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长河】中，靳辅携手陈潢，毅然启动黄河治理工程。高家堰成为他们关注的焦点，然而此举却导致明朝朱元璋祖陵及一城沉入湖底，令人扼腕叹息。
据【清史稿】记载，清朝时期的历史丰富多彩，既有皇家的荣耀与辉煌，也有民间的苦难与抗争。这一历史画卷中，每个故事都饱含着深厚的历史内涵和独特的人文精神。
自明末以来，清口渐淤，黄河旧堤崩裂，黄水横流占据淮河，进而倒灌泗水，州境常遭水灾侵袭。直至康熙十九年，城终沦陷于湖泊之中。
【1、泗州城沉入湖底】
泗州方志详细记载了此次沉城的始末：先是城墙出现裂缝，随后河水涌入，城内混乱，居民四散奔逃，最终整座城池沉入水底，化作历史的一页。
自那以后，泗州官员坚持十一年于城门楼执政，可惜至康熙三十五年，沙海无情，全城终被深埋。岁月流转，泗州昔日之繁华，如今已成黄沙之下的一抹遗迹。
泗州城昔日繁华，如今却深埋洪泽湖底。明祖陵距离泗州仅13里，昔日高居淮水之上，嘉靖年间尚有丈量记载，然而现今亦随泗州共赴水底之眠。
泗州沉没一事，彻底颠覆了潘季驯所秉持的泗州「霖淫水涨，久将自消」的治河理念。这一事件深刻揭示了他的治河策略存在严重缺陷，产生了极其负面的后果。
泗州旧城毗邻盱眙，仅距二里之遥。城陷水患后，官民纷纷逃至盱眙，宛如鸡群浮水。泗州州治被迫移至盱眙，官吏借居民之屋或试院栖身。因州治远离河湖，消息不畅，有议于双沟筑城，亦有建议在包家集设治。
乾隆二十四年，两江总督尹继善深思熟虑后提出：当前局势下，应着重关注民生福祉，加强地方治理，确保百姓安居乐业，以促进国家长治久安。
泗州寄居盱眙已久，官民和谐。泗城位于州南，距盱眙仅二里，一河之隔，交通便利。建议泗州驻扎盱眙，无需迁建。州同、外委把总分驻双沟，知州、吏目等衙署建于盱眙山脚。
乾隆四十二年，朝廷终于下令裁虹归泗，虹县的地域与民赋悉数并入泗州，同时，虹县县城也被赋予了新的身份，成为了泗州州城的所在地。
尽管州治已易，洪水肆虐，百万生灵仍挣扎其中。泗州在洪水包围下岌岌可危，最终，连新的州城虹泗也未幸免，再次沉入洪泽湖底。
潘季驯修筑高家堰，初衷绝非将水患转嫁于泗州。他深思熟虑，旨在通过此举达到更为长远的防洪目标，而非简单地转移水患，其用心良苦，可见一斑。
泗州水患日益猖獗，历代河臣沿袭旧法，鲜有创新。这种对泗州民生置若罔闻的态度显而易见。泗州沉沦，实则官僚们漠视民生的结果，实乃令人扼腕。
【2、明朝治河为何不淹泗州？】
泗州在明代颇具政治重要性。杨家墩，距治所北13里，是朱元璋祖辈衣冠冢所在，亦为其母陈氏怀胎之地，即明祖陵。明代时期，此地成为政治上的圣地，备受尊崇。
工部的奏疏中详细记载，臣等鉴于当前工程进展，提议优化施工方案，以确保工期与质量双重保障。望陛下审慎考虑，予以批示，使工程得以顺利进行。
泗州祖陵，乃我国之根本圣地，汇聚天地王气，承载国家命脉。实乃皇室血脉延绵不绝，世代传承之坚实基石，福泽子孙，绵延万世。
治水者首要之务，乃确保泗州明祖陵之安危。维护明祖陵免受水患，是每位河臣肩负的重大政治使命，必须慎重对待，不得有丝毫懈怠。
潘季驯深知其中奥秘，他曾留下这样的文字：治河之道，在于把握水势，疏导为先，筑堤为辅。顺应自然，方能长治久安，此乃治水之真谛。
三祖陵寝，乃千年传承之基，万世安宁之本，其地深蕴吉祥之源，意义重大非凡。故此，委事须慎重，容不得丝毫马虎。
清朝乾隆才子纪昀精妙地论述道：世间之事，非黑即白，但亦有灰。事物纷繁复杂，非一言可蔽之。唯用心洞察，方能明辨是非，把握真谛。
明代为充实京师，多依赖东南转漕，而泗州祖陵又紧邻淮泗。因此，治水者在筹划时，需兼顾漕运之顺畅与陵寝之安宁，确保两者皆得保障。
1592年5月8日，张贞观在给万历皇帝的奏折中详细阐述了明代治河原则，强调治理河道需遵循自然规律，以民为本，科学规划，确保水流畅通，保障民生安宁。
祖陵，实乃国家之根本所在，其地位之重要，可谓关乎国家之兴衰、民生之福祉，其重要程度，无可比拟，当以最为审慎之心，悉心呵护之。
明臣在治水时，皆遵循此道，尽心竭力、细致入微地打造维护明祖陵这一国家大计。然而，在关乎万千百姓生计的工程中，却时常视而不见，疏忽不周。
