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没有想到，在战争初期的苏联那么不经打。」
据胡乔木回忆，苏德战争爆发后，毛主席对苏联的局势非常关注， 「毛主席没有想到，在战争初期的苏联那么不经打。」
德军打到莫斯科附近时，毛主席召集书记处在枣园开会讨论情况，并让警卫员准备地图，这个警卫员拿了一张中国地图，毛主席看到后「生了很大的气」，说自己要的是世界地图。
可以想象，毛主席当时是很着急的，因为苏德战争不仅关系整个国际的局势变化，更关系到国内的安危。
在最开始的时候，斯大林和德国签订了和约，在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和对方。如果说，斯大林和德国签和约是一种策略，那他就应该在之后积极准备战争，但斯大林显然在战略上犯了大错，他准备不足，导致苏联在战争初期几乎呈现出一种溃败的局势——这也是后来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极力抨击斯大林的一个点。
毛主席虽然对苏联战场上的情况感到不安，但他对苏联最终取得胜利是充满希望和信心的。这期间，在外界一度对苏联快要失望的时候，毛主席写了一篇社论——【苏必胜、德必败】，这篇文章后来收入了【毛选】，成了一篇名文。
苏联对德国的野心缺乏洞察，但它对它的老对手日本却可谓是心中有数。换言之，苏联在远东的战略比德国的战略成功得多。
1938年4月，苏联建议日本通过谈判解决两国之间的争端，日本不但没有响应，反而发起了张鼓峰战役和诺门坎战役，在这两次战役中，苏联红军都获得了胜利。此后，苏联依旧保持着对日本的高度警惕。
从1939年10月起，为了在远东牵制日本，苏联开始积极贯彻援华政策，希望利用中国来牵制日本。数据显示，从卢沟桥事变到1939年欧战爆发，这3年时间里，苏联是向中国提供贷款、军火物资和军事人员最多的国家。
毛主席后来抱怨说： 「苏联把武器给了国民党，把书籍给了共产党」 ，大概指的就是这件事。
斯大林希望毛主席出兵援苏，被毛主席婉拒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前夕，苏联和日本签订了一个长达五年的中立条约，斯大林对于这个条约非常重视。条约签订后，日本外相松冈洋右离开莫斯科，斯大林甚至罕见地亲自到火车站为松冈洋右送行，并和他拥抱、亲吻。在此前和此后，哪怕是丘吉尔和罗斯福都没有享受过如此高的礼遇。可见，斯大林对于远东地区的重视，以及他对德、日东西夹击苏联的担忧。
但是，和日本人讲和约是没有用的，条约签订后不久，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就制订了【适应形势演变的帝国国策纲要】，向我国东北地区增兵30万。
苏德战争爆发后，德国不断催促日军早日出兵，和它一起夹击苏联。日本虽然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行动，但远东的日军已经成了悬挂在斯大林心头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日军一旦发起进攻，苏联将陷入彻底的危机之战。
在东线和西线之中，斯大林当然要首先考虑如何应对西线德军带来的燃眉之急，毕竟在东线的日军距离苏联的核心太过遥远，还有一个辽阔的西伯利亚作为战略纵深和回旋的余地。但是斯大林并未因此放弃远东，为了对付日军，他曾先后6次给毛主席发电，请求毛主席派兵到内蒙古或长征一线牵制日军，配合苏联作战。但这六次请求，都被毛主席委婉拒绝了。
1941年7月，在苏德战争爆发半个月后，斯大林第一次向毛主席发电，电文的大意是： 日军最近有向北平、张家口、包头集结，向苏联发起进攻的去世，希望八路军和新四军采取行动，破坏上述地区内的铁路交通，阻滞日军行动。
斯大林在电报中还以商量的口吻询问毛主席， 能不能从部队中抽若干个旅或者团摆在长城附近，牵制日军。
毛主席收到电报后，从国内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 「只能进行战略配合，不能进行战役或战斗配合」 的正确方针。
他回电告诉斯大林，苏联同志的请求难以完成， 一来是我们的力量分散在国内各地，一旦集结，目标就大了，反而容易遭到日军的袭击和围剿；二来，以我军目前的实力和武器装备情况，无法和日军进行大规模的会战，这样会吃大亏。
毛主席所说的这两点，完全是当时的实际情况。
