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55年9月，在北京怀仁堂举行了授衔授勋典礼。
就在4个月前，韩振纪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馆武官，因为工作关系，他并未出席此次的授衔授勋仪式。
1956年2月，中央派聂荣臻远赴苏联，向驻苏工作和留学的中国军官授衔授勋。
聂荣臻代表周恩来向韩振纪颁授了中将军衔，代表毛泽东颁授了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其他授衔授勋的军官都无比光荣、开心，唯独韩振纪愁眉不展，他认为，「从北京来的同志，将勋章带错了。」
按规定来说，只有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担任师以上的军官，才能获得一级八一勋章，而韩振纪觉得，自己在这段时期的履历，没有任何跟「师」相关的字眼，所以不能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应该授予二级八一勋章。
其实，组织在授予韩振纪一级八一勋章之前，经过了全面严格的审核，1933年以前，他担任了红13军参谋处处长等职务。
1933年，又担任了红军学校政治营营长、军师团副团长等职务，这些职务都是由师以上任职经历的干部担任的。
因此，韩振纪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是合情合理的。
只不过，韩振纪自己总觉得不太舒服，后来，他还「认死理」地将一级八一勋章退了回去，出席一些重大场合的时候，也只佩戴剩下的两枚。
直到北京又给他送来一枚二级八一勋章，韩振纪这才戴上。
关于这件事情，不能理解的人很多，不过韩振纪从来不管别人说什么，因为这种事情，早就不是第一次了。
著名谋将
韩振纪，算是那个年代的高材生，他先后在保定甲种工业学校机械科、保定陆军讲武堂学习，也正是在讲武堂学习期间，接触到了革命，自此踏上革命路。
1931年，韩振纪参加宁都起义，加入红军，两年后，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红军时期，韩振纪担任的是红五军团参谋处长职务，主要负责红军作战的参谋工作。
1933年1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国民党3个师正凶神恶煞地由江西附近的金溪、南城一带向苏区进犯。
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总部命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在金溪以西和国民党两个主力师进行决战，红五军团则在黄狮渡一带牵制国民党，保证红军主力部队侧翼的安全。
开战之前，红五军团副总指挥兼13军军长赵博生带他查看地形，研究战斗部署，韩振纪观察后发现，这里地势起伏交错，容易隐蔽，对我军防守不利。
于是，他建议赵博生，「前后挖两道战壕，以后面一道作为最后阵地，誓死一战」，赵博生同意了他的建议。
战斗开始后，敌人出动了飞机大炮，不断轰炸红军阵地，双方步兵也厮杀在了一起，赵博生和韩振纪拎着大刀，分不清身上的血是自己的还是敌人的。
在红军的浴血苦战下，第一道阵地守住了，忽然，敌人冲向了135团阵地，赵博生来不及缓口气，立马带着特务连来到了135团。
敌人疯狂进攻，135团战士的弹药们打完了，大家就扔石头猛砸敌人，慢慢地，135团的损伤越来越大。
千钧一发之际，韩振纪带着人来了，赵博生马上组成突击队，向敌人发起反冲锋。在此过程中，赵博生不幸中弹，壮烈牺牲。
此次战役，红军主力取得了全歼敌军6个团的辉煌战绩，可是韩振纪，在很多年后，依旧在怀念自己的老战友，「赵博生同志就牺牲在我的旁边，他是我革命生涯的领路人。」
1937年9月，韩振纪任八路军115师344旅687团副团长（实则政委），与团长张绍东率部参加平型关战斗。
