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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5月间，随着武汉局势的日益恶化，在莫斯科关于如何指导中国革命的斗争也日趋激烈。
5月18日至30日共产国际第八次全会在莫斯科召开。托洛茨基对武汉政府表示严重怀疑，认为它难以支撑下去，主张立即在中国组织工兵代表苏维埃。
斯大林为不使反对派扩大影响，对会议作了精心安排，会议文件最后一刻才发下去，会议结束又把包括代表发言记录在内的所有文件一律收回。
会议通过了他的【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的报告，维护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指导方针（实际上是斯大林的指导方针）的「一贯正确性」。
但为了避开托洛茨基的批评，他发往中国的指示的激进程度与反对派却几乎没有任何区别。这就是著名的体现斯大林精神的「五月指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信1927年5月】)。
1、无法执行的「五月指示」
「五月指示」要求中共「从下面」和「从上面」来「深化」武汉政府控制区的革命。
所谓「从下面」就是通过发动土地革命和工农运动，建立以工农为主体的革命军队；「从上面」就是促使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更加「雅各宾」化，坚决支持工农运动。
5月30日莫洛托夫向鲍罗廷发去与「五月指示」内容基本相同的「最高领导机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指示电，该指示电称：
（1）进行土地革命。
不进行土地革命，就不可能取得胜利。不进行土地革命，国民党中央就会变成不可靠将领手中的玩偶。坚决主张从下面占领土地。要千方百计促进工农运动，否则就会葬送革命事业。
（2）对手工业者、商人和小地主要做出让步，与他们进行联合。
只应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不要触及军官和士兵的土地。如果需要，可不没收中地主的土地。
（3）为避免国民党老领导人对实行上述政策的惧怕而发生动摇。
应从下面多吸收一些新的工农领导人进入中央，改变目前国民党的构成。务必更新国民党上层，充实在土地革命中脱颖而出的新领导人。
（4）应当消除对不可靠将领的依赖性。
要动员两万名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的五万革命工农，组建几个新军。利用军校学员任指挥员，组建自己可靠的部队，现在还不晚。不这样做就不能保证不失败。
（5）要惩治坏蛋。
成立革命军事法庭惩办与蒋介石有联系的或迫害工农的军官。如果国民党人不学会做雅各宾派，他们就只好为人民、为革命去送死。
以上指示的核心是实行土地革命、组建以工农为主体的革命军队和更新国民党领导层。
但关键问题仍然是以武汉政府的左派为领导，通过国民党人的雅各宾化进行，这就使该指示规定的任务无论哪一项都无法完成。
2、「五月指示」为何无法执行？
首先，没收土地将小地主和军人的土地除外，就等于不没收土地。
因为中国南方大部分是中小地主，而大中地主又可以借助于各级政府官员和军官的庇护（中国地主阶级和士绅大多互为一体，他们与官府和军队的关系盘根错节，北伐军军官大都是地主子弟)。
而依靠武汉国民党实行土地革命更不可能。
正如罗易指出的：
「武汉中央委员会不是左派，它不代表小资产阶级，它的多数委员是由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构成的，小资产阶级左派处于少数」。
即使小资产阶级左派也主要是表现在对待蒋介石的态度上，在反蒋上表现很「左」，但反蒋者并非都拥护进行触及到北伐军稳定的社会革命。
对进行「适度」的土地政策，武汉政府虽然口头上不反对，但骨子里却是根本反对。
正因如此，即使是农运开展得最为激烈的湖南，也没有触动地主阶级根本利益所在的土地占有权。