虽然毛主席拒绝了斯大林的出兵建议，但出于国际主义立场的考虑，他还是给彭老总发了电报，指出： 「如果日本要进攻苏联，日军出于肃清后方的考虑，一定会在华北加强对我军的镇压」，为此，「我军须准备配合苏军作战，目前做此准备，以待时机成熟，即可行动。但此种配合，是战略配合，是长期配合，不是战役的配合与一时的配合，请在此基点上考虑一切问题。」
十几天后，毛主席在给周总理的一封电报中说：能否帮助苏联红军，取决于我们是否采用广泛游击战的长期斗争方针。 「关于军事行动，自苏德战争起，我们即刻加紧侦查和准备破坏交通，借以牵制敌人，我们决心在现在条件下，以最大可能帮助苏联红军的胜利。但由于日寇在华北已占据4年，对大城市、铁路、矿山等已建筑巩固工事，且敌我技术装备悬殊太远，我人力、物力、地区、弹药日益困难。若日本进攻苏联时，我们在军事的配合作用恐不很大；假若不顾一切牺牲来动作，有使我们打坍、不能长期坚持根据地的可能，这不管在哪一方面都是不力的。」
「因此，我们应采取巩固敌后根据地、实行广泛的游击战争、与日寇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而不采取孤注一掷的方针。」
不得不说，毛主席的这些判断是如此的准确，目光是如此的长远，措辞是如此的具有说服力，不愧为一位优秀的政治家。
7月12日，新四军的几位领导同志致电毛主席，提出： 「如果日军进攻苏联，则我们应当号召全国向日寇反攻，即使国民党不积极反攻，我八路军、新四军亦必须独立反攻，以牵制日本。如蒋介石亦号召反攻，我应和蒋集中力量对日，在前线和敌后适当放弃某些阵地，号召中央军共同抗日。」
6天后，毛主席回电，对这几位同志的建议作出了纠正性的指示，主席说： 「反攻口号是对的，七七宣言上已提积极进攻口号，将来可用带战略性的反攻口号。但八路军、新四军大规模动作仍不适宜，还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原因是我军各种条件均弱，大动必伤元气，于我于苏均不利。」
毛主席没有被苏联和党内一些同志的情绪影响，坚持了正确的判断和足够的定力，令人佩服。
斯大林委婉暗示，主席：我们在路上就被消灭了
日军为何迟迟不肯进攻苏联呢？相关情报显示，日军在等待着一个时机，或者说他们在等待德国拿下莫斯科。
在41年9月和11月，斯大林前后两次给毛主席发电，再次提出希望我军派出一部分力量向长城内外发展，对于这两份电报，毛主席没有给予明确的肯定和否定，只是说部队调动存在困难。
困难是当时存在的客观情况，随着苏德战争的爆发，蒋介石也停发了八路军的粮饷和弹药，还调集50万大军对我边区政府进行了保卫和经济封锁，声称「不让一粒粮、一尺布进入边区」。加上日军在华北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对我根据地发起了反复的扫荡清剿和蚕食，到1942年，我军人数已经从50万降低至40万，根据地面积也不断缩小，人口从一亿降低到了5000万。
生产被严重破坏，军民缺衣少食，缺盐少油，战士们穿上不上鞋袜，盖不上被子……在这样的情况下，让我军离开根据地去和日军硬拼，结果是难以想象的。
到1942年4月底，德国经过数个月的攻势依然无法攻克莫斯科，希特勒不得不放弃了他狂妄的全面进攻计划，并于3个月后发起了围攻斯大林格勒的夏季攻势。
此时的日军已经把自己拖入了太平洋战争，难以自拔，但国际上仍有大量消息显示，日军有配合德军进攻苏联的可能。出于保险起见，将注意力聚集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上的斯大林在此时又3次向毛主席发电求助。
斯大林在电报中委婉地说，苏联计划给八路军提供一个师到两个师的新式武器，希望八路军抽调一两个师的兵力到内蒙和外蒙的边境去接收。
毛主席回电说，八路军确实急需武器，但调动一两个师到外蒙和内蒙的边境去接收是不可想象的。在日军空军具有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我军长途跋涉，还未到达目的地恐怕就会被消灭在途中。
过了一段时间，斯大林再次来电，说希望我军能派出一些小型游击队，到满蒙交接处轮番接受小批量的武器，加强抗日力量。
毛主席明白斯大林意有所指，在认真分析了他的电文后，他下令将罗瑞卿、杨成武、吕正操等部向长城内外一线调集，准备伺机向东北腹地渗透，这样既占据了重要的战略位置，又可以帮助苏联牵制日军；既未暴露自己的目标，也牢牢紧靠着敌后抗日根据地。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战略部署是正确的，极具远见的。
在1943年初，斯大林再次来电希望我军在程程附近部署若干师团。
