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法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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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国发明火药和火器以来，火器技术的传播深深地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在近代早期火器的制造和使用方面有三个地区或国家较为成功，它们是：欧洲、奥斯曼（土耳其）和日本。
中国在 16 世纪接触到这三个国家或地区的火器时才发现，它们已有后来居上之势，这样的认识是本论文的起点。
在 16一17 世纪的中外火器技术交流和转移过程中，明朝相继引入火绳枪、佛郎机、红夷大炮三项先进技术和器物，用以抵御愈演愈烈的南北边患，甚至用以挽救濒临危亡的国家政权。
学界对于佛郎机和红夷大炮已经有较为充分的研究，对于鸟铳的研究则稍显薄弱。
既有研究重点在于对其引进路径的论述，集中于对西番说和倭夷说的比较和剖析，对日本来源的详解，以及对多个层面、时间和多种途径传入情况的细究，均做出了出色的研究。
但是，对鸟统在传入中国后的历史图景的勾勒(明代鸟铳技术谱系和脉络)和历史断面的剖析(鸟铳在明代战争中的作用和影响)则还有进一步探究的空间。
一、鸟铣弹药技术的理论化
在与楼寇的战争中，明军感受到对方不仅有精良的楼铣作为利器，而且其弹药技术也属一流【师律】载矮制火铣，其药极细，以火酒渍制之，故其发速。
又人善使，故发必中。中国有长技而制之不精，与无技同谓。楼铣发每无声，人不及防，类能洞甲贯坚。
铅子之利，在于合药之方，体现了鸟铣药方对于其射击精准的重要性。
处于抗倭战争最前线的戚继光在【纪效新书】中不仅介绍了鸟铣的结构与制作方法。
而且还详细解说了制鸟铣火药之方，这个方子成为日后明军对外战争和明代兵书依据的主要技术标准：硝一两，磺一钱四分，柳炭一钱八分。
通共硝四十两，磺五两六钱，柳炭七两二钱，用水二钟，椿得绝细为妙。秘法：先将硝、磺、炭各研为末，照数兑合一处，用水二碗，下在木柏，木杆椿之。
若椿干，加水一碗，又椿，以细为度。至半干，取出日晒，打碎成豆粒大块。此药之妙，只多椿数万杆也。
若添水椿至十数次者，则将一分堆于纸上，用火燃之，药去而纸不伤，如此者不敢入锐矣。
只将人手心擎药一钱，燃之而手心不热，即可入锐。但燃过有黑星白点，与手心中烧热者，即不佳，又当加水椿之，如式而止。
对于中国的南北方以及土耳其、日本制药之法的差别，根据气候条件的不同，在鸟铣上颇有造诣的赵士祯给出了专业的分析：
今日制药，能以磺炭分量，斟酌损益，求合燥湿之宜，以适南北之用。南方卑湿气润，磺炭稍增。北方高炎气燥，磺炭稍减。
西方气燥，噜密每料用炭六两，用磺二两。海中气润，日本用炭六两八钱，用磺二两八钱。
这些知识在清朝的【防守集成】中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又方，硝十两，磺七钱，柳炭一两七钱，刺桐炭尤妙，如用于北方，炭磺各减二钱。
鸟铣采用单个铅子作为发射物，以精度较高的锻造技术制造高倍径的枪管，并仔细研磨铅子，使铣管壁与铅子间的游隙十分细小，免去了木马子的设计。
铅子大小要与铣口大小相应，子大而铣口小会导致子入不深，火药燃烧后作用于铅子的时间短，铅子出口便落。
子小而铣口大会导致火药先铅子而泻，铅子发而无力，或者铅溶于药内，成为虚发。
戚继光在【概效新书】中提出了铅子和发药均为三钱的标准，而且铣口也以可容三钱铅子为准，子轻则药减，子重则药增」。
