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鹏澄清与周恩来的真实关系，否认养子说。
周总理与邓颖超这对革命伴侣，共同度过了他们的一生，为了革命，他们经历了很多困难和挑战，其中最让人遗憾的是，邓颖超因为革命的需要，终身无法生育。
然而，他们仍然坚守在革命的道路上，这使得他们的生活充满了意义和价值。
两人均对孩子充满关爱，因此，多位老一辈革命家在辞世前都曾向周总理提出过让孩子由其抚养的想法。其中，有一位受周总理亲自培养的孩子，长大后不负众望，成为了新任总理，他就是李鹏。
周总理和邓颖超对他的疼爱是众所周知的，但他却声称自己并非周总理的养子。那么，事实究竟如何呢？
1925年8月8日，周恩来与邓颖超在广州喜结良缘。虽然他们曾有机会拥有自己的孩子，然而在婚后仅三个月，邓颖超便发现自己怀孕了。
当时正逢国共首次合作，新婚不久的周恩来奉命与蒋介石一同前往汕头。而邓颖超则独自留在广州协助何香凝推进妇女工作。
邓颖超在发现自己怀孕时，内心充满了欢喜，但转念一想，她又感到了忧虑。那个年代的局势异常复杂，她实在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照顾一个孩子。
于是，邓颖超果断地决定自己处理这个问题，她没有和周总理商量，而是决定服用打胎药。
周总理得知此事后既愤怒又心痛，他真的生气了，好几天都不愿与妻子交谈，独自承受着内心的不快。晚年，邓颖超回忆说：「那时我年轻无知，莽撞行事，跑到街头摊贩那里购买打胎药。
当时我的母亲也在梅县，她并不懂中医，结果吃了那种药，让她受尽了煎熬。」
总理当时的愤怒是有道理的。在1926年7月左右，邓颖超又怀孕了。这次，她学到了教训，决定将这个革命的后代生下来，尊重小生命的权利，好好养育孩子，让他成为革命的继承人。
年底，周总理收到了前往上海的通知，中央工作组织部的秘书职责落在了他的肩上，而此时他还担任着中央军委书记的重要职务。
尽管邓颖超已经怀胎五个月，但周总理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先前往上海，毕竟中央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岳母一定能够妥善照顾妻子。
在那段日子里，周总理在上海投身工人武装起义，工作繁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但他总是抽出时间，写信询问妻子的状况，只要得知一切顺利，他的心才得以稍作宽慰。
尽管预产期已到，邓颖超却在分娩时遭遇了难产，胎儿整整三天三夜都无法顺利产出。在现在，难产可能算不上什么大问题，但在当时，这确是威胁产妇生命的严重问题。
邓颖超只有23岁，她怀揣着未完成的梦想和使命，怎能在关键时刻放弃生命？
虽然助产医士尝试了各种催产方法，但由于婴儿体重达到了8斤，最后不得不使用产钳夹住头颅硬拖出母体。遗憾的是，尽管医生尽力而为，但仍然无法保住孩子的生命。
邓颖超看见她历经三天三夜辛苦生下的男婴，瞬间泪流满面。然而，孩子却弯曲着身躯，耷拉着小脑袋，已经没有任何动静。
这对夫妇失去了他们的第二个孩子，但是他们知道，生活还将继续，他们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并不孤单。
邓颖超在还没从产房出来的时候，上海就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由于工作繁忙，她上次流产并没有恢复好身体，这次又早早地投身到革命活动中，经历了长途颠簸，还因为难产导致大出血，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因此身体已经被彻底搞垮了。
周总理总是安慰邓颖超：「没有孩子也没有孩子吧！我们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无尽的革命事业中！」因此，他们把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革命事业中，一心一意。
周总理夫妇在延安时期收养了多位孩子，其中包括孙炳文的女儿孙维世、叶挺的女儿叶扬眉以及王戍等人，他们对这些孩子都付出了无私的关爱和抚养。
1931年9月5日，李硕勋在海口壮烈牺牲，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的牺牲给家人带来了巨大的打击，妻子赵君陶和儿子李鹏只能相依为命。
为了生活，赵君陶带着儿子辗转来到了四川成都，开始了长达7年的异地生活。
1938年底，赵君陶终于与党组织恢复了联系。不久，地下党员便告诉她：「旅馆中有一重要人物想见你，请您速去。」
那位尊贵的客人正是邓颖超，她代表周总理前来与赵君陶接洽，希望能将她与孩子带到重庆，那里更安全。
为保证安全，邓颖超先带走了赵君陶，而李鹏留在了外婆家。直到1940年秋天，李鹏才得以第一次与周总理相见。
在育才学校的求学生涯中，他接到了一个改变他人生轨迹的通知——前往延安。在党的优秀干部鞥英超的带领下，他匆匆赶往重庆，来到了位于曾家岩50号的周公馆。
在那里，他和其他烈士子女一样，称呼二人为「周伯伯」和「邓妈妈」，开始了新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