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三年，王亚文踏入李立三领导的安源煤矿罢工之浪潮，由此结识刘少奇等早期革命者，终投身于革命的怀抱。
自此，他暗中为党效力，曾主海陆空军策反，亦任上海起义军政委，身经百战，历尽沧桑。
上海一解放，王亚文未随粟裕南下，亦不赴京从政，而是留于此地，潜心教研，直至人生落幕。
关于周恩来的居所秘辛，王亚文也知之甚详，常凭一根大烟斗，在国民党上流社会中巧走，留下了不少传奇。
周公馆的秘密
曾家岩50号的周公馆，名声远播，是那种连孩童们都能在夜晚的故事中提及的地方。
但对于那座通往嘉陵江畔的隐秘通道，便只有寥寥数人知晓其真面目。
直到1995年某日，王亚文随上海市委老干部局组织的老同志游历重庆，在嘉陵江的游船上指着江边的一个不起眼的洞口，激动地声称：「那个洞口，正是当年我给周公馆传送情报时所用的秘密通道。」
这段往事，才露出水面，让外界得以一窥其中的秘密。
1939年，王亚文奉中共中央南方局之命，急匆匆赶往重庆的曾家岩50号周公馆报到。
从那刻起，他便深藏身于国民党的党军政高层，成为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领导下的一名秘密工作者。
他的日常，是在紧张与危机之间穿行，于细微处观察，于微光中传递信息，做着那些只有少数人能够理解和赞赏的工作。
周公馆中那条秘密通道，便是他与外界联系的隐蔽纽带。
通道幽深曲折，似这场斗争的过程，每一步都布满风险，每一次传递都关乎生死。
王亚文多次通过这样的路径，将情报安全送出，他的行动为战争的胜利投下了希望之光。
此番游历重庆，已是风烟俱净之时，王亚文回首往昔，那些曾经的秘密和努力，如今终于可以在江边轻声话旧。
在潮湿的雨季，曾家岩50号周公馆的石阶上，常常有水珠滴落，泛起层层涟漪。
在这样一个充满机密与危险的地点，王亚文之所以能够担纲重责大任，周恩来曾经详细分析过其原因。
周恩来对他说，他身负多年的革命斗争经验，对党忠诚不二，历经风霜仍坚定不移，这是他身上最宝贵的品质。
而且王亚文拥有拥有不可多得的天时地利。
王亚文的舅舅，陶广，在国民党军中威望颇高，为人正直，且心怀抗日之志。
而王亚文的堂兄王芃生，更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的研究所长，对日本的研究颇有成就，是蒋介石信赖的人。
再者，湖南朱子祠学堂的‘三大才子’程潜、刘斐、李明灏，均出自醴陵，与王亚文是同乡。他们都对抗日有热忱，且在国民党中有一席之地。
通过他们，王亚文能更易接触到更多国民党的将领，为抗日大业凝聚更多的力量。
最后，王亚文在黄埔军校的日子里，连蒋介石都对他有所耳闻。
这份名声，将为王亚文在国民党中的行动提供更多的便利。
叶剑英当时在旁听罢，也补充提醒了一句，让他别忘了符昭骞。
符昭骞与叶剑英及朱德都是云南陆军讲武堂的老同学。
1937年起，他在卫立煌的部队中担任参谋，参与了多场抗日战役。
符昭骞是王亚文值得深交的朋友。
讲完这番话，叶剑英轻轻整理了王亚文的衣领，语重心长地说：「穿着要体面些，不可让他们小觑你。金钱上的需求，尽管向我们提，与他们交朋友，花费再多，党也会支持你，会对你负责。」
曾家岩50号周公馆，不仅是中共代表团的驻地，同时也是秘密联络的核心。
这里，时刻被戴笠的军统特务紧密监视，出入其门的每一个人，无不成为军统审查的重点。
而王亚文，凭借他的智慧与勇气，在敌人监视之下，将无数重要情报安全地送入了周公馆，七年如一日，英勇无畏。
王亚文与周公馆之间的联系方式，只有少数人能解。
通常，联络的法则严格如同兵书上的阵法：时间、地点预先协定，细节安排得井井有条。
清晨或深夜，当四周的空气中还弥漫着薄雾，周公馆派出的汽车会准时驶达约定地点。
车辆的车门微开，王亚文瞥见特定的车牌号，便疾步如飞地闪入车内。
车辆随即启动，行驶的路线曲折多变，尾随者难寻踪迹。
在这移动的秘密空间内，王亚文会将手中的情报细致汇报。
车子或是绕城一周，或是穿梭于偏僻小巷，直到司机确信四下无人追踪，这才让王亚文悄然下车，如同未曾出现过。
然而，若是约定的时间未能成行，或是有什么紧急情况发生，他们还设有备用计划：在傍晚人声鼎沸时分，当周公馆周围行人稀少，没有可疑之人徘徊时，王亚文便可从正门大摇大摆地进入。
若是形势更为紧迫，那隐藏于周公馆深处、直通嘉陵江的秘密通道便是他的最后退路。
游走于国民党高层
王亚文找到王芃生，说自己从西南联大毕业了，其重庆是国共抗战的大本营，想来此为抗日救国出力。
于是王亚文借堂兄王芃生之介，得以跻身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担任编译员。
在这里，他借着翻译英文情报的职责，悄悄掌握了诸多关键情报。
王芃生对王亚文的才干与为人甚是赏识，不仅多次推荐他给国民党的高级将领，还让他结识了诸多政坛要人。
而湖南醴陵籍的程潜，也对这位故乡来的青年颇有好感，甚至邀请他居住于自己的宅邸，待他如至亲至友。
他在国民党的上层社会中周旋，表面上看似逍遥自在，然而实则步步为营，处处留心。
某日，当他从周公馆步出，经过不远处的戴公馆，恰巧与王旸不期而遇。
王旸，这个名字在国民党特务系统中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他早年在「一二·九」运动中已潜伏学生之中，而对王亚文了如指掌。
见到王亚文，他的眼中闪过一丝诧异与算计，立刻命令手下跟踪，意图寻找机会对王亚文进行拘捕。
