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华国锋按照毛泽东生前安排，增选一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在1980年的四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华国锋宣布了一项重要的安排，增设了一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职位，这一调整在毛泽东逝世后才被公之于众。然而，这份决定之所以被拖延公布，是因为曾经遭到周恩来的搁置。
在新中国初建之际，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国家面临着百废待兴的局面，周恩来身负重任，不仅忙于处理日常事务，还肩负着组建第一届政府的任务。
这一过程通常按部就班进行：周恩来首先提名主要候选人，然后经过书记处会议表决，获得通过后再向社会公布。
周恩来一向以细致和周全著称，在对待问题时也十分慎重。因此，当这项重要任务落到他身上时，他处理得非常谨慎。
例如，对于傅作义将军，尽管他已经被安排担任国防委员会委员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但周恩来深思熟虑后认为，傅作义作出了重要贡献，不仅接受了和平改编，还保护了北京这座文化古都，功劳非浅。因此，周恩来提议任命傅作义为首任国家水利部部长。对于从美国平安归来的冯玉祥夫人李德全，周恩来也给予了最佳安排，提议让她出任卫生部部长。
然而，尽管周恩来面面俱到，让人难以挑剔，却唯独没有给邓颖超安排相应职务。对于这一安排，也有人好奇地询问，想要知道具体原因。国民党的「和平将军」张治中就向周恩来提出了这个问题：「周公啊，大家都称赞您是‘周’（周到）总理。但您或许有所忽略，即邓颖超同志也应得到一个部长职位才能令人心满意足。」
周恩来没有急着打断对方，静静地听完了张治中的话，然后微笑着回答道：「文白先生，这是我们共产党内部的事情，您不必过多操心。」
当周恩来在政治上能轻易使张治中无言以对，但却束手无策于安排党内同志时，其决断和政策却未必能轻松地让每个人心服口服。
邓颖超的才干备受人称道，大家普遍认为她应该有更高的发展空间。
虽然张治中未能提供理由，但其他人会尝试弄清真正的原因。
江鲜云是黄埔一期生彭干臣的妻子，彭干臣在南昌起义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保卫起义指挥部的安全，与周恩来有密切联系。
江鲜云和周恩来夫妇关系密切，当她察觉周恩来一直未提拔邓颖超时，感到有些不满。邓颖超作为老革命，有着丰富的经历和能力，无论是资历还是声望都足以担任部长职位。
为了了解原因，江鲜云直接找到周恩来：「总理啊，我们提倡男女平等，应该给邓颖超大姐一个部长职位才对啊！」
周恩来听后并未惊讶，认真分析道：虽然江鲜云说得有道理，但他必须考虑安排可能带来的后果。若邓颖超成为部长，她所发出的指令将被视为周恩来的意见，这会令事情变得棘手。最终，周恩来坚决地告诉她：「只要我在位，你小超大姐就不能进政府工作！」
周恩来言出必行，自1949年出任国家总理至1976年去世，邓颖超的职位始终未有改变，一直停留在全国妇联副主席这个副部级职位上。
「小超啊，六级工资已足够。」
当新中国刚刚建立时，行政干部的薪酬定级依据两个主要条件：职务越高者薪酬愈丰厚，同时，参与革命时间越长者薪酬也愈高。这两项因素可以相辅相成。
周恩来夫妇作为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他们的薪酬直接由中央审批决定。
当时有人提议党和国家的正职应当领取国家行政一级的薪酬，对此毛泽东首先发表了看法：「我认为我们都拿行政二级吧，把一级薪酬留给那些为革命牺牲的烈士们。」因此，此后正、副国家级领导人都领取行政二级薪酬，唯有宋庆龄副主席得到周恩来特批，领取国家行政一级薪酬。
当时，正部级的薪酬一般定为行政三级。全国妇联副主席的职级是副部级，因此，按照惯例，他们的薪酬级别应为行政四级。然而，邓颖超的情况略有特殊，因为她参加革命时间较早，即便定为行政三级也是合乎资格的。然而，周恩来夫妇商议后，最终向中央申请定为行政五级。
周恩来得知邓颖超已被批准定为行政五级后，并未多言。后来，周恩来的行政秘书何谦汇报了其他人员的薪酬定级情况。
在汇报中，何谦提到了自己被中组部批准定为行政十二级。周恩来突然问他一个问题：「何谦，你知道李银桥（毛泽东卫士）的薪酬定级是几级吗？」在何谦回答之前，周恩来又补充道：「行政十三级。」总理陷入沉思片刻，接着问道：「为什么你比他高一级呢？」
对于这个问题，何谦心知肚明，因为他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而李银桥则是1940年，因此他比李银桥早了两年。
「这……似乎也不太合适吧。」周恩来对这个回答并不满意，思索片刻，未作更进一步的评论，只让何谦带着相关批文一同前往另一个地方：「走，我们去找大姐一趟。」
一进门，周恩来便放声说道：「小超啊，你向中央申请的行政五级薪酬中央已经批准了！」
邓颖超听后直接笑着回答说：「好啊，这下我们都得靠自己的工作挣薪酬养活自己了。」
当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提到：「小超，你最近身体状况不佳，工作状态也有点不正常。我觉得，六级的工资对你已经足够了。」
