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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蒙元的统治只是使用武力,满清却斲伤中国的文化基础

2023-12-07历史

在文化精英群已经失去活力时,对于本国的文化,他们只是墨守成规;对于外来的文化,因为自己没有信心,也就不能开放胸襟来接受新的挑战。

明代,西方文化初入中国,有一批中国的学者,例如徐光启、李之藻等人,愿意和西方来的学者对话;又如,方以智更是从西方文化的启示上发展出一些可以融合中西的想法。

在满清时代,西方的影响却逐渐淡化。

胸襟最开阔的康熙,自己也从西方传教士学习西方数学,但是,也是康熙,为了大礼的争议,实质上停止了西方的传教活动。

这些西方教士从此只能在钦天监工作,因为相较于中国传统天文学和中东传来的阿拉伯天文学,西方的天文学毕竟更为精确。

政府限制教士们只能在首都附近活动,他们也没有机会和中国的知识分子接触来往。

马戛尔尼欲打开中国市场,却无功而返

文化的闭关,恰是在清代「盛世」之时开始。

到了清末中国必须接受西方的文化时,从元明以来到清初的西方影响,都已经湮没不彰。

不仅文化闭关,实际上所谓「盛世」,乃是文化活力的消沉。

整个清代,除了皇室宫殿、庭园以外,中国没有大规模的公共工程。那些规模巨大的工程,主要的只有防止黄河泛滥的河工和保持漕运畅通的运河工程。

中国传统上的筑路、开河、国防工程等大型的公共建设都未见进行。

明末已经有相当不错的海船制造技术,自从满清接收台湾以后,中国再也不能制造远洋的大船,其技术也停滞下来。

凡此现象,都显示了,满清政权只是以威权统治中国,从来没想到要在原有的文化基础上扩张和发展——这也许真的是结束的开始 (beginning of the end) 。

【万法归一图】

经济方面,一般人也称康、雍、乾为「盛世」。

若以人口数字而论,明代本来已经有超过一亿半的人口,经过明末大乱,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到一半。满清开国时,人口大概只有八千万上下,经过休养生息,康熙时代大概又过了一亿。

康熙对于自己统治中国的成就非常自满,康熙五十一年 (1712) 发布诏书: 「盛世滋丁,永不加赋。」

从秦、汉开始,中国列朝国家的收入,一部分是人口税,一部分是田亩税,有时再加上丝帛,作为农余生产的产品。

经过康熙「永不加赋」的诏书,政府收入从此只有田赋为主,再加上特种税「榷」和过路税「关」。从国家财政的角度看,单单以既有的田亩作为税基,其实是不够用的。

从好的方面看,政府不收人口税,人口的增长速度自然加快。

换个角度看,自古以来,政府与人民之间存在直接关系。由于人口的增长不再是政府关心的项目,官民之间也就失去了互相联系的脉络。

汉代「社」和「里」的管理乃是国家机器直达到基层的体制。当官民之间不再有联系时,政府能够与民间相接触的点,也就局限于地方官和地方绅士 ;一般老百姓必须要经过公 (地方官) 、私(地方绅士) 两条管道,才能够理解到「国家」的存在。

传统的「天下国家」,应当是国家下面就是广土众民,现在,「天下国家」剩了一个皇上,和一群奴颜婢膝的官僚而已。

当然,人丁不再列入国家统计项目时,人口大幅增加,已有的生产资本——土地,就会不足以维持大众的生计。

增加的人口成为开拓田亩的生力军。田亩开拓了,地方当局可以从新开的田亩上征收田赋,这是「歪打正着」的现象 :「盛世滋丁」替国家增加了征收田赋的耕地面积,因此,国家也有相当稳定成长的新税源。

整体而言,国家的经济体虽然在质的方面并没有改变,在量的方面确实扩大了。

到了嘉、道时期,中国人口大约过了二亿,到清末时,就到四亿左右了。

由于人口增长而经济体扩大,乃是满清时代中国经济的特色。从人口与生产力的比例而论,生产力增加了,但是生活的方式和质量其实没有改善。

【古今地舆全图】

在十七、十八世纪,中国的对外贸易还是出超。

中国出口的项目,仍旧是以传统的丝织品和瓷器为主体,再加上向东南亚一带输出的工艺品。欧洲国家经过长程贸易,将新大陆的白银换取中国的产品。

中国吸纳了大量的白银,应当是非常富足,然而,这些经过贸易顺差而获得的财富,并没有转换成再投资的资本,反而造成了物价上涨的通货膨胀。

对于丝织品和瓷器生产地的东南地带,确实有累积的财富,可是这些财富也只是支撑了富人奢侈的日常生活。北方和内地的一般老百姓,反而要承受通货膨胀、购买力不足之苦。

英国发现,对华贸易经常入超,力求找到可以平衡逆差的商品。

他们终于发现可以用鸦片贸易来平衡国际贸易的差额。

从此开始,鸦片毒品输入中国的数字年年上涨,中国的贸易顺差从此消失,不仅农村开始凋敝,而且因为吸毒,中国人的健康也大受影响。

从明代晚期开始,中国进入了全球性的经济圈,而自满清中叶开始,第一阶段的全球化却对中国的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灾害。

清代女子吸食鸦片的场景

满清的统治机构,如前面所说,是满汉两套重叠的官僚系统,这种体制本来就不可能有很高的效率。

也如前所说,那些经过科举进入文官体系的儒生,学习的是僵化的经典,畏惧的是不测的君威。

他们习惯于唯唯诺诺,不做积极的抗议,只是顺从意旨,以保富贵。

当然也有些能干的官吏,可是在大潮流之下,少数优秀的官员难以发生作用。

从乾隆时代开始,当国用不足时,政府往往以捐纳作为筹款的手段捐纳的报酬可能是虚衔,也可能是实质的官职。

尤其在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以后,政府的正常税收完全不足以应付国用,捐官的收入成了政府筹款的常态。

政府之内充满用钱财买官得到职位的人员,这样的政府机器,不可能有正常操作,更不要说具有应对内外危机的能力。

清末内忧外患,正是必须要因应新的情势、做重大改革的时候,可是,满清政府以及社会文化精英,都已不能担起扭转局势的任务。

【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图 :郊劳回部成功诸将士】

合而言,满清二百多年来的统治,从表面上看来虽然一样是征服王朝,满清疆域扩张到极限,几乎超过了汉、唐最盛的时代,两百年人口增加的幅度也是史无前例。

凡此所作所为,似乎满清比蒙元高明。实际言之,蒙元的高压统治只是一味地使用武力,并没有机会严重地斲伤中国的文化基础,中国的基层社会在蒙元时代还保留一些独自运作的能力。

满清统治,看来是一个天下帝国的格局,其实是将草原上的力量结合为一片,通过威胁和利诱恩威并施,将中国的文化精英压倒、扭曲,也使汉代的「天下帝国」所植根的基层涣散,不再凝聚。

那二百多年,正是现代世界文明开展的阶段,而中国两千多年来的政治、文化、经济「三位一体」,经过两百年来的斲伤,再也不能有参与全球性大转变的机会和能力。

中国在皇权体制下,结合儒家思想的价值观和精耕细作的农业/市场经济,有过两千年之久的不断调节、不断成长的过程,蔚为世界主要的政治/文化/经济共同体之一。

明、清二代,竟见到古道、瘦马、西风、残照的晚景。

责任编辑 | 少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