林彪、聂荣臻做出部署：687团负责阻断日军退路，占领老爷庙、西沟村、东河南镇附近的高地。
战斗打响后，日军疯了一般的冲向老爷庙高地，试图抢占这一优势地形。旅长徐海东当即命令韩振纪率领687团3营，与日军拼速度，拿下此处。
3营战士们一鼓作气，率先抢占了老爷庙高地，随后，他们又举起刺刀，将还未登顶的日军包围。
不料日军负隅顽抗，并与我军形成对峙，韩振纪当机立断，「快扔手榴弹！」说着，把自己的手榴弹率先扔了出去，日军立刻被炸得鬼哭狼嚎。
除了有特别多的战斗经历，韩振纪还因是正经军校毕业，有着深厚的军事理论和军工机械知识，被调去当过「老师」。
1933年2月，韩振纪就被从第五军团调去苏区红军学校，担任政治营营长和军师团团长，同年12月，他还担任了其他学校的训练主任职务。
红军到达陕北后，办了新学校，韩振纪又被调去教授战术课。后来，红一军团致电中央：因红军部队扩大，缺少师一级军事指挥员，请调韩振纪。
1936年8月，周恩来、毛泽东致电聂荣臻、左权：因军事教员不够分配，韩振纪须任军事教员职，不能调出。
军工先驱
1941年，毛泽东决定人尽其用，让他去做他最擅长的工作，1月，韩振纪首任新四军军工部部长。
那时候，新四军的军工后勤基本处于一片空白的状态，之前也只有一些简单的修理厂，就是修理修理枪械的水平。
韩振纪上任后，马上就开始跟担任副部长的孙象涵、吴师孟等人筹备。一个月时间，他们就搞起了7个工厂。
工厂内生产了大批火药、地雷、手榴弹、炮弹等基本武器装备，还搞出了专门打击日军汽艇的鱼雷。
后来，日军对新四军根据地实行「大扫荡」，军工部逼不得已紧急转移，他手下的战士们，不仅带着机械长途跋涉，还要躲避日军的袭击。
韩振纪指挥战士们在河汊芦苇中神出鬼没，不仅保护了我军的人员财产，还对日军造成巨大打击。
8个月后，韩振纪培养出来的军工被分散到各师，开枝散叶，为华中军工规模化打下基础，其中包括著名的兵器制造专家吴运铎。
不久后，韩振纪在淮南以参谋长的身份领导军工部研制出了枪榴弹、掷弹筒、高爆炸药等「新式」武器。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韩振纪接到命令：担任东北人民自治军军工部部长，开赴东北，支援军工建设。
随后，韩振纪领导6个地区的军工部门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大转移，堪称军工史上的奇迹。
从鞍山等地搬运的钢材几万吨，还有各种机器200多台，都是靠骡马拉车，可谓是历经千辛万苦。
辽阳的部分同志们不愿意搬离，韩振纪严肃的下了死命令，「必须立即行动，否则撤职查办。」
刚撤走没几天，辽阳就被国民党军占领了，当初不愿意搬离的同志们也不得不服，「要不是韩部长抓得紧，恐怕得人财两空。」
军工部将530多台机器转移到了本溪，重新建立了兵工厂，不久后，军工部转移至通化，负责东北民主联军（东北人民解放军前身）的武器弹药生产工作。
从1945年至1949年，东北军工厂共生产将近500万枚手榴弹、329万发炮弹及配套的枪械火炮。
除了供应东北，也会用于华东和关东部队，在三大战役中起到关键性作用，对此，刘少奇、粟裕、陈毅等人对他是赞不绝口，粟裕直言，
「淮海战役的胜利，要感谢山东老乡的小推车和大连的大炮弹。」
让位让名
1945年4月，时任淮南军区参谋长的韩振纪重新担任新四军军工部部长职务，这一次，他主要负责的是苏浙地区兵工厂的生产建设工作。
没过多久，他便随叶飞一起，来到了苏浙军区总部机关，时任苏浙军区司令员的粟裕接待了他。
考察过后，韩振纪发现这里军工的规模实在太小，拥有的一些军工单位也形同虚设，韩振纪在这里没有用武之地，心里不免有些焦虑。
粟裕看穿了韩振纪的心思，他早就听说过，韩振纪是个全才，不仅在军工方面有「神通」，在作战指挥上也满是天赋，于是，他将韩振纪改任为军区参谋长，负责组织第三次天目山反顽战役。
这期间，韩振纪给粟裕出了不少好主意，粟裕对他简直是满意的不得了。6月13日，中央军委电告韩振纪，问他愿不愿意继续留任苏浙军区参谋长。
韩振纪犹豫了，从个人情感上来说，他和粟裕的合作是非常愉快的，而且粟裕的军事指挥能力也是一流的，自己跟着他也能学到很多。
