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陈布雷曾是蒋介石的核心幕僚，他的人生和事业均展示了传统文人与现代政治角色的复杂交织。尽管作为蒋介石的「笔杆子」，他的文才为国民党的政策辩护，赢得了时代的赞誉；但个人信仰与职业选择之间的冲突，也让他处于道德和情感的两难困境。陈布雷是否真的只是蒋介石的文笔，或者他的一生还有其他不为人知的故事？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在1919年10月13日的一个秋日清晨，浙江慈溪县官桥陈家迎来了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女婴的父亲是陈布雷，他后来成为了蒋介石的重要顾问，以其慧笔被誉为「国民党的笔杆子」。女婴的母亲杨品仙，出自当地知名的学术世家，她的父亲杨逊斋曾经是陈布雷的老师。
尽管这场婚姻是由父母安排的，陈布雷和杨品仙的夫妻关系却十分和谐。在他们的十年婚姻生活中，他们先后迎来了三个男孩和一个女孩。这位新生的女婴，名为陈琏，是家中的第五个孩子，也是杨品仙在世的最后一个孩子。
陈琏出生仅九天后，其母杨品仙因产后并发症高烧未能得到及时治疗而去世。悲痛欲绝的陈布雷陷入了深深的忧郁之中，甚至一度将女婴视为不祥之兆，认为是她导致了母亲的死亡。
在一次情绪失控的瞬间，陈布雷几乎做出了无法挽回的举动，他试图将婴儿陈琏扔出窗外，就在这危急时刻，外婆的及时介入挽救了这个无辜的生命。小陈琏被藤架稳稳接住，她的生命奇迹般地得以延续。
从那时起陈琏由外婆抚养长大，在慈溪县的宁静生活中度过了她的童年。直到六岁那年，她才被带到上海，与已经成为蒋介石幕僚的父亲及继母王允默重逢。在那个尊男轻女的年代，陈布雷虽然让儿子们接受高等教育，但对于女儿的教育却有所保留。他认为女儿只需受到足够的教育以成为一名有教养的主妇即可。
陈布雷通过【商报】发表了一系列与孙中山理念相呼应的社论，批判了曹锟贿选、孙传芳侵占浙江以及段祺瑞的军阀统治，这些言论赢得了孙中山的公开称赞：「商报乃真正的忠诚党报，胜过国民党自家出版的报纸。
周恩来也对陈布雷的文章表示赞赏，但同时希望他的文字能更广泛地服务于中国人民，而不仅仅是某个人或团体。陈布雷对此深感认同，尽管他内心仍然对共产党的广泛性持有疑虑。
此外在「五卅」运动期间，【商报】的一些反帝爱国文章被共产党机关刊物转载，萧楚女甚至致信陈布雷，赞扬其爱国精神，希望他为无产阶级事业贡献力量。这些肯定让陈布雷在蒋介石的政治漩涡中感到了自己的局限性，尽管他深知自己深陷其中。
随后陈布雷与王允默结婚，不久之后他们将陈琏接回上海。王允默是一个教育程度较高、思想开明的现代女性，她对陈琏格外关照，亲自教导她读书写字，直到孩子可以去学校接受正规教育。王允默的教育对陈琏的成长至关重要，她帮助陈琏建立了良好的学习习惯，为她日后形成独立个性和认真的工作态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入，陈布雷带着女儿陈琏前往了重庆，中国的战时临时首都。在那里陈琏于1939年7月，作为高中生在国立二中学习期间，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成为了中共北碚特别区委的一员。尽管陈布雷未曾得知女儿的政党归属，他却敏感地察觉到了陈琏日益明显的政治倾向。
一天陈琏在父亲位于美专街的住所向他告别，因为她已经成功考入了昆明的西南联大继续深造。陈布雷虽然对政治持保守态度，但还是忍不住表达了对女儿未来的担忧。
「怜儿，你知道我一直反对将政治与家庭生活混为一谈。你大哥陈迟曾有意向政治发展，我坚决反对。为什么要让年轻人的生活被政治泥潭所困扰呢？」陈布雷劝说道，希望她能从事技术或学术工作。
陈琏则坚定地回答：「父亲，现在的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紧迫，我们每一个人都负有抗日救国的责任。」陈布雷点燃香烟，深深吸了一口，慢慢地说：「我年轻时也曾投身于爱国运动，参与过反清组织，护路拒款运动。我理解年轻人的热情，但你必须记得，学识和能力同样重要。
陈琏坚持己见：「但是国家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如果我们不站出来，谁来保护我们的家园？」陈布雷无奈地说：「参与抗日当然是对的，你的兄弟姐妹也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尽责。但我希望你远离那些可能会与政府对立的激进行动。
陈琏不屈不挠地反击：「看看国民政府的行为，我们的军队不断撤退，高层却在后方享乐，这难道就是所谓的抗日？」这番话让陈布雷无言以对，只能转过身去，烟雾中掩盖了他的失望和愤怒。
这场父女之间的谈话以沉默告终，陈布雷无言以对，只能叹息。在1946年，陈布雷为避免女儿陈琏再陷政治漩涡，特意安排她前往中央大学继续深造，随后又在1946年毕业后将她派往北平一所中学任教。
与陈琏一同前往的，还有名叫袁永熙的贵州青年，他是陈琏在党内的直接领导，也是她的秘密恋人。袁永熙是一位有着丰富革命基层经验的共产党员，早年曾活跃于学生运动，与陈琏在共同的斗争中渐生情愫，最终确立了彼此的感情。
