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73年4月25日，毛主席在中南海收到一份几经转折的信件，当毛主席仔细阅读完信中内容的时候，眼中的泪水再也止不住地往下流。
读完手中的信，毛主席将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叫到跟前，把信件转交给他，并让他从自己的稿费中拿出300元转交给寄信人。汪东兴点了点头，转身离开的时候，毛主席又道： 「李庆霖是不是党员？如果他是党员的话，可以考虑推举他当‘十大’代表，如果他不是党员的话，也可以让他出席第四届人大，对了还有，要把李庆霖这封信编到课本里面去。」
四天后，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了一次高级领导人会议，在会议上周总理宣读了李庆霖给毛主席写的信件和毛主席的回信后，特意说道： 「我们一定要把知青‘上山下乡’这项工作做好，不能再让毛主席操心这件事情了。」
「上山下乡」的工作对于许多人来说，应该是不陌生的，而李庆霖这封信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当初的时代背景和这封信的具体内容以及后续影响吧，同时也能体会到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对于青年一代的关心和对百姓的爱惜。
「上山下乡」一词最早出现在1956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文件中。 而真正的这一工作从1955年便开始，当时为缓解城市就业压力，毛主席发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口号，开始了知识青年离开城市在农村定居和劳动的群众路线运动。
这条路线的规划，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苏联抽调了大批专家和援助，导致中国整体的工业化进程陷入停滞阶段。 这直接影响到我国的就业岗位直线下降，出现全国范围内劳动力供过于需的情况，而「上山下乡」运动也就因此应运而生。 不过这并非是我国的独创，而是借鉴了苏联模式中的方法。
当时总共有两大模式，一个是农场，一个是插队。
农场就是兵团、干校之类的，而插队的条件就相对艰苦一些，虽然没有政审、体检等繁琐的手续条件，但属于集体所有制，没有基本的后勤保障，就出现一些尚未成年在当地又没亲属帮扶的知识青年，李庆霖的儿子李良模就是其中之一。
李庆霖之子下乡后，却遭遇到不公平的待遇...
1929年，李庆霖出生在莆田县城一个极度贫困的家庭之中。他的父亲在很小的时候就被送到一家首饰铺去当学徒，后因生意萧条和市场不景气，这个小铺子也不得已关了门。
失去了生活来源，一家人只能四海为家，到处乞讨度日。没过多久，李庆霖的父亲或许是因为接受不了残酷的现状，就患上了精神疾病。原本打算上吊自杀，可结果没死成反而落下了终身残疾，家里唯一的劳动力也瘫痪在床。就这样，李成霖的母亲只能肩负起家庭开销的重任，出去给人当保姆来维持生计。即便如此，还是要供李成霖学习、读书。
1944年，福建省立仙游师范来莆田招生，因免收学费还供应伙食，李庆霖便去报考，并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毕业后就被分配到黄石镇沙坂小学去教书，生活状况虽没有很大改善，但却总有一口饭能得到保障。1951年，李成霖结婚了，婚后五年长子良模、女儿良培、次子良雄相继出生。
1969年，李良模当时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在知道自己去处的时候便收拾好行囊，去距离县城几十里外的荻芦公社落户。刚开始的时候生活也算过得去，因为政府有规定，知识青年下乡后第一年内的生活费用全部由政府承担，然而当李良模领到第十一个月生活费的时候却戛然而止。
李良模每次回家都不经意地跟父亲诉苦，下乡的工作有多么多么艰难，连最基本的生活都难以保障。 刚开始的时候，李成霖还以为是自己的儿子在城里生活有些娇生惯养，只是一下子不能适应农村的生活，反而还劝导孩子要听毛主席的话，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对于你们来说是大有裨益的。
后来慢慢就觉得有些不对劲，李良模好几次回家都是带着病的。几番询问后才得知，在公社里生病只能硬抗，不能耽误劳动生产。看着越来越消瘦的孩子，李成霖心里也不是滋味。
当时规定知识青年下乡每个月的口粮是37斤，生活费每个月8块。医药费和下饭的菜金倒是由知青家长支付，对于李成霖来说，每个月要支付的金额一下子翻出去一倍都不止。
由于在山区干活没有收入，断了这唯一的来源就等于没有饭吃。如果是相对富裕，家里还有点积蓄的人还能贴补一下子女，可李庆霖就是莆田的一位小学教师，几番支援下来，家里倒缺了余粮。如果膝下再无儿女，那老两口省吃俭用也是要给李良模送去生活费的，而除却大儿子外，还有一儿一女需要养活，日子一度十分拮据。
况且看到身边有好几个干部子女，虽然一开始也积极响应号召积极下乡，可没多长时间总会有各种理由、借口什么有「更重要的奉献工作」需要完成。实际上就是托人，走关系去安排了各种各样的工作，跟下乡的待遇比起来简直就是云泥之别。
看看他们，再想想自己的儿子，李庆霖这心里越来越不是滋味。自己一个人在家思来想去，来回踱步。总觉得还是要解决这件事才行，这么忍下去不是个办法。
刚开始李庆霖只能去一些当地负责此事的相关部门去一一反应，可得到的结果却是回家耐心等待，等事情查清后一定会有一个交代的。刚开始李成霖以为是这些部门确实不知道知青们的真实情况，于是便回家安心等着，相信当地部门的同志们一定会为知青们做主的。可后来李成霖在家左等右等，依然没能消息，无奈之下李成霖只能再去询问，可得到的结果依然是回家耐心等待。
几次三番下来，李成霖逐渐明白了向当地部门反应是没有用的，而且很可能会适得其反。可要是向上一层反应呢？ 恐怕得到的结果还是一样的。李成霖咬咬牙，打算直接给中央寄信，这次李成霖算是赌对了。
李成霖给中央写信，毛主席收到信后流泪了...