王亚文察觉不妙，步伐不由加快。
他的心中清楚，此时不可有半点迟疑，于是立刻将这紧急情况报告给了董必武。
董必武沉思片刻，便对他说：「我们必须做好两手准备。」
董必武认为需要通过内部关系洗清王亚文身上的共产党嫌疑；其次，倘若真的无法在国民党高层继续留下，将立即送王亚文前往延安。
一天，王亚文为了试探特务，故意绕道至戴公馆，表面上看似无事，心中却早有盘算。
他从容不迫地向程潜家走去。
尾随其后的特务看准时机，欲硬闯程潜家门，却被门前的卫兵严厉拦下。
卫兵将其押至程潜面前，程潜大声斥责：「回去告诉你们戴老板，他是我们自己人。若日后再有类似行径，格杀勿论。」
就这样，王亚文巧妙地化解了一场危机。
1941年1月16日，王亚文和符昭骞拜访了程潜。
正当他们谈话投入时，程潜突然接到了蒋介石的电话。
通话结束后，程潜脸色凝重地转达了消息：「新四军部分被‘国军’剿灭，叶挺被俘，项英及周子昆被叛变的部下所害，明日将宣布新四军‘叛变’，取消其番号。」
得知此消息，王亚文不待天明，立刻悄无声息地离开，穿梭于夜色中，直奔曾家岩50号。
他将消息如实报告给叶剑英。
叶剑英听后冷静分析，对着在场的同志们断言：蒋介石既然要取消新四军番号，我们便立刻重建新四军！
周恩来亦紧接着表示：战端既起，我们不应退缩，以打对打。
消息一经传至中共中央南方局，迅速向延安汇报。
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题词，慷慨激昂：「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到了194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迅速做出反应，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
他们立刻组织四散的新四军将士，于苏北重建军部，继续坚持抗战。
国民党当局因此政治上陷入孤立，被迫收敛反共活动。
隐藏身份的烟斗
当时在王芃生、陶广以及程潜的引荐下，王亚文与杨杰、刘斐、李明灏、符昭骞等国民党重要人物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找寻机会进行了一系列策反活动。
杨杰，位高权重，曾任陆军大学校长及华北第八兵团总指挥，是国民党中的重要军事人物。
自苏联回国后，更是被委以顾问重任。
他的正直与抗战的坚决态度，使得他与王亚文这位年轻的湖南人一见如故，常相邀于家中，畅谈天下大势。
杨杰欣赏王亚文的激情与才智，决定赠与他一件非同小可的礼物——一只大烟斗，这是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亲手赠予的珍品。
为了表达对这份礼物的重视，王亚文特地前往市中心的金银首饰店，委托工匠在烟斗的烟杆上加装银箍，以示身份。
在后续的多个关键场合，他常将这烟斗轻巧地夹在嘴边，其独特的身份和难得的气派，让在场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无不对他刮目相看，信任加深，从而无形中推动了他的秘密工作。
上海刚刚宣告解放，王亚文却做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选择。
他没有随众多革命同志北上进京，也没有随粟裕南下，而是决定留在上海，投身于教育和科研工作，或许是心中有一团火，期待在知识的海洋中燃烧。
同年五月，中共中央通知杨杰赴北平参加新生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然而，这一消息很快传到了蒋介石的耳中，引发了蒋介石的震怒。
他怒不可遏，没有意料到杨杰会「背叛」他的党国。
在知道杨杰已经离开昆明前往香港后，蒋介石决心施行秘密报复。
他派遣了毛人凤和周养浩等一众特务赶赴昆明，并在那里展开了一系列搜查。
毛人凤暂住沈醉家中，他们很快在杨杰家中找到了一些私人日记和信件，从中摸清了杨杰在香港的联系方式和住处。
随后，毛人凤指挥台湾保密局行动处长叶翔之带领的特务团队，包括韩世昌等四人，悄然抵达香港。
他们伪造了一封介绍信，找到位于轩鲤诗道260号四楼的杨杰友人家。
在杨杰低头阅读伪造信件的瞬间，特务冷血地使用手枪朝他的头部连开两枪，杀害了这位为中国独立解放奉献的战略家，随即逃离现场。
这一行径，无疑是卑鄙的，是蒋介石以国家利益为名行私仇之实的表现。
杨杰的不幸身亡，引发了中国共产党及广大进步、爱国人士的极大愤慨。
他们纷纷谴责国民党反动派的阴暗与残忍。
在这一事件的沉痛之后，王亚文以笔名「温雅风」写下了【关于杨杰将军】的悼念文章，深情而又痛心疾首地回顾了杨将军的一生与牺牲。
这篇文章在得到党的审阅同意后，发表在香港的【展望】杂志上，以此表达对杨杰的深切悼念和对其理想的坚定支持。
通过这种方式，王亚文和他的同志们希望能将杨杰的精神和牺牲永远铭记在人们心中。
参考资料：
【昆明文史资料选辑 第3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昆明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血火一生为革命——忆父亲王亚文
王基 张林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