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0月，历时5个月之久的中原大战结束，蒋介石在解决了危及自己统治的最大隐患之后，立即调转枪口，将目标对准自己的另一大敌——红军。
此时的蒋介石可谓踌躇满志，经过2年多的奋斗，他的嫡系武装数量和战斗力都明显增长，实际控制地盘增加了河南、山东、湖北、陕西数省，敢于挑战他中央权威的阎锡山、冯玉祥和李宗仁的三大派系也被打残，唐生智的湘军系统也灰飞烟灭。战后，尽管山东给了韩复榘，湖南在何键手中，广西仍在新桂系手中，广东在南天王陈济棠手中，黄河以北地盘在张学良手中，西南各省也掌握在各军阀手中，但毫无疑问的是，蒋介石在国民党内已经彻底站稳了脚跟。但他没想到的是，剿共战争一开始，他竟然一个失败接着一个失败。
1930年11月至1931年1月，第一次围剿，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第九路军总司令鲁涤平担任统帅，调集11个师另三个旅，共10万人的兵力，采取「并进长追」和「分进合击」的战略，向中央苏区发动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结果大将张辉瓒被杀，被歼灭1.5万人。
张辉瓒是湘军大将，兵败被杀使得国民党将领普遍对红军十分仇视
1931年4月至5月，第二次围剿，军政部长何应钦担任统帅，调集18个师另三个旅，共20万人的兵力，「以厚集兵力，严密包围及取缓进为要旨」，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略，向中央苏区发动第二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结果中原大战中的勇将胡祖玉丧命，被歼灭3万多人。
1931年7月至9月，第三次围剿，蒋介石亲自挂帅，调集23个师另3个旅，共30万人的兵力，采取长驱直入的战略，向中央苏区发动第三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结果再次大败，损失3万多人。
也就是说在，在中原大战之后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蒋介石亲自策划乃至亲自指挥的三次大战全部失败。这三次战役国民党军队都占有绝对优势兵力，装备和训练水平更是远超对方，但无一例外被对方用一些前所未有的独特优势所消耗，结果一个失败连着一个失败出现。这沉重打击了蒋介石本人因中原大战而积累起来的个人威望，再加上九一八事变的舆论刺激和国民党西南派的拆台，蒋介石不得不在1931年12月第二次下野。另一方面，朱毛红军的大名在这两年里随着这三次大胜而迅速传播。
对军事问题，作为政治幕僚的杨永泰一直保持关注，但并不过多过深参与，因为这犯了古今「君臣大忌」（如严嵩想杀夏言，就诬告夏言与地方将领有勾连）。即便参与，也总是从政治的角度来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在杨永泰看来，前三次「剿共」战争的惨败与以往的战争失利完全不同。蒋的失策之处在于，他把共产党看成了北洋军阀，把红军看成了与北洋军阀一样的军队。实际上，红军与蒋介石以往遇到的任何军队都不一样，可以说这是一支「不怕死、不受抚、不感恩、不惧威」的真正「党军」。红军与国民党军队最大不同是实行政治建军、思想建军，上下一心，兵民一体，因此必须采取新的系统性的策略才能将其彻底扑灭。
教父：在一秒钟内看到本质的人和花半辈子也看不清一件事本质的人，自然是不一样的命运
1932年，在蒋介石发动第四次围剿之际，杨永泰向蒋呈递了一份剿共的「万言书」，系统陈述了自己对于「剿共」的意见：
「吾随先生出师，细观江西诸地，渐觉共党不足为虑。所难之点为共党与‘匪区’民众结为一家，两者合手，实为一严重问题。民众与共党合为一家，在于吾地方官吏风气日下，致使民众为共党所利用。」