在明代诸多兵书中记载的标准都是三钱，显示出这是经过实战经验总结出的一个比较科学的标准。
原因正如【纪效新书】中所记载的，「若再加，口大子必重，子重药必多，则手不能持定。口小、子小、药少，则无力而不能射远」。
二、鸟铣形制的改进
经过明朝与葡萄牙、日本、奥斯曼（土耳其）的一系列军事冲突和技术交流，更多的军事将领、文官士人接触和掌握了鸟铣技术，并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了一系列本土化改进。
促进了明朝鸟铣技术的大发展。
一方面是鸟铣与佛郎机的杂糅，将鸟铣的铣管细长、射击精准、无点火之误和佛郎机的子铣更迭无装药之误、发射迅速的技术优势相结合， 以掣电铣和子母铣为代表（图1）。
【神器谱】所载掣电铣长六尺许，重六斤，前用溜筒后著子铣，子铣各有火门。
子铣腰间用一铜盘压住，盘上打眼为照门。子铣长七寸，重一斤，用药二钱四分，弹二钱。
所载子母铣，指出鸟铣管长装药不速，乃易以子铣，惟管后不结螺丝底，仿照佛郎机铣式开作铁槽，谓之母铣。自槽后至管端长四尺二寸，重六斤。
子铣一样四个，每个重一斤，长七寸，上有小铁牌作拿手，中开小眼，与前照星对准。遇放时，四子轮装，即放至百铣，其子不热，万无爆炸之失。
另一方面是鸟铣与三眼铣的杂揉，增加鸟铣一次性发射弹丸的数量进而促进其在三眼铣占据统治地位的北方推广，以迅雷铣和五雷神机为典型（图2）。
迅雷铣有筒五门，各长二尺，总重十余斤，筒上俱有照门、照星。中著一木杆，总用一机，置之匣内，轮流运转。
迅雷铣是一种较为复杂的多管鸟铣，但是在兵书上较少提及，显示其并没有成为一种普遍的实战利器。
赵士祯还研制了翼虎铣，重五斤，三筒长一尺三四寸，用药二钱，铅弹一钱五分。
复杂的结构和实际操作的难度影响了它们的普及率，后世所用的依然是作为主流的单管鸟铣。
五雷神机和三捷神机同属多管火器，每位用人二名，每发用药二钱，铅子一枚重一钱五分，远一百二十步。
各镇所用火器惟三眼枪最胜，一器三发可以备急，然多而不准。楼奴鸟铣前后星门对准方发，极称利器，然准而不多，一发后旋即无用。
今酌量于二者之间，制为二器。前后星门一准楼奴鸟铣，而加以三眼五眼，平放一百三十步。
在此之外，其他地方军事将领对鸟铣也进行了一些改进，并在小范围内产生了一些影响。
如【战守全书】记载「近日鸟铣亦有之子有九，名九龙枪」（这一新式火器由明末武举进士蓝守素在四川都指挥使任上，于崇祯八年（1635）创设，并在攻防战中取得实效。）
由此，其他地方也开始仿制这种火器。
三、发火装置的改进与大鸟铣的闪现
明代鸟铣发火装置的技术进步主要有二：
一是明末军事专家毕愈康在【军器图说】中提到的自生火铣，将龙头改造消息，令火石触机自击而发，药得石火自燃，风雨不及飘湿，缓急皆可应手。
这是明代可见的唯一确切的燧发枪的发明和记载，但是尚无其他史料支撑。
二是赵士祯在【拼申器谱】中提到的在噜密铣基础上改造而成的合机铣，铣带床共长五尺，重七斤半，阴阳二机。
阳发火阴启门，对准之时即有大风不怕吹散门药，海上塞外自此鸟铣无有临时不发之患。
对噜密鸟铣的发火装置配图时也采用了这种转轮结构，显示了火器技术知识体系在军事技术家之间的传递和承继。
李约瑟认为这是轮发机，它的作用不是像燧发枪那样产生火花，而是把火绳向前推至火门洞。
这些发火装置的改进，减少鸟铣受到风雨天气的影响，作战的便利性和适宜性有所提高。（图3）
明代中后期，随着万历援朝御楼战争的进行和东北边患的日益严重，威力更大的大型鸟铣被屡屡提及【兵录】载「大鸟铣身长四尺，筒亦以钻钻之，以木为柄，用铁做半圆。
下总一铁柱，给在铣木柄中央，复用木直竖受铁柱，左右顾盼，照准施放，亦用火草拨珠。平放二百步，仰放一千步。」
