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6月，国际局势变幻莫测。德国法西斯突然向苏联发起猛烈的进攻，这让苏联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要知道，双方才签署了为期10年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结果不到两年时间，希特勒就撕毁条约，悍然发动战争。
不仅如此，在中苏边境地区，轴心同盟国-日本也在悄然增兵70多万，大有配合德国对苏联展开合围之势。如果再不采取行动，牵制日方的行动，苏联将面临着腹背受敌的危险。
眼看兵临城下，在这危急存亡之时，斯大林想起了东方大国另一个朋友——毛泽东。 随着战事步步紧逼，斯大林在1941到1943年间，曾发了六次电报给毛主席，请求出兵增援。
这到底是多么危急的时刻，能让这个强大的国家也要找相对更困难的中国共产党支援？而毛主席又为何屡次三番拒绝这位老大哥的请求？让我们带着这些问题，回到那个战火连天的年代。
第一封电报 — 中共中央积极回应，但回绝派兵
1941年7月，战争伊始，苏联在西面防线迎击气势汹汹的德军，可是祸不单行，苏联闻讯日军在中苏边境集结大军约70多万，企图从东面战场撕开决口。
这一下，斯大林按捺不住了，为了避免被合围之情况，斯大林给中共中央发去第一封电报。
第一份电报内容是：要求中央方面不能让日军麇集在北平、张家口、包头等地，同时还要求中央「采取行动，破坏上述地区的铁路交通。」
对于斯大林的要求，毛泽东是积极回应的，在电示华北前线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中提到「日苏战争极有可能爆发」，「敌为肃清后方计，将在华北加强镇压」，面对如此复杂局势，「我军须准备配合苏军作战，目前做此准备，以待时机成熟，即可行动」。
与此同时，毛泽东也提醒了彭德怀：「此种配合，是战略的配合，是长期的配合，不是战役的配合与一时的配合，请在此基点上考虑一切问题！」
7月中旬，毛泽东给远在重庆的周恩来的电报中提到:「苏德战争起，我们即刻加紧侦察和准备破坏交通，借以牵制敌人，我们决心在现在条件下最大可能帮助苏联红军的胜利。」
其实，毛泽东清楚：面对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日军敌人，敌我力量相当悬殊。尽管我们要帮助苏联红军，但也要实事求是，不能不顾一切地派兵牵制，否则，不仅有损兵折将的风险，还可能影响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持久作战。
不难看出，毛泽东的战略意图十分明显，中央方面对苏联的军事援助是间接和长期的，在通过巩固我方各敌后根据地的基础上广泛发动群众和开展游击战争以牵制日军力量。用他本人的话就是：「与日寇熬时间的长期斗争方针，而不采取孤注一掷的方针」。
因此，同意对热河和察哈尔省两地的铁路进行破坏，但回绝了派兵的请求。
第二、三封电报 — 截获敌情，苏联后方告急，毛主席再拒派兵
随着德国法西斯战线的深入，「巴巴罗萨」计划已经初见雏形。但勇猛的苏联红军，以全民皆兵的民族斗志，在列宁格勒保卫战、基辅保卫战、敖德萨保卫战中，大败了法西斯侵略者。
然而苏联的一系列胜利，却点燃了恶魔希特勒的战争怒火，他下令把原来的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而目标正是苏联的心脏——莫斯科，企图通过攻占这座首都城市，来瓦解苏联军民的斗志。
1941年10月，正在莫斯科御敌的斯大林，突然收到一份密报，这份电报，是日本驻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向日本军部提交的【满洲国防务意见通报】，内容提及：应主动进军蒙古和外蒙，形成更加积极的防御策略。
苏联政府高层顿时感到窘迫，要知道，面对德军的正面进攻，苏联军民已经使出浑身解数，根本就无法顾及远东以及外蒙的防务。 从一开始，斯大林就担心远东的问题，现在任何一点风声都能让他紧张不已。
而且日本法西斯在太平洋战场上势如破竹，的确有能力实施这个计划，假若日本法西斯真的按照这策略执行到位，必定会让苏联首尾不能顾，有被翻盘的危险。
因此同年11月和1942年5月，斯大林的两封电报又来到中共中央，均要求中央出兵长城内外和南满地区来策应苏军，牵制日军。
面对斯大林的请求，毛泽东再次以八路军主要任务为积蓄力量，休养兵力，恢复元气等礼貌回绝了。
苏联方在1942年2月的共产国际书记处会议上，还曾不点名地批评：「指望苏联胜利，却又不积极开展军事行动」。
但面对岌岌可危的战况，斯大林也顾不上面子，想方设法让中央答应他的要求，坚决不放弃。
不久后，代表着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联络员、塔斯社记者-双重身份的弗拉季米洛夫来到了延安，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向中央施压，要求派兵开赴南满地区配合苏军行动。