这番话刚落，邓颖超愣在了那里，明明她之前已经向中央提交了五级工资的申请，为什么批准下来后又要再降级呢？
然而，尽管疑惑万分，邓颖超并没有开口询问原因。她从周恩来的眼神中感觉到了他似乎陷入了某种困境，既然如此，她也就没有必要再多问了。毫不犹豫地，她回答道：「好的，六级就六级吧。我听你的。」邓颖超向来是个果断的人，说罢便立刻动笔，起草报告，要求将自己的工资等级由行政五级降为六级。
在回去的路上，周恩来又向何谦征求意见：「何谦啊，我觉得你也应该向中组部提交报告，将你的工资由行政十二级降为十三级，和李银桥保持一致，你觉得怎么样？」
何谦原本也有些摸不着头脑，但在听完周恩来的话后，也明白了其中缘由。于是，他二话不说，立刻回到办公室，向中组部递交了报告，很快就获得了批准。
周恩来和邓颖超
尽管在工作中邓颖超曾「承受了不少委屈」，但周恩来也会赋予她特殊的浪漫，两人是志同道合、性情相投的恋人。
抗美援朝结束后的某个时刻，周恩来通宵工作至天亮，走出楼门却发现外面下起了雪。
雪花纷飞，铺满了大地，仿佛柔化了整个世界，踩在雪地上发出柔软的声音。
「太美了。」工作了一整夜的疲惫仿佛被这雪景一扫而空。
周恩来伸展了下，完全被这景色所吸引：「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仿佛回到了过去，感慨万千。他陷入了片刻的沉思，然后转身对秘书说：「给大姐打个电话，叫她过来，有事要和她商量。」
邓颖超迷惑地接到一个早晨的电话，匆匆忙忙赶到新六所，一脸焦急地问着周恩来：「发生了什么事？」
周恩来穿着他的海军呢大衣，带着一丝神秘，边走边说：「出去说，我们边走边说。」
雪花纷飞中，邓颖超兴奋地笑了出来，她总是对雪景情有独钟。
在院子外，周恩来缓慢踱着步，沉默着，两人并肩走在飘雪的道路上。
邓颖超忍不住打破了沉默：「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她有点好奇，但也感到心里温暖。
周恩来望着天空说：「请你来踏雪。」
邓颖超松了口气，有些嗔怪：「哦，我还以为有什么紧急事。」
周恩来笑了笑，温柔地扫去她头上的雪花：「踏雪也是一件特别的事，你喜欢踏雪，可惜这机会不多......」
即使外面寒冷，他们俩的内心却是温暖如春。
这对夫妇历经风雨，却依旧保持着恋爱般的甜蜜。从那以后，邓颖超养成了经常去新六所踏雪的习惯，连服务处的李维信都说：「她特别喜欢这里，尤其是雪景。每次下雪都会提醒我来看雪......所以，每年下雪我都会给她打电话，邀请她一起赏雪。」
周恩来以「重要事情」的方式邀请邓颖超来踏雪，为妻子带来了意料之外的惊喜。这就是周恩来特有的浪漫之举。
在上世纪50年代，周恩来执掌政府经理兼外交部长一职。当时，出国访问的人寥寥无几，每次出访都成为一件重要的事情。为了保持纪律，周恩来必须和出访人员进行谈话。
有一次，邓颖超准备参加国际会议出访，按例应该和周恩来进行谈话。然而，出发的日子临近，周恩来因工作繁忙，无法抽出时间和她交流。
邓颖超计划晚上10点搭乘火车出国，但等到八点多，仍未见周恩来谈话。她开始感到着急，决定直接找周恩来：「总理，我有点不明白，其他人出国您都会谈话，而我出国却未能和您交流。」
周恩来正在匆忙处理手头文件，听到声音后连头都没抬，简单地摆手示意自己正忙，不想受打扰。
邓颖超更加恼火，气愤地离开了办公室，决定独自准备出发。
晚上九点，邓颖超已经匆忙赶往北京站，而周恩来却悠然自得地出现在她面前，毫无焦虑的神情。
「我送你。」周恩来率先走上汽车。
起初，邓颖超以为他要送她去火车站，本以为会在车上谈话，但她气头上，并未提起未谈话的事。
结果，车上两人都沉默不语，仿佛生了误会。
整个路程，他们只是随意地闲聊家常，直到周恩来下车为邓颖超送行，也没有谈及工作，仿佛将此事抛诸脑后。
周恩来和邓颖超在火车上度过了一个意外而愉快的时光。尽管邓颖超心急如焚，担心时间已经晚到，周恩来却故意装作不知情，逗乐了她。原来，周恩来早就为二人安排好了私人车厢，可以静静享受两小时的相处时光。这对忙碌的夫妻难得有了亲密交谈的机会，他们在火车上拉开了话匣子，一边聊着家常琐事，一边讨论着国际大事。
直到火车抵达天津，周恩来停下处理工作的公务车，而国际列车则继续前行。他留在天津忙于处理工作事务，展现了他对国家工作的极致专注。
时光流转，1974年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中，周恩来亲自向毛泽东汇报了提议任命邓颖超为副委员长一职。毛泽东在手令中特别强调了对这一提议的支持和认可，最终确立了邓颖超的副委员长身份。这一决定也在那个时代留下了重要的政治烙印。
周恩来回京后，毛泽东的各项意见都得到了遵循，但有关邓颖超副委员长的安排却被保密了。毛泽东写好的指示也被收进抽屉，直到周恩来去世后，秘书们整理他的办公桌时才发现了这份「最高指示」。
1980年的四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华国锋宣布：「依照毛主席的生前安排，增选邓颖超同志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并等待下一次全会予以确认。」
这一决定让邓颖超接连担任了党和国家的多个重要职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