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月下旬，正值伟大的鲁南战役激战正酣之时，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是，一份紧急电令从遥远的鲁中军区传至前线战场，要求参加此次攻城作战的山东第九师全员以及山东第四师的一个团的兵力，必须全员撤离并返回鲁中地区。
这一命令彻底激怒了时任山东野战军参谋长的陈士榘，他情绪激动地表示，自己身为堂堂的野战军参谋长，曾经得到过陈毅司令员的亲自授命，负责攻打枣庄市，而现在鲁中军区却无视他的计划，擅自调动部队回归，竟然没有告知他这个决策的具体实施情况。
陈士榘一向以性格豁达直率广为人知，在面对任何问题时都会直接表达自己的观点，无论是在战乱时期还是和平年代都是如此，因此被尊称为耿直猛将。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尽管对此发泄了一番不满，陈士榘最终还是选择维持冷静，并在事后来不及寻找王建安讨要说法。
一、山头
关于这个细节，确实引人深思。
1.作为野战军的领导者，陈士榘将军为何面对二级军区司令员擅自调动军队却束手无策呢？
2.鲁中军区为何竟能够有勇气无视大局，强制征召士兵北上回归？
3.当时正在枣庄前线驻扎的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当时华中和山东尚未合并为华野），为何对于王建安将军调兵事宜完全漠然处之，毫不关心？
这是一系列值得探讨的问题。
在鲁南战役取得胜利的背景下讨论这一问题似乎显得有些无关紧要，然而，放眼更为广阔的历史长河，我们不难发现，这是华野成立前后诸多重要危机的一个典型缩影。
对比四大野战军与华北野战部队，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华野存在的严重问题在于其内部的不协调与矛盾纷争，这些问题层出不穷。
通俗地说，即严重的山头主义。
例如：二级军区「只听从调动，而不愿意接受命令」；对陈毅元帅指挥才能的强烈质疑；山东诸位老将对粟裕将军的信任不足；以及山东八路军旧部和华中新四军之间存在的疏离感……
请问，您是否听说过，西北野战军中有谁敢于违背彭德怀总司令的指令？中原野战军中有哪位纵队司令在刘伯承和邓小平两位元帅手下闹独立性？东北野战军中各个派别（如新四军系、山东八路军系、冀热辽地区的军队等）彼此冷漠甚至恶意相向的情况？华北有人敢于公开质疑聂荣臻元帅吗？答案都是否定的。
究其根源，主要是因为其他战略区域的领导阶层多数能够坚持执行统一方针，即使是突然换帅，如彭德怀总司令，也没有任何人胆敢提出反对意见，彭德怀元帅的崇高声誉无需过多赘述。
另一方面，聂荣臻元帅尽管在抗日战争期间因军事指挥问题受到一名无党派将领组织的军事审查委员会的批评，但只是短暂的警告，并未造成太大影响，聂荣臻元帅依然是晋察冀-华北阵营不可替代的精神领袖。
华东地区的特别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首先，其领导人历经两次更迭，由罗瑞卿将军接替，随后又是陈毅元帅，再来又轮到了饶漱石，每一次领导层的变动，整个团队都需要重新调整以适应新的环境，然而在战争时代，一个团队的领导者，特别是军事指挥官，又怎么可能性格温柔到没有半点血性？
因此，其中的矛盾和争端实在可谓难以避免。其次，由于两个截然不同的作战体系和战术方法相互碰撞交融，必然引发大量的矛盾冲突。
在山东的部队长期以来缺乏高水平的军事指挥，军区司令员及主力师长们基本都只能靠自身的努力来成长，虽然这样也诞生了许多极其优秀和卓越的将领，但是要从优秀过渡到翘楚人物，从翘楚人物跃升至杰出人物，其道路上的挫折和挑战仅通过个体的智慧和才华其实难以顺利跨越。
当然，并非要贬低罗瑞卿将军的功绩，但他在军事领域这方面的实力相对较弱，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据称，毛主席最初计划委任徐向前元帅担任山东的军事指挥官，这其中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上述因素的考虑。