尽管斯大林方面，对中共中央出兵从请求升级到要求，甚至到了干预的地步，但毛泽东的态度很明确：一旦苏日开战，我们自然要配合苏军作战，但这种配合必须是有计划、有步骤的，而不是孤注一掷的，不是直接出兵援助苏联。
实际上，不是中共中央管见死不救，中苏之间山水相连，帮助他们就是帮助我们自己。但就目前形势，前有日寇进犯，后有国民党掀起的反共高潮，八路军内部亟需恢复、休养，不宜进行大规模的运动战来阻击和牵制敌人，否则必定大伤元气，对我军不利。
斯大林的要求又一次落空了。但这也是中共中央不得不做的决定。
第四、五封电报 — 新式武器换中共出兵，结果再次被拒
1942年7月，在莫斯科保卫战中大败的德国法西斯，再次卷土重来。这次希特勒把目标锁定在苏联南部重镇斯大林格勒。
莫斯科保卫战中，德军得知：与其硬攻莫斯科，不如采取曲线包抄战术，斯大林格勒有丰富的粮食、煤炭以及石油，对于战事双方都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假如德军占领后，一则切断苏联红军补给线，二则包抄莫斯科。于是，在德军数百辆坦克和数千架飞机对斯大林格勒进行疯狂进攻，一时间，斯大林格勒血流成河。9月中旬，德军攻入斯大林格勒市区，与苏联红军展开激烈的巷战。
前方战事告急，后方关于日军在远东地区配合德军进攻苏联的传闻仍不绝于耳，忙于指挥前方保卫战的斯大林，一时间无法判断这些信息的真实性。
紧急关头，斯大林不得不第四次发电报给毛泽东，要求派兵援助。这次的电文中重点提到会为中方提供新式武器装备支持。
一直以来，苏联援助中国抗日战争的装备，都是提供给国民党蒋介石当局，这一次却为了让中央派兵，居然主动给中央提供武器，可见斯大林已经使出了「绝招」。
但毛泽东还是很坚决，在回复斯大林的电文中说：武器我们自然很需要，但调一两个师的兵力，通过蒙古草原，去边境接受武器，却是不可想象。敌人的空军，很可能在我军未到之前，就把我军消灭掉，此方案难以实现。
然而，不久后，还不死心的斯大林第五封电报又来了，询问中共中央能否派出小型的游击队，到满蒙交界地区，接受小批量武器，以加强抗敌力量。结果还是一样，毛泽东同样否定了斯大林这个方案。
第六封电报 - 大战在即，毛主席决定出兵长城内外，一石二鸟
1942年11月，苏联红军对入侵斯大林格勒的德军发起反攻，由于战斗是巷战为主，导致两边都异常胶着。德军和苏军，时常在一些居民楼中战斗，二楼是德军，三楼苏军，又或者大厅是苏军，厨房却是德军。
这样，就让德军无法展开大规模的占领行动，同时，德军的坦克在巷战中就无法发挥作用了。德军一时间无法占到上风。
而苏军就不一样了，在斯大林格勒中，有个叫捷尔任斯基的拖拉机厂，一战成名。在保卫战中把拖拉机图纸改成苏式T-34坦克，坦克下线，加个小半桶油直接出发，就连车身的油漆也不上。
而驾驶坦克的，真是拖拉机的工人们。就是这种高昂的斗志，直到1943年初，苏军已经对德军形成30多万人的包围，大决战就要来了。
为了在这关键时刻不出意外，斯大林的第六封电报又来到了延安，核心问题，还是要应对日本，他建议毛泽东调遣数个师团部署在长城内外一线，主要以牵制日军力量。
毛泽东收到电报后，和中央研究决定，从国际主义精神发出，派罗瑞卿、杨成武以及吕正操等部，部署在长城内外一线，伺机向东北地区渗透。
这样的部署使得我军「进可攻退可守」，在隐藏战略意图的同时，又可以配合苏联红军牵制华北等地的日寇。而且，毛泽东这个决定，还为日后我军迅速出兵东北做好准备，起到了一石二鸟的效果。
1943年2月2日，在苏联红军浴血奋战的斗争下，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取得伟大胜利。这一场胜利也使得苏联红军从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反攻号角吹响，一路上势如破竹。
让远在延安的毛泽东更为欣喜的是，日本法西斯的太平洋战场也败节连连，根本无法兼顾进攻苏联，斯大林无忧矣。
纵观这六次电报，几乎指向了同一个对手：日本。面对狡猾残暴的日军，斯大林的担忧是有必要的，而致电请求中共中央出兵，也是意料之内的事。
当苏德战争刚刚开始，1941年的6月23日，毛泽东就写下【关于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决定】，文中清楚地写到「为反对法西斯而斗争，为保卫苏联、为保卫中国、为保卫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
同一天，【解放日报】的社论就表述了：当此德国侵苏战争开始之时，即毫不迟疑地，寄无限的同情与伟大的苏联，并愿意追随苏联援华的光辉范例来援助苏联人民的卫国战争。
但是，对中共中央来说，确实是有心无力，因为我们面对着更大的困难与挑战。
多难之秋，难御千里之敌
毛主席六次拒绝斯大林出兵中苏边境与日寇的斗争，正是中国抗战最艰难的时期，再加上蒋介石的反共摩擦，中共中央处于艰难的境地。让我们把时间指针回拨到1940年前后。
（一）国内形势复杂，蒋介石灭我党之心不死