大鸟铣一般用一两二钱至一两六钱的铅弹，弹作三分，用药只二分。比如弹重一两二钱，作三分，用药二分，只八钱。这样的弹药量和射程，是之前的鸟铣不可比的。
赵士祯研制的鹰扬炮，有佛郎机之便而准则过之，有大鸟铳之准而便则过之。
其铣机、床、照星一如噜密规制，重二十七八斤，或三十斤。子铣五，各有火门。药一两，铅弹一两。
此外【神器谱】中还提到了九头鸟，号称是绝大鸟铣，重二十余斤，用药一两二钱，用大弹一个、小弹钱许者九个，尤宜夜战。
对于大鸟铣的用途，徐光启指出，「凡守城除神威大炮外，必再造中等神威炮及一号二号大鸟铣，方能及远命中，至战阵中，大炮绝不可用，尤须中铣及大号鸟铣。」
其原因就在于，对敌作战的过程中，对方多明光重恺，而鸟铣之短小未能洞贯。因此需要造大号鸟铣，才可洞透铁甲。
徐光启的奏疏多次提到大鸟铣，显示它在明朝后期成为明军一种使用频率比较高的火器，而且可以起到大型铣炮无法起到的作用。
明末直接从葡人所在的澳门引进的鹰嘴铣属于西洋大型火绳枪，【守围全书】载：崇祯元年七月，两广军门李逢节奉旨赴兽取铣取人，谨选大铜铣三门，大铁铣七门，鹰嘴铣三十门。
回经过仿制，明军掌握了鹰嘴铣的制作方法，如徐光启在崇祯三年为了造式训士，便造成鹰嘴铣四十一门，鸟铣五十六门。
此外，两广总督王尊德还仿制了西洋斑鸡铣，并解运赴京二百门，徐光启计划在此基础上再仿造二百门，大鸟铣的传播和使用逐渐成为常态。
对于明代鸟铣技术谱系，可列示意如图4。
四、鸟铣技术在战争中的试炼
鸟铣技术在明朝主要由东南沿海的抗楼战争而扩展开来，在战争的试炼中，南北方之间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并形成了「鸟铣宜南不宜北，三眼铣宜北不宜南」的技术分野。
南方无论是在鸟铣制造还是在鸟铣参与战争方面都发展的较为成熟。
技术外溢的表现在于，隆庆年间谭纶、戚继光、俞大酞等抗楼将领北上整顿蓟辽防务之后，鸟铣试图在北方占据主要地位。
在此之后的明清鼎革战争则是中国历史大变局中的重大事件，作为战争中最重要的单兵作战火器，鸟铣技术从明之长技转变为明与后金（清）共有，最终大鸟铣成为发展主流。
（一）鸟铣技术在东南沿海的成熟
鸟铣技术在东南沿海的传播，主要涉及在军队中的使用，民间、地方、官方均有记载。
如嘉靖三十六年（1557）六月，楼寇入犯淮安庙湾，被明军用鸟铣打沉楼船二十余只，伤死楼贼无算。
三十八年（1559）五月，明军平江北，巩固了胜利成果。
可见，鸟铣作为一种制敌利器在明军的对外作战中已得到较多应用，这种技术随着战争的进行而逐步成熟。
在与楼寇作战的过程中，明军掌握了不少鸟铣的运用之法。他们认识到鸟铣「虽三放铣热不可再放，若每人以布数尺用水打湿，三放之后，以布湿铣，可以长放不歇。」
而且，他们还掌握了一些抵御鸟铣射击之法，如明军俘获原籍广东揭阳的日本赘婿李七师，掌握了盐水渍絮被可障鸟铣的方法。
但是，明军与楼寇在鸟铣技术方面的差距不仅仅是器物方面的，士兵的心理素质和鸟铣使用的熟练程度甚至是更重要的。
对于鸟铣的实战，郑若曾指出短兵相接乃楼奴所长，今鸟嘴铣反为彼之长技，而我兵鸟铣手虽多不能取胜。或铅子坠地，或药线无法，手掉目眩，仰天空响。
明军一直倚靠大中小型多种火器协同作战，来弥补自己在鸟铣技术及实战方面的劣势。
但是，经过经久的战争试炼，明军在鸟铣制造和使用方面有了实质性的进步，这一点成为日后南兵的优势和技术特色所在，一直持续到明末。
万历十年（1582），工科左给事中李熙在【陈末议以裨戎务疏】中指出：佛郎机、鸟锐二器，往往用于浙福广东沿海地方，帷彼处工匠惯造得法。
南匠之惯造二锐，亦犹北匠之惯造弓箭、盔甲也……令浙省将每年造解弓箭等项军器，今后只造解一半，其一半钱根改造鸟锐若干门，逐年并解兵部，转发京营应用，盖以鸟锐浙江所造独精也。
