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1月，新四军4支队收到一个情报，新四军挺进团要投敌！
支队司令员高敬亭立即向老8团团长周骏鸣下令：将他们缴械。
周骏鸣随即设下鸿门宴，请新四军挺进团的干部来赴宴……
这时，位于合肥的安徽第五行政区督察专员、「摩擦专家」赵凤藻得知消息，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高敬亭，你中计啦。」
果然，一个月后，4支队领导向老8团打来电话，对团长说：「不好意思，情报失误……」
高敬亭河南新县人，1928年参加红军，4年后已经是红25军75师政委。
红军长征之后，他重建了红28军，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留在大别山开展武装斗争，硬是顶住了蒋军几十万人围剿，将队伍发展壮大。
新四军组建的时候，一共4个支队万余人，他的支队人马就占了将近5000。
这样一个智勇双全的将领，怎么会中了敌人的反间计？
事实上，也不全怪高敬亭，老8团政委对此也负有一定责任。
说来你也许不信，新四军的这支挺进团，竟然来自东北军。
张学良是西安事变的功臣，事变解决后被蒋氏扣押，此后东北军被改编成蒋军，有的则叛变投敌。
鲜为人知的是，其中一部分却加入新四军。
西安事变后，原来3个师的东北军67军被缩编为2个（107、108师），开赴安徽。
淞沪会战爆发后，67军开赴前线，结果伤亡惨重。
会战中，军长吴克仁阵亡，第107师全军覆没，第108师也伤亡过半。
1938年初，第67军及第107师番号撤销，余部编入第108师，另外一部分被补充到第57军。
57军也是东北军一脉，也参加了淞沪会战，还参加了南京保卫战，所辖111、112师也遭遇重创。111师的师长名叫常恩多，他手下有个旅长叫万毅，后来担任该师师长，1944年加入八路军，成为开国中将，此乃后话。
该军军长，就是缪征流。
事实上，67军并未全部编入57军，在被编到57军的时候，发生了一个变故。
1938年初，听到即将被编入57军消息后，教官刘冲不干了，他对自己最要好的弟兄们说：「看来，老蒋是铁了心要将少帅留下的血脉给打光，我们不能听他摆布。」
大家问：「刘大哥，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刘冲思考了一会，说道：「我认为，我们应该加入新四军。」
大家一听，全都表示赞同，因为张学良跟我方本来就是朋友，到了新四军不会受委屈。
刘冲听了心中暗喜，立即跟自己的好兄弟、少校副官韦郁周、营长董东翘一道，找到了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提出加入新四军的要求。
为什么刘冲是「暗喜」？因为他就是地下工作者，在东北军潜伏好几年了，做梦都想回到组织。
周公、叶剑英非常欢迎，答应将他们编入新四军，归4支队建制。
考虑到这支队伍有深厚的老乡情结，周公建议，不拆散这支部队，给予他们「东北流亡抗日挺进队」的番号。
任命董东翘为司令员（也是我方组织成员）、韦郁周为副司令员、刘冲为政治处主任。
挺进队的臂章图案为一持枪的战士，图文为「向白山黑水挺进」。该番号突出了三个信息：「东北」「流亡」「抗日」。
得知被编入新四军，刘冲和他的弟兄们欢呼雀跃，庆祝新生。
他们谁也没有想到，未来的路是那么坎坷。
加入新四军之后，挺进团来到巢县和全椒县一带，开展对敌斗争。
东北军身经百战，装备精良，作战勇敢，将全椒县的日军打得心惊胆战，被迫撤出该县。
当地的群众拍手叫好，当地青年也积极加入他们的队伍。
这一来，队伍迅速壮大，由当初的几百人，增加到1500人。
这时候的挺进队，兵强马壮，战绩辉煌，在皖中、皖东地区威名大振。
常言道「树大招风」，挺进纵队的壮大既引起了日军的仇视，也引起了蒋顽军的不安。
安徽第五行政区督察专员、「摩擦专家」赵凤藻，调集周围7个县的武装，打算消灭这支抗日武装。
可是，挺进纵队日军都能打趴下，周围的保安团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
打了几个月，赵凤藻损兵折将，没有尝到一点甜头。
无奈之下，他改变策略，决定收买挺进纵队的干部；不是有句话「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嘛。
他收买的人，名叫刘子清，此人原来是全椒县赤镇区后备大队长，因为心爱的女人被县长抢走，这才一怒之下参加了挺进纵队。