问题在于，一个军区不可能有两个参谋长，如果自己留在苏浙军区，就会影响到原参谋长刘先胜。
刘先胜是一位资历比自己老很多的优秀指战员，曾经参加过秋收起义，他的参谋指挥能力很强，作战经验也更加丰富。
韩振纪思考过后，还是觉得不能「夺人之位」，他主动找到粟裕，表达了自己不再继续留任的意见。
后来，韩振纪去到淮南军区任参谋长，1945年11月后，又去到东北担任军工部长，自此与参谋工作再无关联。
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有很多人不理解韩振纪的选择了，解放战争中，他的「让位」行为，影响了他一生的任职。
不少老战友都觉得可惜，不管是论能力还是功绩，韩振纪都不应该是这个位置，就连粟裕都想不明白。
1957年，粟裕随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的时候，曾当面询问韩振纪，当初为什么不愿意做自己的参谋长，韩振纪只是淡淡地回了句，「不夺他人之功」。
在韩振纪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他的克己低调是出了名的，对此，很多熟悉他的老战友都能举出一二事。
战争年代，他所在的八路军部队，有时候是没有副司令职务的，因为，身为参谋长的韩振纪便需要经手很多电文。
电文上需要署名由他负责的，他就会署上自己的名字，若是有一些报功之类的，他就会把自己的名字划掉，因为他觉得有司令、政委的签署就够了，其他署一大串没必要。
后来，下边各旅、各团参谋长纷纷效仿他，这种做法，在韩振纪待过的部队，算得上是约定俗成的一种做法。
1957年9月，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远赴莫斯科，与苏方举行有关原子弹和导弹生产技术援助的谈判。
谈判顺利结束后，团长聂荣臻准备派韩振纪紧急回国，向中央汇报谈判情况。韩振纪却了解到，雷英夫有意担当此任，因此在聂荣臻向他询问意愿的时候，韩振纪表示，雷英夫担任过周恩来和叶剑英的军事秘书，还是他回去汇报更方面点。
于是，聂荣臻改派雷英夫回北京，向中央做了详细汇报，周恩来表扬了代表团的表现，认为他们的谈判结果是良好的。
20世纪60年代，有一些部队作家提出想要采访他，想写他的革命历史，对此，韩振纪有一个原则：多谈别人，少谈自己。
因此，他会滔滔不绝的跟对方讲自己的老部队、老首长、老战友的故事，如果对方问他自己的事迹，他就会说，「事情都是在上级领导下，大家一起完成的，我只是其中一员。」
还有一次，一位传记作家写了一篇有关韩振纪的文章，韩振纪听说此事后，将对方邀请到了家中，他向对方提出，想要审阅一下稿子。
作家很爽快地取出稿子，结果，韩振纪只看了一个标题，脸色就沉下去了，标题为【人民兵工轻武器之父】。
韩振纪拒绝对方用任何文字报道的方式给他这些赞誉，虽然这些称呼放在韩振纪身上名副其实。
而文章中所述的「韩振纪能文能武，从新四军军工部到东北军工部，做出卓越贡献」的说法，也没有任何虚假和浮夸。
1950年，吴运铎成了人尽皆知的军工届人物，曾一度被誉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
两年后，吴运铎完成了自传【将一切献给党】，第一时间，他就将此书送去了恩师韩振纪家中，由他审阅。
当韩振纪看到书中多处提到自己对吴运铎的培养及对军工事业的贡献时，他皱了皱眉头，随后，他拿起笔，将这些内容全部删除。
1965年，韩振纪因为体弱多病，主动向中央提出离休，
「我这个年纪，这个身体，若是还占着位置不下来，对中国军工业和革命事业不利，我希望更有能力的人去坐这个位置。」
退休以后，韩振纪还将自己收藏多年的字画、古籍，无偿送给了故宫博物馆，博物馆考虑到韩振纪所赠物品价值不菲，提出补偿他100元钱，韩振纪想都不想就拒绝了。
双方「拉扯」了半天，最后，韩振纪还是坚持自我，将这笔钱当做党费交给党组织了，自己一分钱都没留。
1975年，70岁的韩振纪在北京病逝，而他一生高风亮节、舍己为人的精神，更应该被后人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