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我军在中原战场上由防守态势转向进攻态势，刘、邓大军奉中央命令直扎大别山。然而，原计划中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进军过程却因一起悲剧而出现波澜，一名基层军官因违反军纪被执行枪决。当时，刘、邓大军司令部决定在鄂东黄冈暂时驻扎，全军休整。黄冈当地的老百姓听说解放军驻扎在镇上，纷纷选择躲进附近的山林中，街道上只剩下寥寥几个居民。解放军士兵意识到老百姓对他们的误解，开始清扫道路，准备休整。中午时分，邓小平走出指挥部，发现街上的两个打柴男子躲避着他，引起了他的忧虑。他意识到需要消除老百姓对解放军的误解。突然，一个解放军走出一家店铺，肩上挂着两卷纸，手里拿着毛笔，匆匆走向街口。邓小平想叫住他，却来不及，于是命令保卫科长查明情况。保卫科长得知后立即前去查证。得知事情缘由后，他准备向邓小平报告，却发现刘伯承和李达等首长也在场。
邓小平让他慢慢说，不要着急。张之轩和其他人稍微平静下来后，他说：「我刚刚做了调查，那位街边店铺出来的军人是一个副连长，而店铺的老板好像已经逃跑了，店里空无一人。副连长进了店铺，拿了两匹布和一捆粉条，然后就离开了。」邓小平听后怒气冲天：「那不就是抢劫吗？店铺里的老板都不在，这明显是在当众抢劫百姓财产！他还是副连长呢，难道没有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吗？擅自拿走民众财产就是抢劫，这是要枪毙的行为！他怎么能这样轻视法纪？如果我们解放军都效仿他这样做，百姓还会怎么看待我们？我们还能称得上是人民的军队吗？」刘伯承接着问：「那个副连长是哪里的？怎么会做出这种事？」张之轩支支吾吾地说：「应该是直属警卫团的人。」刘伯承震惊地说：「没想到，这样的人竟然在我们警卫团里，真是丢人啊！」然后他转向李达和张际春，「你们怎么看待这个副连长？应该怎么处理？
」李达和张际春的回答都强调要严肃处理，尤其是因为他是直属警卫团出身，必须让同志们时刻保持警惕，绝不能姑息纵容。邓小平作为政委，看到大家都要严肃处理这个副连长，于是商量了一下，立刻做出了决定：「之轩同志，请你组织一支队伍，今天下午在全体人员面前进行公开审判，按照纪律处理这个副连长。另外，派一些能言善辩的士兵去山上寻找躲起来的乡亲们，正好通过这次大会让百姓看看我们解放军和过去的国民党有何不同！」然而，尽管命令已经发布，张之轩却没有表示要行动，显然有些难以启齿，「首长，这个副连长说，中秋夜那天对不起刘、邓两位首长。」刘伯承听了一愣，「是他？在中秋夜，刘伯承和邓小平在指挥部周围巡视时，发现一个哨兵裹着被子站岗。哨兵是来自警卫团三连的副连长，因感冒让小战士替他站岗，自己则被安排去看中秋晚会。副连长的关心让刘伯承感到欣慰，但他也理解小战士的为难。
不久后，这个副连长赵桂良犯了错误，现在他坐在禁闭室里，一碗面条放在面前却无心动口。张之轩询问赵桂良是否有什么想对首长反映的，赵桂良表示愿意接受组织的处理，只希望能给同志们一个教训。同时，他希望组织能告诉他的老母亲，他在战场上牺牲了。整个故事充满了人情温暖和对家的眷恋。两位领导对待副连长的问题也让人感到心疼。在禁闭室内，一个年轻的士兵决定要冒险闯进来，张之轩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他想要听听这位小战士的看法。士兵说，「首长，我们被误解了，那些布料是副连长想给我做一身棉衣，毛笔是为了给连里使用，粉条……是因为刘司令瘦了好多……」 张之轩将这些新收集到的信息整理后向邓小平报告。在听完整个前因后果后，邓小平说，「无论如何，解放军队伍必须遵守纪律，可以满足副连长的‘要求’，但具体处理方式还是要等待公判大会。
」 在下午的公判大会上，大部分人都是解放军战士，还有一些大胆的群众也加入观看。当李达宣布赵桂良被处决的命令后，会场顿时沸腾起来。突然，一个焦急的中年人冲进会场，「首长们，不能这样做，我就是那个掌柜，那些东西并不值多少钱，不能因此杀人啊。你们的军纪怎么会这么严格！」 中年人的求情引起了其他群众的呼吁，副政委张际春向大家解释道，「我也不愿意看到我们自己的同志被处决，但解放军的军纪不容改变，犯错就要承担后果。」 随后，张际春向刘、邓汇报了情况，最终邓小平做出了最终决定，「群众都是善良的人。但这件事情影响很不好，不能处理不慎导致整个队伍军纪混乱，军纪如同山岳，必须按照判决执行。」 随着张际春的离开，刘、邓决定出去散散心，希望能够远离公判大会的痛苦。这些士兵都是优秀的战士，可惜犯了八路军的底线。刘、邓一边行走，一边流泪。
事后，老百姓认识到解放军和国民党军队不同，他们并不是人民的敌人，反而是人民的子弟兵。这支军队举止得体，展现出真正的人民解放军的形象，这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引以为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