二、扯皮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政局迅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山东地区的八路军残余军队在缺少有效决策带领的困境之下，略显各自为政且组织构建不尽如人意，由此导致部队在力量的整合过程中显现出较大缺失，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缺乏卓越的领导者提供战略导向，全省的将领未能及时完成由分散化的游击战向系统性的运动战的全面转型。
当陈毅将军抵达山东并开始行使职责之时，固然有着满腔的热诚与抱负，然而却并未得到强有力参谋团队的支持与助力，在早期的津浦铁路战役中虽然接连取胜，取得了初步的成功，并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国民党军队沿津浦铁路北上的增援调动，然而待国军大批军队来到山东以及苏北地区后，情势立刻逆转至对其极为不利的局面。
北方的王耀武也展示出军事行动的决心，试图利用胶济铁路作为重点攻势，实现对山东地区东西方向的全面突袭。南方的薛岳则招招应对得宜、每一步骤都显得异常精妙，逐渐压缩了山东军队在苏北区域的战略空间。这两位名将一南一北，对山东部队的几大战区进行了有效的分割包围，同时企图割裂华中野战军与山东野战军之间的紧密联系，使得陈毅将军在指挥山东野战军的战争中处于左支右绌、疲于奔命的困境之中。以1946年7月的泗县战斗挫败为标志，山东革命根据地进入了极度严重的困境之中。
那么，为何会落入如此被动的境地呢？
首先，我们应当认识到，无论是集中兵力进行大规模战役的观念还是组织机制，在此期间均尚未建立完善。山东革命根据地此时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力量机构，其中之一为以山东军区为核心的领导模式，负责管理鲁中军区（由王建安装备）、胶东军区（由许世友指挥）、渤海军区（由袁也烈掌管）及鲁南军区（由张光中筹备）；另一种是以山东野战军为重心的指挥体系。
对于熟知古今中外军事历史的学者来说，可能会认为，既然陈毅将军主要承担的职务是山东军区司令员，那么他理应有权统一指导各军区的队伍。无疑，这样的观点具有合理性。然而，事实上，战争、军队的战斗力、乃至战役的规划与组织指挥等方面，都强调系统性、传统性以及基础性的重要性，并非仅凭某人的威信便可解决一切难题，同样也不能依靠一时一地的强力执行命令来带动整个过程。
尽管陈毅担任山东军区司令员的确毫无争议，但是他当时所承担的最为重要的责任莫过于指挥山东野战军的战斗，而非整个军区的建设工作。在当时，各项军区建设任务以及地方军区兵力组织的职责，基本上都在小饶同志的主导下，交给了由张云逸统筹指导的部门。
这种组织结构导致了两个独立运行的军队体系，彼此间各行其是，难以形成合力进行规模庞大的军团作战。对惯于抗战后期以分散为主并进行小型集中的各军区部队而言，他们无法理解中央为何命令组建津浦前方野战军——山东野战军，更无从知晓组建该野战军后应该如何有效地推进各项事务。
结果，山东野战军只能指挥叶飞的第一纵队、韦国清的第二纵队、谭希林的第七师以及何以祥的第八师这四个主要作战单位，总计不过拥有约四五万人的兵力。至于其他大量的部队则仍然分布于各个军区之内，这些兵力原本可以受到陈毅司令的指挥，但由于军区本身亦有权调动这些兵力当然可以由陈毅指挥，但军区也有权力调动他们，极易造成扯皮。
例如在泗县战斗之前的关键时期，陈毅原计划调派叶飞的第一纵队南下去共同参加战斗。然而，凭借我们后来者的战略眼光来回顾这场战争，发现叶飞的第一纵队堪称是最顶尖的精英部队，如果他们能够加入泗县战斗，那么攻破桂系的两个团必定是毫无悬念。但是危机时刻，山东军区却跳出来拖后腿，张云逸和黎玉联合致函，强调山东军区必须参与胶济线战役，如果允许胶济线周边富饶地区被敌军占领，将会对整个战局造成严重影响。
张云逸和黎玉连发两份电报，成功阻止了叶飞纵队继续南行，迫使他们留守鲁中地区进行作战。虽然山东的稳定同样重要，胶济线的进攻也不能忽视，但是当时哪个地区更为优先？答案无疑是苏北，如果能够攻克泗县，粉碎薛岳发起的鲁南攻势，那么南北统一的价值将更加重大。因此，最终的战局表现为四面开花，分散作战，每处战场都陷入被动。