令福建广东将每年造解弓箭等器，只造一半，其一半钱根改造佛郎机若干门，逐年并解部，转发京营应用。盖以佛郎机乃闽广工匠所造独精也。
明朝所制鸟铣的威力也逐渐增加，「八十步之外能击湿毯被二层，五十步之外能击三层四层」。
在东北边患日盛时，徐光启也曾建议访求闽、广、浙、直精巧工匠，制作火器，并访取其惯习火器者作速训练。
南方工匠和南兵（尤其是浙江）成为明代鸟铣技术精良的代表，也成为明朝对内对外战争的杀手锏。
经过多年的发展，鸟铣不仅在东南沿海的陆战、海战和守城作战中皆被置于重要地位。
而且轮射之法已经得到应用。与西方已经非常成熟而且记载极多的轮射之法相比，中国的轮射之法记载较少。
戚继光在训练军队的过程中较多地用到了轮射之法，其【纪效新书】（十八卷本）提到‘贼至小百步之内，听本总放铣一个，每掌号一声，鸟铣放一层，连掌号五次，五层俱放毕」。
一些西方学者甚至认为，戚继光在其著作中清晰地显示出他对鸟铣的重视和按照轮射之法对鸟铣队伍进行组织和训练要早于欧洲和日本。
在其他一些文献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对鸟铣轮射之法的记载【军器图说】载「夷虏最畏中国者火器也，惟虑装放或滞，临阵未必能应手耳。
今为轮班发铣之法，更番迭进，则连发竟日响不停声，敌无不败咖者矣。」
而且，在地方志史料中也有新的发现，隆庆四年（1570），漳州府同知罗拱辰议呈战守事宜「鸟铣放发不快，必须铣手众多，更番迭进，圈有间歇，乃能制胜。此惟平原旷野为利
可见，轮射之法的应用，得到军事将领和一些地方官员的关注。（图5）
（二）鸟铣技术与北部边防的巩固
通过抗楼战争，明朝东南沿海历练了一支纪律严明且战斗力强的军队，并出现了诸多擅长鸟铣和其他火器技术的军事将领。
而鸟铣被视为御敌长技，北人不习，北匠造作不如法，为南兵惯熟。
北部边防的压力使得明廷考虑将南将、南兵调往北部作战，以期获得实效。
抗楼名将谭纶的北上便是这一大背景下的重要举措，他在出任蓟辽总督后，于隆庆二年（1568）四月上疏：得弓箭不易发，从而改变明军忌惮不敢战的劣势。
但是，这一状况随着战事的进行而逐渐被打破，「近日东奴亦用火器，插酋亦有鸟铣四五千，皆我内地之奸人有以诲之。
万历三十八年（1610）四月，浙江道御史王万柞上【建酋悔祸非真乞救边臣修备伐谋疏】，指出对方「旧夜制造盔甲，取中国匠鸟铣，火器归彼矣」网。
而且，后金的盔甲精坚，徐光启在奏疏中认为要想攻其坚甲，必用更加长大的鸟铣。这样精利的鸟铣所需资费也更高，中价非四两不可。
虽然明军在火器技术上占据优势，但是在与后金军的战争中却常处于下风。
鸟铣这种在南方得到充分发展的火器，即使经历了蓟镇的练兵和改革，也依然没能够在北方成为实战性极强的单兵作战火器，北兵不善鸟铣，临阵作战能力极差。
熊廷弼在【辽左情势危急乞务求战守长策疏】中指出「打鸟铣者，据地按膝，手战战然，半晌不得入铅药。及其发也，又东奔西向而不一中，一切器械皆朽钝。」
自万历四十六（1618）年至天启元年（1621），明廷发往辽东鸟铣六千四百二十五门。网〕如此数量巨大的鸟铣，却因为北兵不善用而并没有发挥出其应有的战力和效果。
更为糟糕的是，在战败之际，数量巨大的鸟铣及其他火器被后金军队俘获。在徐光启的奏疏中有大量关于明朝晚期火器的论述，将鸟铣列为一种克敌制胜的利器。
但是，从其诸多奏疏中可以看出，直到崇祯朝，鸟铣在军中的使用依然没能够实现普及，而且也没占据主流。
将领和兵士们也未能做到对其熟练掌握‘虏之畏我者二：丙寅（1626年）以后始畏大铣，丙寅以前独畏鸟铣。所见将士多称未习，然习之非难事也。」
徐光启认为，快枪夹把三眼枪之类，不及远，不命中，且费药费弹者，皆可尽弃不用。他认为鸟铣之法如果能教成万人以上，再造大鸟铣万门，以备城堵，则可以保证完全无患。
他建议城上旧用快枪夹把的镇守之军改习鸟铣，与城下援兵声势相应，可以成为御敌长技。