关于给中央写信这件事，李成霖心中也没有绝对的把握，毕竟中央领导日理万机，哪还有空顾得一个老百姓发牢骚的信件。话虽如此，但如果不写这份信，那不单单是自己的儿子，数以万计的知青所面临的问题就更得不到解决。
几番犹豫之下，李成霖还是提了笔，洋洋洒洒地写下这份反映真实情况的信件。在写完一次不满意后，又废稿再写一次，来回几次后总算确定了文章的总体框架。李成霖又开始逐字逐句地斟酌、推敲，看哪个地方用这种字眼效果会比较好，哪个地方可有略加修缮好反应真实情况，哪个地方可以说的尽量婉转。
李成霖虽然书读得不多，比不上大学生，可到底是读过几年书的。李成霖是一个资历颇深的语文老师，最基础的遣词造句往往越有大学问值得研究。经过几天的奋笔疾书之后，终于确定下这份2000多字的信件应该怎么写。
可这个时候又有一个问题，说是往中央寄信，可中央那么多领导又应该寄给谁呢？李成霖说到底只是一个县城教师，对中央的情况并不熟悉，也不知道哪位领导统管此事，只能给最熟知的领袖写信。
一开始李成霖是想给周总理寄信的，这信也寄出去了，可等了半天也没得到回复，这一封信便石沉大海了。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要跟这种不公平的现象斗争下去，就必须坚决地贯彻，要有愚公移山的精神。
于是李成霖便再次写信，又开始一字一句地斟酌，而这次李成霖想要给毛主席寄信。或许是吸收了上次的教训，察觉到如果将收信人直接写成毛主席或周总理，那八成人家是收不到信件的。
毕竟全国面临着各式各样的问题，而当时还没有建立起系统的监督信访机构，很多在地方解决不了的问题，统统都被反馈到中央，其中就不乏跟李成霖一样寄信给毛主席和周总理本人的。
面对这种情况，李成霖倒是想出一个迂回策略，那就是这封信一定要寄给经常在毛主席身边，而身份又不是特别敏感的人。
斟酌半天，王海容成为李成霖的不二选择。 选择王海容的原因有二，一来是因为王海容当时正担任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经常陪毛主席接待外宾，两人有很多时间能接触。二来是此人同毛主席还是远房表亲，而且与李敏也是好朋友，在经过毛主席特许后可以自由出入中南海。
事实证明，李成霖的这个选择是正确的。
李成霖在信中内容所述全是实情，把当时毛主席看不到的情况，全都如实地呈现出来：
在山区，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来不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下饭的菜吃光了，没有钱再去买；衣裤在劳动中磨破了，也没有钱去添制新的；病倒了，连请医生看病都没有。他日常生活需用的开销，更是没钱支付。从一九六九年起直迄于今，孩子在山区务农以来，人生活中的一切花费都得依靠家里支持；说来见笑，他风里来，雨里去辛劳种地，头发长了，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此外，他上山下乡的第一天起，直到现在，一直没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当地贫下中农的房子。目前，房东正准备给自己的孩子办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另找住所。看来，孩子在山区，不仅生活上困难成问题，而且连个歇息的地方也成问题。
在我们这里已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炼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有不少在我们地方上执掌大权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和亲友，纵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们赶时髦上山下乡才没几天，就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需要」调用出去，说是革命干部的子女优先安排工作，国家早有明文规定。这么一来，单剩下我这号农村小学教员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没有靠山，又完全举目无亲，就自然得不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加以调用了。唯一的资格是在农村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而已。