而且马日事变之后，湖南农运被残酷地镇压了下去，完全失去了原有的条件。
关于组建新军问题，联共（布）中央多次指示鲍罗廷等人，并要求武汉政府用苏联援助的钱组建两个新军。如果中山舰事件之后莫斯科下达这一指令是完全可行的，但这时要立即组建两个新军的革命部队则是完全不可能的。
首先，苏联援助的款项都不够维持武汉政府和现有军队的开支，武汉政府每天要花军费1500万元，光是这笔开支就压垮武汉政府的财政，哪有多余的款项去组建新军。
其次，指战员极度缺乏。指挥员主要仰仗武汉军校，但蒋介石叛变后，武汉军校受到巨大冲击，其一些学员公然张贴「蒋介石万岁」的标语，学员们并非都忠实可靠；而且学员所学的都是中下级指挥员的科目，并不能满足组建两个军的干部需要。
联共（布）中央下令，不准拥护蒋介石的在苏联各级军校学习的国民党学员回国，只准中共学员回国以充实武汉政府的部队。但其人数有限，而且一时难以回国派上用场。
此外，征召兵员，进行基本训练，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由于这些原因，组建新军完全落空。
真正的革命军队还是中共党员控制的那些部队。
至于直接武装工农又是鲍罗廷坚决反对的。
其原因很简单，他说：
「我不打算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而战一因为时机尚未成熟。」
特别是：
「在他看来，给老百姓发枪意味着，紧跟他的苏联顾问和中国人再也不能活着离开中国了。」
所以即使是杨森兵临武汉城下的紧急关头，他也反对武装工人。
至于更新国民党上层无异于进行一场革命，只有在彻底实行土地革命和有充分的革命军队的基础上才有可能。
3、罗易的莽撞
6月1日，鲍罗廷收到密电，当密电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宣读时，无论是鲍罗廷本人，还是中共总书记陈独秀，甚至充满革命浪漫主义的罗易，都认为这一指示是无法执行的「海外神话」。
而且：
「几乎莫斯科的所有代表（和许多中共领导人）都意识到，在农村实现最激进的要求的那些尝试（不管其结果如何）都是与中共留在国民党内的方针是不兼容的」。
经过讨论，鲍罗廷等人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回电斯大林说：「一俟可能立即执行」。
如上所述，这一秘密指示根本就没有执行的可能性。
但罗易不和任何人商量，擅自将这个秘密文件，拿给汪精卫和其他国民党左派人士去看，想以此表示莫斯科对他们的信任。
「汪精卫一看见了共产国际的训令，与中共中央素持的主张不对，就生了疑心，就有了材料，作他分离共产党口实了」，说苏联已经废弃统一战线政策，要篡夺国民党的领导权。
他向鲍罗廷大发雷霆，说鲍罗廷在背后捣鬼。其他左派人士也大为惊慌和不悦。
罗易的莽撞行为加快了汪精卫弃职换船，投靠蒋介石的步伐。
莫斯科以罗易严重违纪，于6月22日下令将其召回，并不再委任他任何重要职务，直到1928年被共产国际开除回国。
其实，斯大林尽管对汪精卫抱有幻想，但并非对武汉的情况没有起码的了解。
他不是不知道以上指令是无法实现的，也不是要求鲍罗廷必须执行，该指令的发出无非是为了堵住反对派的嘴。
鲍罗廷对此心领神会。
此时无论是斯大林，还是他的对华政策忠实执行者鲍罗廷都已对武汉政府不抱多大希望，而是将最大希望转移到冯玉祥身上，希望冯玉祥与武汉政府建立巩固的联盟，共同转师东南去剿灭蒋介石。
宁汉分裂后，冯玉祥成为主导中国政治形势向何方发展的举足轻重的人物，武汉政府和南京方面都极力拉他。
而冯玉祥也暂且不明显表示偏向于任何一方，对宁汉都表示友好的态度，以抬高自己身价。
4、斯大林最后的希望——冯玉祥
6月5日，武汉方面决定出动汪精卫等党政头面人物到郑州与冯玉祥商议结盟反蒋大计，还派邓演达先期赴潼关迎接冯玉祥来郑州。鲍罗廷因身体不适没有前往。
6月10一12日会议进行了两天。
汪精卫尽量满足冯玉祥的要求，决定成立开封政治分会，负责指导河南、陕西、甘肃三省政务，冯玉祥为分会主席兼任河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并将河南、陕西、甘肃三省划为冯玉祥的防区，冯所控制的第二集团军扩编为7个方面军，一下子发展到近50万人。