这家伙参加革命动机不纯，再加上新四军里生活艰苦，很快被收买，带着一部分人参加了国民党顽军。
不过他只带走了一百多个人，挺进纵队元气没有受太大影响。
1938年9月，新四军4支队8团来到肥东县，在石塘桥与挺进纵队会合。
4支队决定，挺进纵队改编为「挺进团」，由8团统一指挥，跟随8团行动。
这一来，挺进纵队更不好消灭了。
赵凤藻不甘心，又使出一个奸计：离间计。
他收买了新四军的一个情报站长，向4支队的负责人送去一份假情报——挺进团要投靠57军。
高敬亭分析了情报之后，竟然相信了。
这是因为，挺进团跟8团也发生了矛盾。
首先是纵队的经费无法解决，连过冬的军衣都没有着落。
众所周知，红军时期，经费主要来自打土豪。
合作抗日开始后，蒋氏要求我军不能打土豪，八路军、新四军的军费和补给由当局解决。
但是，蒋军对后来扩充的八路军、新四军不认可，不给军费。
这一来，挺进团就只能向老8团要，因为他们在该团领导之下。
8团自己的经费都无法坚决，也满足不了纵队的要求，只能给他们有限的军费。
这样一来，矛盾产生了，纵队就认为，他们的军费被8团克扣了，他们联名向支队告状。
接着，挺进团负责人向8团提出，联合起来吃掉刘子清的部队，8团不知道怎么想的，没有接受这一意见，挺进团负责人非常不满，就带不服从8团安排，独自回到巢县活动。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挺进团2营长温玉贵提出恢复组织身份，但遭到拒绝。
温玉贵是东北人，早年加入了组织，后来跟组织脱离了关系。如今他向教导员周利人提出，想要恢复组织身份。
无论是跟组织失联，还是被开除，恢复组织身份都要经过严格的程序。
温玉贵积极参加抗日，还手握兵权，在部队里影响力还不低，他的情况很特殊。
周利人感到很为难，就向政治处主任高志荣作了汇报。
高志荣也觉得这事难办，答应不答应都不合适。
无奈之下，他们向自己的领导老8团首长汇报。
汇报的时候，他们提出一个建议：那就是不能答应的话，不要立即摊牌，跟对方打太极，就说此事重大，需请示延安之后再作决定。
但是，政委是个直肠子，他直截了当地说：「就说我说的，叛徒不能恢复组织身份，让他死了这条心。」
温玉贵听了上级答复后，心拔凉拔凉，自己干革命却不能加入组织，这还有什么干头。
这么一想，他就开始捣乱，在挺进团与8团制造矛盾。
「同志们，8团又改善生活了，杀猪宰羊。」
「同志们，8团都穿上秋装，我们还穿着单衣。」
「8团把我们上交的战利品都分了，兄弟们。」
他的这些话，都是谣言，但是谣言说多了，也有成为真话。
如此一来，两个兄弟部队关系出现紧张。
恰好，东北军缪征流的57军到了合肥地区。
高敬亭一分析，觉得挺进团投敌的事不是空穴来风，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先下手为强，赶紧行动。
于是，8团接到4支队领导的电报说：「挺进团与新到安徽的东北军缪徽流部开始勾结，请采取措施。」
老8团团长本来就对纵队有意见，这时候就设下鸿门宴，让挺进团的主要负责人来8团团部赴宴。
1938年11月，挺进团政委刘冲、团长韦郁周、高志荣、张恺帆等人来到宴会现场。
来的时候，温玉贵就觉得不对劲，上前阻止，韦郁周呵呵一笑说：「你是杞人忧天。」
温玉贵说：「团长，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你真要去，多带点警卫员。」
韦郁周说：「我们这是去跟自己的同志会餐，不是去鸿门宴，至于吗？」
温玉贵见状，便说：「你们真要去我也没办法，反正我不去。」
刘冲和韦郁周毫无防备，来到宴会现场。
8团政委见他们坐下，便用力把手中的酒杯一摔。
潜伏在周围的警卫战士一拥而上，还没有等刘冲他们反应过来，手枪已经被下掉。
随之，挺进团被缴械。
温玉贵见刘冲他们没有回来，认定他们遭遇「不测」，乘机煽动死党携枪投降之前叛变的刘子清。
事后，新四军军部经过调查，没有发现挺进团投奔缪征流部的证据，这才知道中了顽军的离间计。
当时任第八团参谋长的赵启民将军晚年回忆说，对「东北流亡挺进纵队」的处理不妥，是第8团到皖东后的「一大失策」。
假如把挺进团和第8团的兵力集中起来，然后进行整顿，对抗日武装的发展、皖东根据地的建立，将有积极意义。
令人遗憾的是，挺进团负责人被缴械半年后，4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在1939年6月，被以类似的理由缴械，他并没有韦郁周那么幸运，被当场错杀。
高敬亭塑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