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6月，国民党展开了全面内战。为了争取更广泛的支持，蒋介石派遣青帮首领杜月笙前去拜访司徒美堂，试图说服他支持国民党并成为其代表。
尽管司徒美堂与孙中山是老友，与国民党关系深厚，但长久以来积累的失望已经使他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失去了信任。
因此，尽管杜月笙费尽唇舌，他仍然拒绝接受国民党的邀请。
杜月笙眼看老蒋交给他的任务即将失败，软的不行就换硬的，威胁道：
「如今整个中国几乎都被老蒋掌控，他的权势如此庞大，实在不好对付！」
听到那特意加重语气的「不可招惹」三个字，司徒美堂不禁心生怒火，冲着杜月笙一顿劈头盖脸地骂了过去。
「蒋介石不可小觑，而我司徒美堂更是如此！」
说完这句话，便让人把杜月笙「请」了出去。
那么，司徒美堂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物？他背后有着怎样的背景，以至于胆敢说出如此「狂妄自大的」言论？
大侠之本 心系国家与百姓
17岁时，司徒美堂便加入了在美国的华人组织「洪门致公堂」，到了26岁，他已经晋升为「洪门五叔」。
虽然他身在美国，但依然心系国内局势。当得知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消息时，他迅速意识到国家正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并且明白这将是一场漫长而艰苦的抗争。
于是，他毅然辞去洪门的所有职务，随即创立了在美筹饷局，呼吁在美的华人华侨踊跃捐款，为国内的抗战事业奉献力量。
在八年的时间里，他将筹集到的4.8亿美元全部捐献给了国内，其中一半资助了国民党，另一半则捐给了共产党。
在他看来，将这笔钱捐给谁并不关键，关键在于这笔钱能否真正用于抗击敌人，助力战胜敌人，为中国和人民带来安宁。
但当时的国民党内部贪污腐败严重，与建立初期相比，面貌已大为改变。
因此，司徒美堂捐赠给国民党的这笔资金，最终却背离了他的初衷，从上到下逐级被贪污，钱财悄无声息地流入了官员的口袋。
司徒美堂绝非愚钝之人，他心里很清楚这笔钱两党到底用了多少在抗日上，以及是否真正用于抗日。
随后，「皖南事变」爆发，蒋介石下令对新四军进行突袭，重新掀起了「反共」浪潮。
抗战尚未结束，敌人依然虎视眈眈，然而国民党却打算制造内讧，这让司徒美堂感到非常失望。他立即向蒋介石发电报，明确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和态度：
「在国家危急存亡之时，我们应当团结一致，共同抵御外敌，坚定地坚持抗战。」
随着分歧的不断加深和内心失望的日益增加，司徒美堂与国民党的关系逐渐疏远，最终完全转向了共产党。
漂浮如浮萍 终将有所成就
司徒美堂与国民党的缘起，得追溯到他与孙中山的相识、了解与交往。
1980年，12岁的司徒美堂被母亲下定决心送上前往美国旧金山的轮船。
并非因为家中财产丰厚而让他得以赴美深造，而是因为家境破败，无法负担学费。
母亲不愿让他止步于此，东拼西凑筹集了六十大洋，毅然决然将他送往美国，未来的命运由他自己把握。
刚到美国时，由于他的华人身份，他遭受了严重的侮辱。无论是路过的行人还是街边的流浪汉，只要一看到他，随时随地都可能毫无理由地对他进行踢打。
在异国他乡，身份卑微，遭受欺凌时只能默默忍受，咽下那些苦涩的牙齿。无论是沉默中爆发，还是沉默中死去，这都将是不可避免的命运。
在一家中国餐馆工作的司徒美堂遇到了一位闹事的白人。那人醉醺醺的，脸涨得通红，在店里撒泼耍酒疯，不仅打算吃「霸王餐」，还对中国人出口不逊，甚至砸坏了店内的桌椅。
司徒美堂实在忍无可忍，便冲上前与那醉酒的白人扭打起来。出乎意料的是，这个看似身强体壮的白人，实际上只是虚有其表，不一会儿就被从小习武的司徒美堂打倒在地。
也许是因为对白人积压了深厚的怨恨，司徒美堂在一时失控之下用力过猛，竟将白人打至致命，结果面临着牢狱的惩罚。