于是就出现我们开头讲的一幕，毛主席在知晓知青们发生的事情之后生气又难过。当即回信一封。
李庆霖同志：
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毛泽东
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五
很快，李成霖给毛主席写信的事情就在全国范围内传开，而当时的李成霖显然还没意识到这件事会掀起怎样的影响。直到陆续有记者上门，这才意识到自己的这封信起了作用。李成霖紧接着收到印有「中共中央办公厅」字样的信封，当看到毛主席的回信后和300元稿费后，李成霖简直就要喜极而泣了。
当时李成霖将这三百块钱小心地存好，又拿着毛主席的回信奔走相告，当地的百姓也很高兴，感觉孩子们在乡下的生存状况很快就要得到改善了。
「上山下乡」运动中存在的种种问题
中央对这类问题十分重视，虽然早有耳闻，可实际反应上来的情况却远超预料。在周总理随后主持的大会上，具体提到了知青们的待遇问题。尽管当时国家财政十分困难，但还是拿出9亿的特别经费，做出每人300元的补助。
会议决定成立一支有30多名党政军干部组成的工作队，分成12个调查小组去仔细探讨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中出现的情况。
中共中央随后发布了【21号文件】，其中完成刊登了李成霖和毛主席的往返书信，并作出重要的指示。要求各级部门深入学习文件精神，积极解决在运动中出现在各类问题。
不查不知道，这一查可是吓了一跳。
在「上山下乡」运动这几年中，所出现的问题不单是简简单单的违纪，而是存在严重的违法行为。
首先是部分地方政府存在「一刀切」的下乡，对知青们进行军事化管理，只强调劳动再教育，却忽视文化知识教育。
同时也对各地存在的「走后门」的现象，做出了追责和调整。对相关责任人进行处理，对混入工厂的知青们也做了清退。
其次是对知青的迫害和奸污等事件，也进行彻查。当时新华社所报道了惊世骇俗的几起案件：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营长贾小山，强奸女知青20余人；一师某指导员张国亮强奸女知青几十名；黑龙江兵团一团长黄砚田、参谋长李耀东强奸女知青50多人；内蒙兵团被奸污的女知青达299人，罪犯中有现役干部209人。
云南生产建设兵团4师18团的个别干部对99名知青施加了酷刑，将知青吊在空中，狠狠的推着往墙上撞、让知青跪碎玻璃、冬天往知青身上泼冷水等。
据当时的不完全数据统计，在短短几年时间内，有200多名女性知青被侵犯，1000多名知青被非法关押和迫害。有的无法伸冤，只能选择自尽，也有些人彻底丧失劳动力。
周总理在听到这个消息后，简直怒不可遏：「此等法西斯行为，非处理不可。公安部要派人去，不要手软，不要畏缩，要大胆管！」
李先念气愤地表示：「这些人不是共产党，是国民党，至少是国民党行为，不知为什么得不到纠正？省委和军区难道说也不知道吗？」
叶剑英元帅知道后，也坚决表示：「要杀一儆百，杀一儆千！」
一桩桩一件件罪行被送到中央，各位领导看过之后不仅很是气愤，同时也难免有疏察的自责。这些事情被不断纠正以后，「上山下乡」运动也逐渐回到了正轨，广大知青的日子有所改善，也更好的能将再教育和当地实际情况结合起来。 可以说，从某种意义而言，这时的「上山下乡」不仅对中国农村奠定了改头换面的改革基础，还对中国年轻一代的知识青年进行了思想形态上的转变。
结语
「上山下乡」运动是时代所需，现在很多学者对这项政策的评价各有不一。
单从李成霖这件事来看，他敢于从一个老百姓的角度出发给国家领导人上书，就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文死谏」的精神。同时也暴露出，当时很多问题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不能真实的反映到中央的客观情况。
李成霖此后被叫做「知青家长」，就是因为他的行为拯救了许许多多的遭受到迫害和正处于危险中的知青。
尽管李成霖在此后的政治道路出现偏差，但也不能因此来否定他当初敢于批评社会不公现象的勇气。
毛主席在收到信件后忍不住流泪，是压根没有想到孩子们过得这么辛苦。这发生的一切就在自己眼皮底下，却从来没有发现。周总理、叶元帅对此怒不可遏，老一辈革命家的嫉恶如仇并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消减，反而对犯罪行为的深恶痛绝更是体现出时时刻刻要将人民放在心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