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中的一个字，决定成败俗话说，「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在战争中尤为贴切。译电员因翻译错误一个字而导致伤亡的情况在军史上屡见不鲜。比如1944年的桂（林）柳（州）会战，蒋军战败。因为译电员将六甲镇误译为六寨镇，导致美军飞机误轰炸，造成重大伤亡，包括一名中将和两名少将。类似的事情还发生在武汉之战后，译电员错误将日军到达的「新强河」译成了「新河」，导致蒋军误以为日军即将进攻长沙，结果引发大火，导致约3万人死亡。译电工作的重要性可见一斑，一旦出错，后果不堪设想。红军长征时，译电员也曾犯过类似错误。由于「左倾」的错误指挥，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进行长征。在遵义会议上，红军否定了错误指挥思想，肯定了主席的战略主张，主席重新回到了指挥决策层。
红军终于回到了正确的轨道，指战员奔走相告、欢欣鼓舞。然而令人意外的是，主席执掌红军后的第一仗，遭遇了失利，引发了一些误解。原来，老蒋得知红军离开瑞金苏区后，调集大军围追堵截。遵义会议召开时，老蒋下令13个旅150个团近40万人向遵义进发，企图一举将红军消灭。而红军此时只有3万余人。情况紧急，主席为首的决策小组决定红军向赤水地区移动，渡过赤水河挺进川南，然后北渡长江，在川西与红四方面军汇合，共同建立革命根据地。红军北渡长江的关键，在于控制长江支流赤水河中游地区的土城和赤水城。
这两处城市是唯一的渡口所在，土城位于贵州西北，被崇山峻岭环绕，地处长江支流赤水河上游，素有「黔北重镇」之称；而赤水城则位于川黔交界，东南部山高坡陡，西北部河谷开阔，是黔北通往巴蜀的重要门户，被誉为「川黔锁钥」。这两座城市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不仅是重要的商品集散地，更是兵家必争之地。红军是否能顺利渡过赤水，冲破敌人的阻碍，取决于能否控制土城和赤水城，也直接关乎红军北渡入川战略计划的成败。1935年1月19日，红军主力从遵义城撤离，分为三路急速北进：林彪率领的红一军团为右路大军，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为左路大军，总部军委纵队为中路大军。
1月24日，林彪率领红一军团进抵土城，守城的黔军教导师第1旅刘翰吾部并未进行抵抗，而是选择了逃跑，导致红军成功控制了土城部分区域。随后，红一军团继续向赤水城挺进，遭遇了激烈的敌人抵抗。赤水城当时已被川军第五师郭勋祺的教导第三旅、潘佐的独立第四旅占领。郭勋祺是一个勇猛善战的指挥官，早年跟随军队西征，甚至在短时间内学会了藏语。尽管他思想进步，治军有方，但最终却成为了红军的顽强对手。主席亲自领导的红军，他们装备精良，作风刚毅，训练有素。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后，他们迅速占领了距离土城东部5公里的青杠坡、永安寺、寒风坳等高地，并在那里筑起阵地，修筑碉堡，做好充分准备。1月25日后，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和总部直属纵队率领的总部纵队陆续抵达土城，一场重大战役一触即发。
为了决战，必须了解敌人的兵力情况，主席将目光投向总部二局局长曾希圣。曾希圣被周恩来称为红军情报工作的"开拓者"，他领导的二局多次截获、破译蒋军的无线电密码，主席称赞他为"黑夜中的明灯"。蒋介石并不知道红军已经破译了他们的密码，因此蒋军依然使用这套密码进行联络，而二局则从川军的联络密电中得知了他们的兵力部署。曾希圣向主席汇报说：「川军投入了郭勋祺旅、潘佐旅的4个团，现在部署在离土城东5公里的青杠坡、永安寺、寒风坳等高地。」主席听后点头，立即建议召开作战会议，商讨作战计划。会上，主席首先发言：「根据二局的情报，川军只投入了两个旅的四个团，我们集中部队打他们一下，应该能成功。」说完，他把目光投向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刘伯承曾在川军中经历多年，对川军了解甚深。
