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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们那一批四十八人的上山下乡的「知青」来说，公元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三十号，是个刻骨铭心的日子。
我的家乡是川黔交界，赤水河川界的一个弹丸小镇。
小镇不小，古有明朝洪武年间奢香夫人奉洪武大帝之命修筑的「毕节驿」，连接川界「摩尼驿」，川丝，川盐，蜀绣，贵州「窝盐」（粗锌），桐油，土漆等物资通过此驿道出川入黔滇，甚至远销东南亚。抗日战争时期，修筑了举世闻名的「川滇东路」，抗日物资从缅甸经昆明，过赤水河经我的家乡运至重庆。
上世纪六十年代，「抗美援越」英雄的人民子弟兵和大量军事物资同样是经「川滇东路」上越南前线。
小镇的战略意义可想而知。
「川滇东路」通车以后，大量的重庆，成都商人涌入小镇，开栈房（旅店），饭馆，货栈，一时间，小镇成了远近闻名的「小香港」。
话说公元一九六九年十二月，据后来后有关人士透露，小镇接到上级通知是：接待安置「山城」上山下乡知识青年。
公社「革委会」主任是重新出来主持工作的原公社书记，苗族，没多少文化，解放初期川南「征粮剿匪」工作队长。是那种踏实，肯干，能吃苦，能跟群众打成一片，坚决执行上级指示的好基层干部。去区公所（三十多华里小路），去县政府（一百华里小路）开会办事，抬脚就走，据说他曾经去县里一天打了一个来回。
「革委会」主任早就看不惯从一九六六年以来公社小学毕业，以及因种种原因小学都没毕业的这帮子小青年，吃了饭没事干，一群一伙成群结队晿着「语录歌」在公路上当「压路机」。
更为伤脑筋的是，这帮小青年经常打架斗殴，瓜前李下。于是，「革委会」主任叫人从派出所调来户口总册，大手一挥说：凡年满十六周岁的非农业户籍青年，一律下乡。
据说那时安置下乡知青有指标，县里也就黙认了公社革委会主任的创新。
于是就有了文章开头的四十八名「知识青年」下乡。
我统计过，我们这四十八个青年中，有五位六九级初中生，（实际情况是上了三个月正课就「停课闹革命」，）有二十来个六六年及以前的小学毕业生。有十多个小学没毕业的社会青年，还有几个因特殊原因在外地工作，因单位下马回乡的「待业青年」，有几个青年已经结婚生子，还有五，六个青年连自己的姓名也写不起。
这样的人员结构，套上「把自已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太抬举我们了。
前文说到，「抗日战争时期」，大量移民涌入小镇，使得小镇的商业，手工业，服务业得到极大的繁荣。解放初期，尤其是一九五三至五五年的「三，五反运动中，因为人性劣根性作怪，不少人不惜捡举揭发别人，于是就成了你咬我，我咬你的乱像，由于缺泛严肃认真的甄别，不少人因偷漏税，加入过袍哥组织，被胁迫短暂加入土匪等原因，被送去劳改，劳教，或戴上「坏份子」帽子，成分结构比较复杂。
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我们这帮四十八名下乡青年中，三分之二属于「可以教育好子女」，以后的命运自然可想而知。
在以后的三到六年中，有十多个下乡青年陆续被县上各公司，厂矿招为工人，包括我在内的三十来个「下了知青」，一直等到一九七九最后一批转回非农业户口，自谋职业。
有这样一位下乡青年，（粉丝中有不少认识的朋友，真实姓名就不写了）。
他祖父是抗日战争时期山城重庆移民，做窄幅家机土布生意，后来生意做大了，在小镇开起了家机布作坊，有四台木制织布机，挣了钱后购置了十来亩水田出租，土改时被定为「小土地出租」，等级间于富农与富裕中农之间，属于「教育改造」对象。
该员的父解放初期参加工作去了外省，几岁时老家母亲病故，父亲在外找了新欢。他与小脚祖母相依为命。父亲每月寄几块钱购粮钱回来。
下乡不久，祖母去世。俗话说：有后娘必有后爹。父亲就不管他了，不久，他就与农村姑娘结婚，算是「上门女婿」。生了两个儿子，后来老伴去世，儿媳把他撵回当初的知青房居住，对他的生活起居不管不顾。
九十年代初，落实下了知青「工龄政策」，十年的下乡经历视同缴费，（以后虽在农村，己经不享受知青待遇了）。
社区工作人员和部份在农村结婚安家的朋友劝他再花两万多块钱续买五年社保，年满六十岁后可以每月领取养老金。
该员是出了名的「咬卵匠」，根本不相信国家会有这等好政策，坚持不办，不续买。
后来，政府要想给他「吃低保」吧，他又有两个身强体壮的儿子，要想不管吧，生活确实贫困潦倒，只好变通一下，每年给他评点困难补助。
直到他年满七十，每年能领到点高龄补贴。
那年我回家扫墓，他上街赶场，我给他聊了半天，他始终不承认当初的错误决定，反复说：要是老婆给他生了个女儿就好了，女儿嘛，孬死也有七成好，也不至于落到现在这步田地。
一晃又过去几年，不知他还在不在人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