陈布雷虽然对女儿的政治倾向心存忧虑，但通过秘密渠道调查了袁永熙的背景，未能发现他的共产党身份，只知道他是一位左倾的青年知识分子。这让陈布雷稍感安心，不再过多干预两人的感情发展。
1947年8月陈琏与袁永熙在北平举办了盛大的婚礼。由于陈布雷在国民党中的影响力，婚礼邀请了许多北平的政治与社会名流，场面异常豪华，成为当时社会的焦点。
婚后不久陈琏与袁永熙即遭军统保密局逮捕。在他们的住处，特务发现了一部用于通讯的可疑电台，加上叛徒的指证，两人被怀疑为中共地下党成员。事实上，他们确实一直在从事秘密的情报工作，作为中共在北平的重要情报节点。
面对这种局面，陈布雷不得不动用自己在国民党内的所有影响力和资源。经过一番艰难的努力，他终于将两人从南京的看守所中解救出来，并决定将他们紧紧地留在自己身边，以免再次卷入政治冲突。
对于女儿及女婿的事故，陈布雷内心早有预感。在重庆时期他已经察觉到两人的政治活动，并逐渐放任他们，只是没有直接干预。但他始终在暗中准备应对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不仅在国民党内部建立了广泛的联系，甚至还与共产党方面保持了某种程度的联系。
由于陈布雷与周恩来过去的友谊，他在两人遇险时首先想到了求助周恩来。在一次谨慎安排的夜晚，他终于有机会与周恩来密谈，讨论如何保护自己的女儿和女婿。周恩来给予了他坚定的保证，承诺会私下帮助。
1947年9月24日，刚度过蜜月的陈琏和袁永熙被特务机关以共产党嫌疑为由逮捕入狱。初期由于缺乏直接证据证明陈琏涉及共产党的地下活动，特务未敢将她正式关押。然而他们施以诡计，企图诱使陈琏出卖丈夫袁永熙以换取自由。
面对种种诱惑与威胁，陈琏毫不动摇坚守原则，拒绝出卖同志展现出了极高的政治坚定性和个人品格。她的坚持最终使特务无从下手，不得不将她与袁永熙一同转移到南京，交由国防部的保密局进一步处理。
这起事件引起了蒋介石的关注。经过深入调查，蒋介石确认此事与陈布雷无关，但他的女儿和女婿因涉嫌「共党活动」被关押南京，这无疑给一直以忠诚国民党自居的陈布雷带来了极大的政治压力和公开羞辱。
权衡再三后，陈布雷决定直接向蒋介石求助，寄出了一封表明态度的简短信件：承认女儿和女婿因「共党嫌疑」被捕，表示愿意接受任何法律裁决，表明自己将不再为女儿辩解。
1948年初，陈琏终于被释放，回到父亲在南京的官邸稍作休息后，回到了慈溪的故乡。几个月后，袁永熙也获释，两人的重逢在陈布雷的公馆进行，陈布雷为女婿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接风洗尘宴会，场面温馨而庄重。
1948年7月，陈琏的第一个孩子不幸夭折。身体恢复后，她按照组织的安排，回到南京继续与父亲同住，同时在国立翻译馆担任资料员。袁永熙则在国民党政府中央信托局南京分局任职。他们夫妻俩利用各自的职务便利，为共产党组织搜集和传递了大量珍贵的情报和资料，为革命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自1948年以来，陈布雷一直身体虚弱，鲜少外出。然而在10月底的某天，他坚决地要求带上女儿陈琏及其夫婿前往南京瞻仰中山陵。当时陈琏对此感到非常意外，直至后来才逐渐意识到，从那次行程起，父亲可能已在心中酝酿着终结自己生命的念头。
11月淮海战役如火如荼地展开，人民解放军的浩大队伍直逼国民党的政治核心南京。面对解放军的强劲攻势，陈布雷感到无比的失望和心痛。他曾坚信那装备精良的800万国民党军队能够抵抗，但事实却是他们迅速败退，几乎未形成有效抵抗。
1948年11月13日，一名卫兵在陈公馆外长时间未见陈布雷出现，遂进屋查看。结果发现，陈布雷已在自己的卧室中无生命迹象，床头的安眠药瓶空空如也。令人痛心的是这一天正是陈琏29岁的生日。
关于陈布雷自杀的原因，至今众说纷纭。一些人认为他无法忍受长期的疾病折磨，而另一些人猜测，是因为女儿与自己的政治立场相左，让他感到内心的煎熬。然而，最具说服力的解释可能是他对国民党的极度失望。随着国共内战的持续，陈布雷目睹了国民党对平民的暴行，这让他对国民党是否能为中国带来真正的新生产生了怀疑。
在自杀前不久的一次会议上，陈布雷向蒋介石建议，希望能够动员四大家族和宋美龄等人带头捐资救国，但此建议遭到蒋介石的激烈反驳。这次事件彻底击碎了他对蒋介石的最后一丝希望，让他深切感受到自己长久以来信仰的崩塌。
1949年初陈琏夫妇在上海地下党的保护下顺利抵达解放区，开始了全新的生活。即使在新的环境中，由于陈琏的复杂家庭背景，她和丈夫仍面临不公正的对待。
1967年11月，困顿于生活重压和心理困扰的陈琏最终选择了自杀，结束了她坎坷的人生。历经数十年，直到改革开放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陈琏因其革命历程中的不懈努力与牺牲，终于得到了平反。
1979年3月21日，上海市委宣传部为她举行了一场庄重的骨灰安放仪式。在悼词中，市委颂扬了她1947年被捕时的机智与坚定，她不仅保护了同志的安全，更是坚守信念，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未泄露任何党的机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