这样，冯玉祥轻而易举地掌握了豫、陕、甘党政实权，大大地扩充了他的军队，成为中国当时最大的实力派。
汪精卫从冯玉祥处得到的是，他愿意服从武汉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命令和他不同蒋介石合作的口头保证。此外，汪精卫和冯玉祥还达成了驱逐鲍罗廷的秘密协议。
会议上，冯玉祥虽然答应不与蒋介石建立同盟，还骂了蒋介石。但会议一结束，冯玉祥就主动派人与蒋介石联系，要求会见蒋介石，蒋介石积极响应。
6月20一22日冯蒋在徐州举行会议，确定了在清除共产党的基础上，蒋、冯、汪实行合作，继续进行北伐的方针。
会后冯玉祥发表迫使武汉与南京合流的通电，通电宣称，武汉地区社会已根本动摇，其补救办法是，设法使鲍罗廷回国，其政府成员除少数人须「出洋休息」外，其余均可与南京政府合而为一，要求汪精卫等「速定大计，早日实行」。
对冯玉祥要倒向蒋介石一边使斯大林十分不安，他担心武汉也屈从于南京。这迫使莫斯科动用曾经是行之有效的财政援助的手段拉住汪精卫。
根据政治局的决定，莫洛托夫于6月25日电示苏联驻汉口领事，「已下令再给武汉国民政府汇款200万卢布」。
同一天，斯大林于索契致函莫洛托夫，让莫洛托夫继续给武汉政府追加援助，信中说，请相信，为使武汉不屈从于南京「给武汉追加300万到500万卢布是值得的，只要有所依靠，武汉就不会向南京投降，钱就不会白花」。
但是斯大林的最后努力并没有奏效。
5、被驱逐的鲍罗廷
徐州会议和冯玉祥的通电彻底粉碎了苏联「联冯反蒋」的幻想。
冯玉祥会后即实行剿共和取缔工农运动的政策，公开倒向蒋介石。这样，苏联又失去了一个耗费大量钱财和物资、多年苦心扶植的盟友，其对苏联对华政策的打击，并不亚于蒋介石四一二政变。
冯蒋联盟成立后，汪精卫迅速右转，全面向蒋介石靠拢，排斥中国共产党，镇压工农运动。7月15日，汪精卫领导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召开「分共」会议，决定与中国共产党全面决裂，彻底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与蒋介石合流。
会后汪、蒋一起对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分子进行大逮捕、大屠杀，中国大革命宣告失败。
在得知冯蒋建立联盟的确切消息后，鲍罗廷失去了最后希望，遂决定收拾行囊，启程回国。
但他身患疟疾，身体虚弱，需要进行一段休养；此外他还担心，他一旦回国，被张作霖关押在监狱的妻子范娅将失去人质的作用而被杀害，等待得知妻子的结果才能离开，因而没有马上动身。
7月12日，原武汉政府要员宋子文来到武汉，向武汉转达了南京方面的最后条件，武汉只有把鲍罗廷和共产党人赶走，在8月份才可能举行宁汉双方的国民党联合全会，武汉才能取得决定中国未来领袖的机会。
武汉遂客客气气地向鲍罗廷下了逐客令。
恰巧，在7月12日这一天，范娅在北京获释，一直等待与妻子团聚的鲍罗廷遂决定尽快地离华回国。
为躲避何键军队的搜捕，宋子文陪鲍罗廷一行到庐山休息了一个星期，这期间他的行程已经安排就绪。由于冯玉祥许诺为他提供安全信道，鲍罗廷一行决定经戈壁沙漠通过外蒙古回国。
7月27日，鲍罗廷一行包括国民党左派陈友仁和一些外国人共30余人在武汉车站登上专列，宋子文、汪精卫到车站送行，到达郑州后冯玉祥前来迎接，这位在华工作四年之久的苏联顾问，在他被迫离去的最后一刻保留了自己的尊严和荣誉。
随着北去列车的消失，苏联从1923年起与国民党的友好合作关系，变成了反目成仇的关系。
以鲍罗廷离开中国为标志，苏联断绝了从1923年与国民党建立起来的相互关系，联共（布）和共产国际，便无可选择地与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发展全面的关系。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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