徐光启对于鸟铣的威力非常推崇，‘凡鸟铣之精者，一发必毙一贼，以小推大，以一推百，贼之不能支，亦易见矣。
所以然者，此器弹必合口，药必等分，发必命中，不惟易于残敌，兼用药不多，易于防火故也。」
徐光启的呼吁未能挽救明朝的败势，后来随着后金的威胁增大，着力访求红夷大炮和制西铣之法，因此注意力也发生了转移。
再加之明朝后期更看重大型火器的作用，而轻视单兵作战火器的威力，也是鸟铣技术及其普及程度都没能够得到提升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一点与日本不太相同，日本更重视单兵作战火器，称之为「铁炮」，在万历时期的援朝御楼战争中就可以看出，楼人以鸟铣取胜，明朝以大型火器取胜。
五、中西比较视野下的明代鸟铣技术
欧洲第一批火绳枪在1450年左右出现，此类火器的种类和数量在15世纪的最后30年里激增。
火绳枪在实战中无法形成连续性的火力，其在装填弹药的过程中是最脆弱的时候，需要同类或其他类别的武器对其进行保护。
与鸟铣在中国北方的境遇类似，火绳枪刚在欧洲出现的时候，其影响并没有超过攻守城作战中的首选利器—十字弓（crossbow）。
火绳枪被视为与十字弓作用类似的武器使用，历史地位也相当。
而且，长矛在火绳枪出现的时代也占据重要地位，长矛兵在战争中的关键性作用无可替代。但是，在其后的历史进程中，火绳枪取得r长足的进步。
16世纪初，欧洲军队中火绳枪兵与长矛兵的比例为1：4，到16世纪末则达到了1：1。
针对火绳枪射速较慢的缺点，16世纪的中国和欧洲走向了不同的技术路径。欧洲通过阵型训练和发展齐射技术来解决。
明代军事技术家也很重视齐射技术，但是他们更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在改进鸟铣的结构上，通过子铣的轮番更迭（如掣电铣），或者通过发展多管鸟铣（如迅雷铣）来提高鸟铣的射速。
16世纪20年代，十字弓基本退出了战争舞台。
而意大利战争（1494-1559）中法国对阵西班牙的两次失败（1522年法国雇佣的瑞士长枪兵和1525年法国骑兵的惨败）则是火绳枪在战争中起到决定作用的标志性事件。
此后，以火绳枪为主导的阵法及其防御设施的构建，成为欧洲战争的模式化特征。
到17世纪初，一个有经验的火绳枪手可以做到每2分钟一发。对于如何解决两次射击之间的迟滞性和敌方骑兵疾驰而至之间的矛盾，以形成连续性的火力。
最早提出「齐射」战术的是荷兰指挥官—拿骚的威廉·路易斯（WilliamLouis，1560-1620）和莫里斯（Maurice，1567-1625）伯爵。
在他们1594年的通信中对这一战术进行了设想（图6）。
最开始的齐射战术要有10排的火绳枪手进行轮射，才能形成连续的火力，而到后来的17世纪20年代，瑞典的军队已经达到只要有6排火绳枪手即可的水平。
火绳枪兵的轮射与长矛兵的配合，引发了欧洲各国的步兵革命，突破了代表中世纪传统的骑兵作战方法。
导致了社会阶层的变动，实现了从「火药革命」向「军事革命」和「社会革命」的转变，火绳枪在其中起到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性作用。
而在以明朝为代表的东亚世界，则主要停留在「火药革命」的阶段网，「军事革命」和「社会革命」在西方崛起压倒东方进而称霸全球的18，19世纪才发生。
日本的明治维新、清末的洋务运动等皆是此历史进程的滞后性回应。虽然也有学者认为戚继光在中国掀起了以步兵革命为标志的军事革命网，但是显而易见，这种战术并不是普适性的。
这种齐射轮换、热兵器与冷兵器相配合的阵法，在戚继光、俞大酞、谭纶等操练的军队中得到较为熟练的运用，但并未成为明军作战的通用模式，其影响较为有限。