我们再来深入剖析这两份电报，它们充满了局部利益的考量，缺乏全局观念。而与山东军区将领形成鲜明反差的是，粟裕早在1945年8月，华中部队还未大规模投入作战行动之际，便已开始有目的地探讨大兵团作战的各种理论与策略，尽管这些内容尚不成体系，但至少已经启发出将领们对于大兵团作战的思考，此举的效用巨大无比。
下面这份文件，是在1945年8月7日公布的，粟裕在苏浙军区一次领导干部会议上的发言，供各位读者参考，我会节选与其大兵团作战要点相关的段落：如果山东军区有像粟裕这样既具备战略眼光又富有实战经验的统帅，自1945年开始便如此亲自指导训练，相信决不会出现在短时间内同时打响苏北和鲁中两大战役的困境。
阐述至此，我们不妨回头谈论一下王建安调兵返回鲁中的事件。并非以此事件指责王建安将军与陈士榘及粟裕之间有任何矛盾隔阂，事实上全然不然，这几位显赫的元勋开诚布公地表示彼此间并非密友关系，但同样也没有私人恩怨。
战前调动军队的行为，往往是旧有思维模式的惯性所致，习惯于各自独立作战，由你野战军去做好你的事情，我军区则负责完成自己的任务，无论何处的领土都需要严加防守，调配至我军区的主力部队乃是家常便饭。
据推测，王司令或许并无任何愧疚感，这不过是如同每日三餐、饮水如常那样的自然举动而已。
这种情况也许令人费解，但确实存在。故而，我们在谴责山东战况混乱低迷时，能否单纯地认为这全是陈毅的过错呢？山东军区的众多领导者之中，的确有很多是陈毅无法轻易更改或敢于与之抗衡的。
泗县战斗失败之后，中共中央亦洞察到陈毅面临困苦局面，山东军队的情绪已经十分激昂。据陈毅于1962年的访谈回想当年的情景时，他表示：「意识到宋参谋长并不适应担任参谋长一职，因此紧急调派陈士榘协助山东，以期为陈毅提供更多助力。」
三、冲突与管教
在解放战争之后，叶飞将军勇于直言真相，并在他的回忆录中详细地描述了战争期间许多山东与华中野战部队无法有效协调一致的情况。其中，战术层面上的失衡尤为显著，这一点已是众多战史书籍中所公然揭示出来的事实。
叶飞将军率领的部队原属老新四军，自北上以来深深受到粟裕所提倡的军事理论的影响，惯常采用运动战战略，他们擅长迅速适应战场环境，常常依据局势的变化而适时调整作战方式。然而，相比之下，山东地区的部队打起阵地战来更为出色，他们能够承受艰苦的战斗，具备强韧的生命力，并且敢于发动猛烈的进攻。
在泗县战役之前，叶飞将军曾被留驻鲁中，由王建安直接指挥，首先攻击淄博，其次是青州。叶飞将军始终主张应根据敌军的实际情况调整策略，将主要精力放在城外打击援兵上。但王建安司令官坚持认为应该以攻占城市为主导，支援战斗位居次席。双方各执己见，僵持不下最后决定各自行动，即由叶飞带领部队在外围阻截援军，而鲁中的部队则继续坚守攻城的任务。
在进攻淄博之时，鲁中部队奋战了整整一夜却未能夺取胜利，这无疑给他们带来了挫败感。在国军援军即将抵达之前，他们匆忙撤离战场。此时，叶飞领导的第一纵队已经做好充分的设防准备等待伏击敌人的援军，然而由于鲁中部队的突然撤退，使得淄博势力得以保全，因而国军不再派出援军。这次的配合失误导致了本可获得重大战果的围城打援计划付诸东流。
接下来转向攻击青州时，叶飞再次与渤海军区协同作战。无奈的是，类似的问题再度重演。渤海部队未能成功攻破城墙，被迫仓促撤离。叶飞本期待能够在此次战斗中发挥援军作用，结果却只是空欢喜一场。
当陈毅带领主力军队在南线处境艰难的时候，北部战线上却分散了过多的主力部队。虽然这些部队都是精锐之师，但是在关键时刻未能充分利用，反而都耗费在了一些无足轻重的战斗上面。对于这种情况，叶飞将军既感到困惑又无能为力；陈毅元帅也只能空叹无奈。
隐藏在水面之下的问题更加难以察觉和处理。
叶飞将军领导的第一纵队抵达山东较迟，同时他们并非像韦国清的第二纵队那样拥有原八路军的丰富经验和深厚根基。因此在山东方面，他们并不享有广泛的认可。此外，山东军区有些负责人的态度产生了偏见，对一纵队并未视作自己的部下，在士兵招募、后勤保障以及弹药储备等诸多方面都进行了严格的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