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九一八事变后的岁月里，张学良所率领的东北军，离开了他们深爱的东北大地。他们的心中，对日本侵略者充满了刻骨的仇恨。这种仇恨，如同熊熊燃烧的火焰，时刻都在他们的内心深处燃烧，等待着爆发的那一刻。
东北军的每一个士兵，每一个将军，都无时无刻不在梦想着返回他们的家乡，与日本鬼子进行最后的决战。他们的眼神，总是遥望东北的方向，那里是他们的根，是他们的魂。他们怀念东北的田野，怀念那里的风土人情，更怀念那些曾经并肩战斗过的亲人。
在这种情况下，东北军自然无法忍受与同胞自相残杀。他们明白，只有团结一致，才能打败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
然而，蒋介石却一再逼迫他们成为剿灭红军的工具。他亲自飞抵西安，命令东北军向红军发动攻击。这种行为，深深地伤害了东北军的爱国之心，也更加坚定了他们与日本侵略者抗争到底的决心。
而张学良自然不会听从蒋介石的安排，于是他与同样爱国的杨虎城一起发动了兵谏。这就是我们熟知的西安事变。
在西安事变中，孙铭九作为张学良最信任的将领，自然起到了重要作用，他曾亲手活捉了蒋介石。那么，自从西安事变之后，孙铭九发展如何？建国之后，又享受怎样的待遇？
孙铭九，生于清末的东北大地，这片充满历史沧桑的土地见证了无数英雄的崛起与落幕。晚清至民国时期的东北，仿佛是历史的缩影，各路势力交织其中：本地军阀、日本人、俄国人以及满清贵族，他们争权夺利，社会动荡不安，仿佛是一个巨大的舞台，上演着一幕幕权力与欲望的戏码。
在这样的环境中，孙铭九从小就立志出人头地，不甘平凡。他深知，若想在这乱世中崭露头角，必须具备非凡的智慧与勇气。于是，他勤奋学习，锐意进取，以期在未来的日子里能有所作为。
成年后，孙铭九获得留学日本的机会，进入著名的陆军士官学校学习。他深知这是改变命运的关键时刻，因此倍加珍惜。在异国他乡，他不仅努力学习军事知识，更深入了解日本的文化与社会，以期为将来的祖国做出贡献。
学成归来后，孙铭九在天津市公安局工作了一段时间。然而，他的内心始终向往更大的舞台。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留日同学、张作霖次子张学铭。两人志同道合，一拍即合。在张学铭的推荐下，孙铭九于1934年4月来到武昌，见到了当时的东北军领袖张学良。
张学良，这位威震一方的东北军统帅，目光如炬。他仔细打量着眼前的这位年轻的人，心中暗自赞许。
而孙铭九也深感张学良的威严与智慧，他明白自己终于找到了理想的归宿。于是，他决定留在张学良身边，担任随从参谋，共同谋划东北的未来。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和他的队伍对家乡的沦陷感到痛心疾首。他们内心深处燃烧着强烈的希望，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打回老家，重新夺回失去的土地，保卫家国。
1935年11月，张学良被任命为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总司令由蒋介石兼任，带领东北军移防陕西、甘肃，目标是对红军进行围剿。
然而，在交战过程中，东北军遭遇了接连的挫败，损失惨重。这样的战况使张学良开始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产生了深深的疑虑。
1936年7月，张学良仿照蒋介石的「复兴社」，私下组织了一个名为「抗日同志会」的核心团队。该团队由70多名充满热血与激情的东北军青年军官和中共地下党员组成，孙铭九则被委任为行动部门的负责人。
孙铭九与一群年轻的军官们共同策划并执行了一系列秘密的抗日活动。他们不仅与中共建立了紧密的联系，还对军中的年轻军官进行了严格的考核与选拔，逐步替换那些思想陈旧的军官。这一系列的变革使得军队焕发出了新的活力。
「抗日同志会」的成立迅速吸引了大量陕军的青年军官，使得军队中的少壮派力量逐渐壮大。孙铭九凭借出色的能力和坚定的信念，赢得了张学良的高度信任，成为了其最亲密的助手之一。
在1936年12月12日那个不平凡的日子，历史的时钟仿佛在这一刻停滞。张学良与杨虎城，两位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为了民族大义，决定对蒋介石实施「兵谏」。而在这场重大历史事件的背后，一个名字逐渐崭露头角，他就是孙铭九。