火绳枪的出现引发的军事革命和社会革命，与地理大发现等要素结合在一起，构成西方世界兴起这一重要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已超出单纯的器物和技术层面的影响。
成为科技与社会研究议题中的一个重要案例。但是，与之对应的明代鸟铣技术的发展则显得较为单一和薄弱，它对中国的军事和社会没有像在欧洲国家掀起的那种革命性影响。
它的影响集中在器物和技术层面，而且，在明代单兵作战火器中也未能形成压倒性优势，不得不与三眼铣等中国传统火器并肩而立。
而且，明代中国的传统较为重视中型和大型火器，将主要注意力集中在佛郎机和后来引进的红夷大炮上面，相对而言，对鸟铣这一先进的单兵作战火器关注较少。
在器物和技术层面，明代的军事成就卓越，先进的佛郎机和鸟铣技术嫁接而来的新式火绳枪。
以及结合南北方传统（北方重三眼铣，南方重鸟铣）的多管火绳枪，均构思精巧，设计合理，颇具实效。
相比而言，西方重视齐射轮换的操练和加快火绳枪的射击速度，进而形成连续性火力，而对火绳枪的铣管结构钻研较少，这与明代中国的关注点恰好相反。
但是，西方对发火装置的关注却是一贯的（火绳枪本身便是发火装置革命性改进的产物），1530年出现钢轮点火装置，1550年出现燧石点火装置。
在17世纪火绳枪作为欧洲步兵武器标配的地位逐渐被燧发枪（flintlock）取代后，中西火绳枪技术则形成了较大的差距，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世界远远落后。
火绳枪这一技术器物见证的，正是中西军事大分流的启幕。（图7）
六、结语
明朝的火绳枪有葡萄牙、日本、土耳其三个技术来源，在其交互影响之下，形成了明代鸟铣技术的知识谱系。
包含了与佛郎机杂揉、与三眼铣杂揉、大型化、发火装置的改进这四个方面的发展，以及与之相伴的弹药技术理论化，呈现了明代单兵作战火器的最高水平。
明朝引进的三项火器技术和器物中，如果说佛郎机和红夷大炮解决的是中大型火器技术的问题，那么鸟铣则针对的是小型火器。
他们的命运不同，佛郎机和红夷大炮引入中国后均成为贯通全国的主流火器。
但是鸟铣的影响力在南北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南方强劲而在北方疲软，不得不与比它落后的三眼铣共享单兵作战主流火器的地位。
明代鸟铣技术的来源是多元的，其传入和应用也是多样化的。
从官方记载到文人笔记，在当代学者提及较多的几个传入、仿制的时间节点之前和之后，依然可以搜寻到一些鸟铣技术演化的印记。
透过它们，我们可以看到一幅从多个剖面呈现鸟铣在明朝的传播和流变的历史图景。
而且 ，「鸟铣」这一器物是综合了葡萄牙、日本、土耳其三种火绳枪技术来源甚至还包含了其他技术来源之后所形成的多元技术综合体。
我们现在已经很难分辨出明代史籍中某一处提及的鸟铣到底属于哪种来源和传统。
但是，其中影响最深的无疑是日本的楼铣传统，因为与日本的战争（抗楼、援朝）最多。
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涌现出的一大批军事将领或技术专家，如朱纵、胡宗宪、卢锁、谭纶、戚继光、俞大酞、赵士祯，以及后来的徐光启等。
均是明朝鸟铣技术发展史上起到关键作用的重要人物。经过抗倭战争的试炼，鸟铣技术在东南沿海发展成熟，进而向北扩展，欲在北部边防中起到重要作用。
随后东北边患愈演愈烈，发生明清鼎革之战，随着明军的节节败退，鸟铣从制敌利器转而成为与彼共有的长技，不得不说这是一种历史的讽刺。
清朝立国，中国火绳枪技术进入其发展的新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