自西安事变自后，蒋介石被迫暂时放弃「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当上了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但蒋介石却不怀好意，一边抗日一边制造反共摩擦。
自日本发起太平洋战争之后，我军积极组织敌后根据地，并发动群众抗击日寇，使得我军兵力得到明显发展。1940年新四军更是达到10000多人的兵力规模。
我军良好的发展势头，让蒋介石感到忧心忡忡。终于在1941年，蒋介石有预谋地发动了皖南事变。
1940年10月，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名义，令朱德、彭德怀、叶挺领新四军一个月内开赴黄河以北。但朱德等驳斥了该荒谬的电令，为了顾全抗日大局，表示可以带皖南新四军转移到长江以北。
1941年1月，当新四军9000多人行至皖南泾县密林中时，国民党反动派第三战区顾祝同、上官云相率7个师共8万多人，对我军进行包围攻击，经过7个昼夜血战。英勇的新四军仅有2000多人成功突围，大部壮烈牺牲。
而这次事变，离斯大林发第一份电报，仅仅相隔半年时间。经此一战，新四军元气大伤，而且蒋介石露出了狰狞的面孔，中央丝毫不能放松警惕。面对这样的国内局势，我们又怎么能答应斯大林的请求呢？
（二）因国民党围困，物资军需匮乏，军民团结一致搞生产
随着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全国人民都积极投入抗战当中，但国民党反动派在1939年召开的五届六中全会却提出把「政治限共为主」改为「军事限共为主」，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方针。
抗击日寇不积极，却把枪口对向自己人，在背后捅刀子。
由此，国民党方面不断制造攻击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摩擦，更是把我党的陕甘宁边区的面积，从12万多平方公里减少到9万多平方公里，人口也从200万减少到150万，杀害了多名共产党的官兵。
此外，国民党反动派还在边区设卡管控，严密监视，切断边区与外界一切联系，使得外部物资无法输入、内部物质无法输出，整个边区物资和经济受到严重影响，造成的后果，难以想象。
为了应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压迫，1939年6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报告时明确提出「自力更生，克服困难」的方针，积极动员所有边区人民参与大生产活动。
在1939年到1940年间，全边区开荒了约170余万亩，粮食产量和牛、羊、驴等都有较大增长。
而当时陕甘宁边区提出的经济政策正是「力争外援、休养民力、医治创伤、积蓄力量、支持长期抗战」。
而这段时间，则对应了斯大林后来几份电报的时期了。所以，不是中央不愿意帮助苏联，的确是中共自身也是内外交困，亟需修养和调整，以面对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各种挑战。
（三）河南粮食失收，水旱蝗汤大闹四荒，举步维艰
相信各位如果看过电影【1942】，都一定不会忘记那一幕幕令人心痛的情节。这部电影就是讲述1942年的河南大饥荒。
而造成这场灾难的，不仅有1942年春季开始的旱灾、蝗灾此类天灾，还有国民政府、日寇造成的人祸。
早在1938年，日寇就在河南境内多次发动大规模的进攻，蒋介石则采取「以水代兵」的战术，掘开花园口，造成黄河改道，泛滥成灾。虽然一定程度上阻挡了日寇的西进，但却使得豫东平原的万顷良田变成沙滩河汊。
而当时驻扎在河南的是第三十一集团军司令、第一战区副司令长汤恩伯部，此部共有十万人。他们不仅没有赈灾救民，反而强征民役，搞得到处民怨沸腾。于是就有了「水旱蝗汤、河南四荒」，这个汤就是汤恩伯。
国民政府的不作为，日寇的层层推进，使得成千上万的饥民，拖家带口逃离河南，根据学者对战前和战时政府农业产量数据的分析，1942年农业产量下降了40%。
直到1943年6月，随着新一季的小麦迎来丰收，这场饿死了300万百姓的大饥荒终于过去。
就连素有中原粮仓之称的河南省，都遭到这百年不遇的天灾人祸，其他地方自然也好不了多少。如果说天灾不能怪天公，那人祸就自然就是国民党腐败不堪的领导所致的。
在这样的国内环境之下，中共中央又怎能贸贸然答应斯大林的请求呢？
希望的曙光，战斗的胜利
实际上，中央拒接派兵苏联的原因，是复杂且多层次。中共中央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实事求是，全方位分析国内局势，不盲目答应斯大林的请求，让共产党和红军走上正确的抗战之路。
事实证明，伟人的目光和战略是正确的。在内忧外患的环境下，毛主席沉着冷静，以敏锐的政治目光，为民族解放大业，拒绝了斯大林的六次请求，用最宝贵的力量带领人民走在一条康庄大道之上。
修整队伍，保持实力，韬光养晦，蓄势待发。有句俗语叫「好钢用在刀刃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