幸运的是，当时他已经成为洪门的一员，得到了洪门的庇护，因此最终只被判处了十个月的监禁。
正因为这件事，司徒美堂深刻感受到华人团结一心的强大力量。出狱后，他在美国积极创建了另一个洪门组织：安良工商会。
这正是他与孙中山结识的契机。
事情已完结，我拂衣离去，功绩与名声深藏不露。
自从建立了安良工商会，司徒美堂在洪门的地位显著提升，许多事务都由他经手处理。
1904年，他收到了一封洪门的密信，信中告知他将有一位来自檀香山的华人兄弟需要他的帮助，而这个人正是孙中山。
信中虽然对孙中山的身份着墨不多，但处处显示出对他的重视。因此，在孙中山到达之前，他就为其准备了几家上等的旅馆供选择。
安顿妥当后，大家便开始享受丰盛的美酒佳肴。然而，这样的日子只持续了两天，便因孙中山提出了一个让司徒美堂无法拒绝的理由而被婉拒。
「我非常感激司徒兄的好意，但这些钱还是留着吧，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处理。」
更为关键的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从那时起，这两位志同道合的人便结为好友，彼此支持。
为了协助孙中山推动革命，司徒美堂对洪门致公堂进行了改组，支持宣传革命理念，提供人力和资金，为中华民国的创建做了准备。
1911年黄花岗起义告败，为了东山再起急需十五万美金，他在得知消息后毫不犹豫地将致公堂的资产抵押，以筹集资金支持再次起义。
之后，孙中山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并邀请他担任总统府的监印官。然而，司徒美堂无意涉足政治事务，加之其家族势力集中在美国，难以脱身，便婉言谢绝，继续留在美国。
直到孙中山去世，两人之间始终保持着联系。
尽管年纪已高，依然积极投身世间事务。
孙中山去世后，随着对国民党的失望情绪加剧和对共产党的认知加深，司徒美堂逐渐倾向于支持我们党，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给予了许多帮助。
在解放战争后期，毛泽东写信给司徒美堂，邀请他作为在美华人华侨的代表回国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共同讨论新中国的成立事宜。
司徒美堂收到来信后连声称赞，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立刻动笔写下回信，告知对方届时自己一定会回国参加会议。
回国后，他几乎从未缺席过任何重要会议，尽管已是耄耋之年，仍然保持着向上的朝气。
在1955年去世之前，他积极参与了抗美援朝运动、土地改革运动和镇压反革命运动，这三项重要的政治活动。
例如，他曾以自己在美国七十年的亲身经历为基础，撰写了一系列文章，详细阐述了美国对在美华人和华侨的严酷压迫，这些文章在激励国民响应抗美援朝号召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作为美国华人华侨的领袖，司徒美堂始终在新中国与广大海外华人之间发挥着纽带作用，为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持续地做出贡献。
他对此表示：「能活到今天，能生活在这个时代，真是太幸福了。我并不觉得自己老，而是感到我的新生活才刚刚开始。」
这正是我们几代华侨梦寐以求的新时代，祖国的前景无比光明灿烂。
在尘世中保持一身纯洁
1949年，司徒美堂受邀回国，并于10月1日登上天安门城楼，参与了开国大典，亲自观看了阅兵仪式。
尽管年事已高，他依然因新中国的成立而对参政充满热情。
他说：「如果说过去八十五岁糊涂过了，那么我宁愿舍弃六十年时光，换回二十五岁的青春之心，再为新中国贡献一份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