加给刘志丹大量罪名，说他是投降主义」、「逃跑主义」，甚至还将刘志丹的妻子给送入了劳改队。
就在陕北红军即将因为「肃反」陷入分裂时，中央红军于10月19日抵达了吴起镇。当毛泽东等领导人了解到陕北红军的形势时，迅速给陕北红军下达了「刀下留人，停止捕人」的命令。
因为担心陕北红军执行不到位，毛主席还专门从国家政治保卫局中挑选了三名干部，让他们代表党中央去瓦窑堡接管政治保卫局，在干部们出发前，毛泽东特意叮嘱他们调查本案时一定要慎重，「杀头不像割韭菜，韭菜割了还可以长出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
政治保卫局经过再三审查，最终确认刘志丹头上的罪名全都是戴季英等人强加上去的，所谓的证明「刘志丹通敌」的证据是戴季英等人伪造的。一切真相大白后，饱受折磨的刘志丹终于得以重见天日，并恢复了工作。
对于不顾革命形势，在陕北红军搞「肃反」的戴季英等人，毛泽东和周恩来予以了严厉批评，结果戴季英不但没有虚心接受批评，反而辩解称自己这是为了革命。
周恩来听后十分生气，当场反驳道：「像刘志丹这样的‘反革命’越多越好，像你这样的‘真革命’倒是一个没有才好。」
11月30日，党中央正式决定撤销戴季英的所有职务，并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抗日战争期间，我党于1942年年底专门召开会议解决西北历史问题，党中央纠正了1935年「肃反」问题的一些错误，认为对1935年「肃反」负主要责任的应该是时任陕甘晋省委正、副书记的朱理治和郭洪涛，而不是戴季英同志，这场险些酿成大祸的陕北「肃反」运动，至此终于落下了帷幕。
中原突围立战功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为了打通前往华东、华北、东北的通道，调遣了30多万人的兵力，部署在我中原解放区附近，准备将位于中原解放区的解放军部队彻底「消灭」。
6月26日一早，国民党军队正式向我中原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知道中原解放军的情况后，多次向中原局和中原军区下达指示，让他们准备将调遣主力部队向西突围，中原突围战役正式打响。
7月下旬，时任中原军区第一纵队政委的戴季英、第一纵队司令员王树声，以及其他中原军区的领导干部在即将抵达兄弟解放区时，接到中央命令：改变原战略转移点，准备开辟鄂西北革命根据地。鄂西北地处敌方，创建鄂西北革命根据地也就意味着要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
但他们竟然没有一句怨言，迅速率领部队按照中央指示奔赴鄂西北，运用机动灵活的战法实现「中心开花」，给敌人造成了重大杀伤，并拖住了多达数十万的蒋匪军队，极大的减轻了我其他解放区的压力，为我党赢得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永不启用的「开国元勋」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式宣告成立，戴季英被任命为中共河南省委常委兼开封市委书记（当时开封是河南省省会）。
戴季英对党中央的这个安排感到十分的不满，他在心里认为，早在20年代自己就是省级干部了，不管是土地革命战争、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自己都参与过了，按照自己「开国元勋」的资历，完全是可以担任河南省委书记的。更何况早在1944年，自己就当过中共河南区党委书记，也算是河南省「一把手」了，凭什么建国后只让自己当一个市委书记呢?
更让戴季英感到不满的是，不管是河南省省委书记张玺、副书记刘杰，还是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席吴芝圃，「年龄没他大，贡献也没他多，威望没他高」，凭什么他们排名在自己前面。
在这种错误思想的影响下，戴季英对于省委的要求完全不管不顾，省委开会时也故意跟省委领导对着干，有一次会议，他甚至还当众说一位省委领导是「左派」。
后来我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结果戴季英在这个问题上再次与省委领导唱反调，并暗中抵制这一运动。
1951年年底，戴季英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写去了一封信，在信中肆意地攻击河南省委的领导干部，并跟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让自己担任中央委员、河南省委书记的请求。
可想而知，当毛主席收到戴季英的这一封「要官信」后内心是多么的愤怒，他拍着桌子说道：「戴季英已经无可救药了！」之后给中央办公厅下达批示：「共产党不需要戴季英这样的高级干部。这样的人应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永不启用！」
1952年2月22日，【人民日报】上刊登了【中国共产党河南省委员会关于开除戴季英党籍的决定】，正式决定开除戴季英党籍、公职，戴季英本人被勒令回家反省，不久后又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
不过戴季英对革命是毕竟有贡献的，因此1984年我党又恢复了他的党籍，并让他享受省级干部待遇。1997年11月，戴季英在河南逝世，终年91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