由于孙铭九在此事件中，亲手抓获的蒋介石，这也让他名噪一时。而张学良对这位得力助手赞赏有加，将他提拔为特务团团长，寄予厚望。
然而，历史的轨迹总是充满了曲折。1936年12月底，张学良在一片反对声中，决定亲自护送蒋介石回南京。他深知此行艰险，但为了国家大局，他义无反顾。然而，这一去，张学良便落入了蒋介石的魔爪，从此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软禁生涯。
孙铭九等少壮派将领闻讯后，心中愤怒如火。他们不能接受这样的结果，决心为张学良讨回公道。在严冬的西安城，一股肃杀之气悄然弥漫。孙铭九等人向国民政府发出严正声明，要求立即释放张学良，否则东北军将与中央军展开生死较量。
局势愈发紧张，冲突一触即发。在这关键时刻，孙铭九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决定。他派遣心腹部下，暗中刺杀了主张和平解决争端的王以哲将军。这一血腥的举动，犹如在干燥的柴堆上丢下一颗火星，瞬间引发了巨大的爆炸。西安城内一片混乱，局势急转直下。
杨虎城将军闻讯后，愤怒不已，立即下令通缉孙铭九。此时的孙铭九犹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然而，在危机四伏的时刻，周恩来却向他伸出了援手。
考虑到他在西安事变中的贡献，周恩来亲自安排，将他安全地护送到陕北红军驻地。在那里，孙铭九得到了我党的庇护，开始了新的生活。
蒋介石并非一位胸怀宽广的领导者，对于那位曾经将他捉拿归案的人，他始终怀恨在心。孙铭九为了躲避蒋介石无休止的暗杀，孙铭九选择隐居在天津，他深知这个城市或许能为他提供一丝庇护。
然而，天津的生活并非平静如水。孙铭九常常在夜深人静时，被风吹过的声音惊醒，他担心那是蒋介石的暗杀者正在靠近。这种恐惧与日俱增，他明白自己不能永远在天津躲藏下去。于是，他决定逃往上海的法租界，那个繁华的城市，也许能为他的避难提供更多可能。
在上海的法租界，孙铭九的生活过得异常艰辛。他无法像其他人一样正常工作，也不能与陌生人有过多的交流。他的心时刻保持警惕，担心自己一不小心就会暴露行踪。这种生活让他感到无比压抑，仿佛永远都看不到尽头。
在这段艰难的岁月里，孙铭九内心的挣扎与矛盾也日益加剧。他渴望能够重获自由，过上正常人的生活。然而，现实却让他感到无尽的痛苦和无奈。
1943年，在得知自己原来参加过西安事变的东北军战友鲍文樾、应德田都在汪伪政府担任要职之后，孙铭九陷入了矛盾之中。一方面，他深知当汉奸的下场；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考虑自己的生存和发展。
最终，孙铭九决定躲避蒋介石的追杀，投靠汪伪政府。不过，虽然孙铭九当了汉奸，但是他从来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情，从这一点来看，孙铭九当汉奸确实是逼不得已。
在全中国解放的曙光下，新中国翻开了历史的新篇章。对于那些曾经在黑暗时期为虎作伥、充当汉奸的人，新中国采取了严肃的态度，一一进行了审判。在这场历史的清算中，德田、鲍文樾、孙铭九等人的名字被提及。他们的罪行，在新中国的阳光下无所遁形。
然而，对于孙铭九，这个曾经在西安事变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人物，新中国并未一概而论。考虑到他在那场事变中的特殊贡献，以及他投降的背后，也是出于对生存的无奈，审判庭对他的罪行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最终，由于孙铭九并未对人民造成血债，新中国决定对他网开一面。
孙铭九在获释之后，上海市政府向他敞开了大门，聘请他为参事。他在这个新岗位上，凭借自己的学识和经验，为上海市的发展出谋划策。不仅如此，他还连续多年担任上海市政协委员，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2000年4月8日，孙铭九，一位在西安事变中英勇捉拿蒋介石，又在抗战与新中国建设时期留下了独特印记的人物在上海静静地闭上了双眼。他走得安详，享年92岁，如同一段传奇故事的尾声。
在他离世的那一刻，他选择了一种简单而低调的方式。根据他的遗愿，丧事一切从简，没有任何的哀悼活动。他的遗体捐献给了上海市医院，为医学事业的解剖学研究作出了最后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