2月，苏联红军经过数月的艰苦奋战，最终取得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二战的转折点由此到来。
此后，苏德战争的形势开始逆转，红军一步步进入全面反攻阶段。而东线的日军也在持久战中日显疲惫，左支右绌，已经失去了向苏联发起进攻的可能，这时的苏联自然也就不必再为自己的东线感到忧虑了。
「斯大林不许我们革命」
斯大林6次来电，6次被主席婉拒，他的想法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不过我们知道的是，斯大林向来是低估我军力量，而高估国军力量的。长期以来，他把抗日的希望寄托到了国民党身上，而不是共产党身上，这给我党的工作带来了不小的困扰和负面影响。
1942年初，毛主席给斯大林发了一份长达万字的文章，他在文章中分析了中国抗战的局面的形势，并指出对国民党不应该心存幻想，我们必须依靠人民进行抗战，对国民党的一系列封锁、摩擦活动我们必须坚决斗争，做到有理有利有节。
尽管主席的阐述合情合理，入木三分，但斯大林就是无法理解，他始终坚持共产党不应该和国民党斗争。用毛主席的话说就是： 「斯大林不许我们革命。」
到1944年6月，斯大林会见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期间，哈里曼转述了罗斯福的话，说蒋介石是唯一一个能将中国合在一起的人，斯大林立刻就对这句话表示了赞同：「在目前的情况下，蒋介石是最恰当的人，因而必须给予支持。」
在谈到中国共产党是，他则微微一笑说： 「他们不过是‘人造奶油’共产党而已。」
1945年5月，斯大林又对霍普金斯说： 「我对于中国的任何领导人都不大了解，但我觉得蒋介石是最好的，统一中国的人必将是蒋介石……我不相信中国共产党有能力完成中国的统一。」
如果说，斯大林在抗战期间支持蒋介石是为了借助他的力量牵制日军，那么，在日本投降后，他对蒋介石的关系就应该结束了，但事实上，此时的斯大林又由于苏联国内的战后形势，以及他对垄断核武器的美国的过分高估作出了一系列悲观的判断。
抗战结束后，蒋介石邀请毛主席到重庆进行和谈，斯大林也很快来电表示，希望毛主席赴约，交出军队。他甚至以苏共中央局的名义，要我们和国民党取得和平，不要打内战， 不然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
他的这封电报充满了颐指气使的指挥气味，让毛主席非常生气： 「究竟是谁想打内战？」
不久后，斯大林又发来第二封电报，再次建议主席去重庆，否则 「如果打起内战，战争的责任由谁来承担？」
斯大林的这些话，不仅伤害了毛主席的感情，也伤害了中国共产党的感情。事实证明，斯大林押错了宝，他不了解中国革命的真实情况，低估了中国共产党的决心和能力，后来历史的发展和他的预见是相反的。
斯大林的自我批评：我在中国问题上犯了错误
1949年2月10日，随着解放战争走向尾声，此时国内的局面已经陡然一变，形势大好。斯大林在莫斯科的一次三党会议上坦率地承认了自己的失误，他说：
「战后，我不相信中国共产党能取胜，我那时认为，美国人会全力以赴扑灭中国的革命。我曾劝毛泽东同志，最好是和蒋介石和解，于蒋介石建立某种联合政府，但以后毛泽东同志开始发动了一场大攻势，最后取得了胜利。」
斯大林最后说： 「你看吧，我也会犯错误。」
49年5月，我党派出秘密代表团访苏，据随团翻译师哲回忆，在谈到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时，斯大林突然问道： 「在你们进行斗争中，我们是不是扰乱过或者妨害了你们呢？」
我方代表团同志说： 「没有。毛主席可以不去重庆，有恩来就够了。但毛主席到重庆的结果是好的，使我们立即有了政治上的主动权。」
斯大林说： 「让毛泽东同志去重庆是有危险的，CC等特务可能会进行活动……中国同志总是客气的、讲礼貌的。我们觉得我们是妨碍过你们的，你们也有意见，不过不肯说出来就是了。看起来，我以前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犯了错误。你们应当主义我们的讲话是否正确，因为我们常常不够了解你们事情的实质，可能讲错话。如果我们讲错了，你们还是说出来好，我们会注意到的。」
代表团的同志说：「斯大林同志实在太谦虚了。」
斯大林说： 「不，我说的是实在话。」
斯大林主动对兄弟党公开做自我批评，这是非常令人意外的。师哲评价说：斯大林在这件事上「表现了一个伟大导师的胸怀，并赢得了更多的尊敬和爱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