「我之所言新的谋略，意即剿共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所谓七分政治，在吾，则加强对匪区民众管理，加强对匪区民众宣传，澄清吏治，务使土豪恶霸横行乡里者灭绝。对贫穷困苦无孤者，给予救济，对匪区民众日常生活给予指导和帮助。这样，渐使匪区民众日益脱离共党，不为共党所左右。达此目的，即剿共不愁也。所谓三分军事，在下大力于上述诸务中，然后派重兵对匪区共党实行严厉的围剿，务使除恶务尽，不留后患。同时对投诚者，要给予宽大和出路，实行先生之剿抚兼施。吾认为，如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变军事剿共为政治剿共，不出一年，会初见成效。」
蒋介石对杨永泰的谋划大为赞赏。
前面我们说过，蒋介石这个人「有大略」，就是说他总能一针见血地看到问题的本质和关键。表现在政治事务上，就是他总能看到别人的建议是否说到了「点子」上。这一次，他认为杨永泰的建议不但说到了剿共的关键上，也说到了改造中国的关键上。
得到蒋介石的青睐，杨永泰的官位也不断提提升。1932年蒋介石到汉口主持鄂豫皖三省「剿共」军事的时候，杨永泰被提升为鄂豫皖「剿共」司令部秘书长，成为蒋介石真正意义上的幕僚长，之后伴随着南昌行营的建立，杨便顺理成章地成为蒋介石内朝系统的关键和核心。
鄂豫皖第四次剿共战顺利结束后，蒋介石迅速移营南昌，1932年12月开始，他又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1933年3月份，黄陂、草台岗战役失败，国民党军被歼灭三个师，第四次围剿失败。
1933年5月，蒋介石在南昌设立全权处理赣、粤、闽、湘、鄂五省军政事宜的军事委员会委员会长南昌行营，任命杨永泰为南昌行营秘书长，总揽行营政治事务。因为杨永泰负责专营「政治剿共」的第二厅，所以南昌行营上下又称杨永泰为「七分厅长」。
杨永泰的政治剿共措施主要有以下几条：
第一，加强政治宣传工作
他组织求是通讯社，专门负责行营的新闻发稿工作，以振奋民心军心，同时防止各种流言的传播；组织努力剧团和奋斗文艺社，作为战斗前线的文化标兵。
第二，加强基层政权建设
原来，国民党对基层的控制几乎为零，靠的是民间的自治。现在为了对抗共产党严密的基层政权组织，杨永泰又把历史上的保甲制度恢复了起来，在苏区实行军人独裁，强化保甲组织，厉行连坐制，对苏区民众实行所谓的「软化、分化、感化」政策。
第三，对苏区厉行经济封锁
杨永泰一早就建议蒋介石对苏区实行严厉的经济封锁，以拖垮苏区经济。国民党利用军队系统、行政系统和党务系统，围绕着苏区组成了一个严密的封锁系统，要与红军打一场「政治战」、「经济战」和「立体战」。
需要注意的是，杨永泰的政治战、经济战和立体战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国民党内许多人共同奋斗的结果，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人是——康泽。
康泽是黄埔出身，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在蒋介石身边做侍从参谋，曾任二师政治部主任，是蒋介石的疯狂崇拜者，具有出众的宣传和组织才华。1933年至1934年，在一年的围剿战争中，康泽带着他的别动队，成为杨永泰政治剿共最直接的执行者，也是蒋介石第五次围剿胜利的重要因素。
在这之后，随着第五次围剿战争的成功，这次围剿中所积累的政治经验，便成为蒋介石系统政治工作的范本，被他照搬到其他共产党的根据地中。而康泽，也成为无数共产党人心目中恶魔的代称。
令人称奇的是，红军战略转移之初，杨永泰判断他们可能走一条匪夷所思的路，那就是过湖南，入云贵，穿过金沙江，渡大渡河，从川西北上，这与后来红军的长征路线高度雷同。但实际情况却是，当时的战略转移路线，连中央自己都在争论，都不知道将来到底会去哪里，但杨永泰竟然把红军后面的路线提前判断了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