有人提议，将运道改道，自淮河上游入汴水，再经黄河转入沁水，以此避开清口之险峻。然而，明臣们深知此法之利，却因其涉及广泛、影响重大而心存畏惧，未敢轻易实施。
因濠泗乃明朝发源地，祖陵亦在其地，当时臣子秉持地脉之说，又担心运河堤防不稳引发变故，故虽知改道有利，却不敢轻易言及。其分析明臣心理，确为贴切。
嘉靖初年，明廷在应对黄淮灾患时，对祖陵风水问题尤为审慎。明臣们深谋远虑，悉心规划，以确保祖陵之风水得以保全，为王朝带来安宁与福祉。
1550年4月29日，龚辉与史载德奏请朝廷，鉴于泗州地势低洼且黄河水涌入淮河，恐对祖陵造成隐患。建议开凿直河口，修筑二陈庄、刘家沟两口，并指派钦天监官员一名，以勘察祖陵地脉。工部随即批复同意。
1575年，黄河崔镇段发生北决，同时准水在高家堰东侧亦现决口。一时间，徐邳以下直至淮河南北的广大区域，遭受了严重的洪水灾害，千里之地沦为泽国。
面对民生的深重苦难，明朝的官员们却显得漠不关心，反而因担心洪水威胁祖陵柏林而心急如焚。于是，他们匆忙下令修筑长达226丈的石砌陵堤，直至1577年才告竣工。
然而，洪水之灾，非局部之治所能根治。河臣们虽竭力牺牲他地之利，对祖陵关怀备至，却终难消弭其潜在之患。此种策略，实为「局部得益，全局受害；眼前短暂，后世长痛」之举。
1595年6月3日，泗州祖陵水患加剧，万历帝严令革职总河舒应龙为庶民，陈洪烈、刘宏宝等官员亦遭降职处分。至9月4日，因科臣失守祖陵之责，原浙江巡抚常居敬亦被勒令闲居。至万历末年，明朝君臣为护运道与陵寝，竟置民生于不顾，实乃憾事。
1604年伊始，工科都给事中侯庆远上疏奏报，他详细阐述了当时的情况。侯庆远在奏疏中，以其独特的视角，对各项事务进行了深入剖析与汇报。
泇河既成，治河之业得以从容筹划。只要不损漕运、不侵陵寝，任凭河流自然流淌，略加疏防即可，无需过度与之抗争。
再次提及，洪水席卷两淮，致使盐场尽毁，煮盐之法无从施展。如此，那百万盐税又将何去何从？或许只能向茫茫水滨寻求答案了吧。
显然，明代统治者并未真正实践「民为邦本」之道，反而对任何威胁其「龙脉」的琐碎事务都高度警觉。长期以淮北等地百姓的生命财产为代价来维持统治，也就显得理所当然了。
【3、靳辅治河的代价】
清代盛世可贵在于其超越前代的成就。然而，泗州士绅因反对增筑高家堰，失去了保卫明祖陵的政治优势，泗州因此注定成为牺牲品，命运堪忧。
康熙于1683年12月23日，亲自对吏部尚书伊桑阿等人面谕道：「朕深知治理国家之不易，望诸位臣子恪尽职守，共同为国家的繁荣稳定而努力奋斗。」
朕南巡体察民情，途经高邮、宝应等地，目睹民宅田亩淹没，心生怜悯。细问缘由，得知高、宝等地湖水原有海口宣泄，但年久沙积，致使水流受阻。
现拟修复入海旧道，以治洪患。每每念及此，心中难以释怀。吾当竭力保护百姓安宁，使其各得其所，方符朕愿。尔等当与工部尚书萨穆哈深入灾区，详查灾情，十日内上报，务必济民除患，不惜经费。」
在17世纪后期，康熙帝以其卓越的开创精神，巧妙地将国家工程之潜能应用于解决黄河治理的诸多难题，从而有效改善了黄河流域的各类影响因素。
自1688年启动中河的开筑，至1699年加固高家堰的壮丽篇章落下帷幕，这些重大工程的成功实施，无疑彰显了王朝年轻时期的蓬勃生机与旺盛活力。
必须指出，得益于地方官员的积极投入、河工的合理有效征召以及清朝早期鲜少官僚弊病的稳定局势，大规模的治水工程顺利完工，确保了随后六十余载未发生严重洪灾。
康熙皇帝于1699年4月4日亲临高家堰巡视，沿途观察民情，深入了解水利设施状况，展现了其勤政爱民、关注民生的崇高品质，令人钦佩。
11月4日，朕特颁谕旨，晓谕大学士、学士及九卿等朝廷重臣，意在明晰朕意，共商国是，望诸卿悉心领会，共赴国家大计，共谋百姓福祉。
朕此次南巡，目睹黄河逼近清口，黄水频频倒灌，淤积严重。洪泽湖水难泄，遂经高堰诸坝流入高宝湖群，再灌入运河，致使下河田地被淹。淮扬一带百姓困顿，朕虽年年蠲免钱粮、赈济灾民，并拨公款修堤，然百姓仍饱受水患之苦。
康熙虽常言民生为本，然实际上，清中央政府之首要关切仍为运道之安全，视其为至高无上的利益所在，远超其他一切事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