然而刘伯承摇摇头，谨慎地说：「我已离开川军多年，现在的川军状况我并不清楚。」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因为反围剿受挫的部队士气，主席决定集中优势兵力打好土城这一仗。具体部署是，在距离土城东北方向3公里的青杠坡，投入红三、红五军团进行设伏，然后以逸待劳，等待尾随而来的川军郭勋祺进入伏击圈，一举歼灭。为了确保取得胜利，9军团和1军团2师担任总预备队。主席选择青杠坡是因为这里山势险峻，易守难攻。这是主席重新出山后的第一仗，志在必胜。在这个不到2平方公里的战场上，聚集了后来的五任国防部长、七位元帅以及将近两百名将军。青杠坡战役于凌晨5时正式打响，总指挥彭德怀和杨尚昆率领红军第3、5军团，以雷霆之势向郭、潘两旅的交界处发起进攻。
红军士气高涨，轻松夺取了青杠坡周围的据点，然而川军凭借地利顽强抵抗。红军展开了激烈攻势，一度取得领先，然而川军以兵力优势将其夺回，双方争夺激烈，战况异常惨烈。红军虽勇猛作战，却面临弹药匮乏的困境，而敌人则人多势众，武器弹药充沛。红军未能攻破川军阵地，战局陷入僵持。天亮后，川军援军赶到，红军第五军团阵地被敌军突破。彭德怀决定攻占永安寺，然而敌军顽强抵抗，红军强攻数小时未果。关键时刻，郭勋祺亲率部队迎战红军，敌机炮营也以猛烈火力袭击红军，成功突破了第五军团阵地，一直打到红军指挥部前沿，险象环生。朱德总司令亲自到前线指挥，刘伯承参谋长也亲临前线指挥。随后，主席、周公等首长也来到大埂山军委指挥部。主席面对危急局势，果断命令增援部队前来。
干部团官兵士气高昂，在陈赓、宋任穷的率领下，英勇向敌发起猛烈攻势，最终解救了指挥部，局势稍有缓和。然而，敌军不断增援，总兵力已达1.2万人。遵义会议时，战场形势错综复杂，红军与川军纠缠不清，陷入激烈厮杀。更糟糕的是，此时黔军重新夺取遵义，对红军虎视眈眈。与此同时，老蒋的亲信薛岳率部渡过乌江，夜以继日地向土城挺进，意图昭然若揭，即配合川军和黔军，将红军围困于土城一带。红军总部无奈下令撤离战场，改变行军路线。在青杠坡战斗中，红军歼敌3000余人，自身伤亡也达3000余人。红五团政委赵云龙等1000余名红军指战员壮烈牺牲，张宗逊、杨成武、杨勇、张震等指挥员负伤。主席在遵义会议上重掌军权，本期望借一场胜利振奋全军士气，然事与愿违，首战即告失利。
这让主席颇感尴尬，军中也有人议论。刚在遵义会议上失去指挥权的博古说：「看来，狭隘经验论也无法指挥红军。」。土城一战，难道真的是主席的指挥失误？客观而言，主席的决策并无错，各军团的指挥亦未出错，红军战士更是英勇无畏。其中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是情报不准，低估了敌人兵力。土城战役前，二局情报显示：敌将投入4个团。然而，川军实际投入兵力为6个团，并有大量增援。而前方侦察员的情报也出现偏差，称敌约4个团，后续还有3个团左右兵力，于明后日投入。根据这一判断，参战敌军共约4个团，总兵力5000余人，而红军兵力约2万，兵力对比约为4:1，按军事常识，已足够充裕。加之红军主力以逸待劳，占据有利地形，完全可伏击，在敌援未到前结束战斗，控制赤水城和土城，为渡江做准备。
然而后来才知，川军投入的是郭勋祺、潘佐旅6个团1万余人，另有2个旅的增援部队也赶往战场。而郭勋祺部已率先抵达土城，据险坚守。直到1949年郭勋祺起义后，这一谜团终于揭开。主席在遵义会议上重掌军权，本期望借一场胜利振奋全军士气，然事与愿违，首战即告失利。译电员在二局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将敌军投入的兵力「旅」误译为「团」，导致战场上的兵力对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给本来已经遭受损失的红军带来了严峻的考验。然而，在长征过程中，二局多次成功破译了敌人的密码，为红军长征立下了汗马功劳。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客观描述土城之战：「毛因失算使红军遇上了长征中最关键的一次战斗。他得到的情报错得不能再错了。
」尽管土城之战放大了去说，并非是败仗。此战让红军认识到了自身的短板，即队伍庞大，物资过多。战后，红军进行了大规模的整顿。正是这次整顿，使红军重新达到了轻装作战、机动灵活的状态，为大范围的运动战创造了条件。如果红军没有轻装，带着庞大的物资，又怎么可能上演「四渡赤水」的壮举呢？因此，可以说土城战役是长征期间摆脱被动、转为主动的一次军事行动。没有土城战役，就不可能有「四渡赤水」。【专注深耕战争史，传播正能量，欢迎投稿，私信必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