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军历史上有一位最坑的「神将」，他是唯一全程参与中央红军长征的西方人，可他也让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损失惨重，险些万劫不复。
他的名字叫李德。
01、特工李德
李德，1900年9月28日生于德国慕尼黑，原名奥托·布劳恩,后取汉名华夫、李德。
李德的意思就是"姓李的德国人"，实际上，他是奥地利人。
他之所以说自己是德国人，是因为在近代世界史上，德国盛产名将，列宁推崇的【战争论】作者克莱塞维茨和毛泽东景仰的外国名将毛奇，以及马克思、恩格斯都是德国人。
其实，当时中国挺迷信德国名将的，包括蒋介石都喜欢任用德国顾问。
蒋介石任命的第五次「围剿」顾问就是汉斯·冯·塞克特。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任麦肯森第十一军团、卡尔大公军团、约瑟夫大公军团及土耳其军团最高统帅的参谋长，德国陆军总参谋长，战后又任巴黎和会德国代表团军事代表。
1920年到1926年任德国国防军总司令，提出并实施了建立10万「袖珍陆军」的计划，从而奠定了德国陆军重新崛起的基础。1926年晋升一级上将，不久便退休。
而李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只是一个团长，并没有指挥大兵团作战的经验。
两人差距有如云泥之别。
就是在一战期间，李德参加德国共产党。
1918年，李德参与创建巴伐利亚苏维埃。
1926年，李德被德国政府逮捕监禁。
1928年，李德越狱逃往苏联，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1932年春，32岁的奥托·布劳恩从苏联的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两周后紧急受命，被共产国际执委会派往中国。
他穿一身西服，带一张奥地利护照，化名斯托洛夫，乘坐快速火车穿越西伯利亚，经满洲里到哈尔滨，与设在此地的苏军秘密情报机关负责人赫尔曼·西伯勒尔会合后，迅速赶往大连，再转乘轮船来到上海。
他此行的目的是为苏联红军总参谋部驻中国情报机构「佐尔格小组」承担送钱救人的任务。
没错，他的真实身份其实是一名特工，当时准备和他一起来中国的还有曼弗雷德·施特恩，他才是共产国际任命的总军事顾问，可是他迟迟都没有到来。
李德到上海后，上海的中央负责人听说他是国际来的，又懂军事，就开始犯迷糊。
这年年底，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指示，在上海的中央随博古、洛甫、陈云最后转移到江西的中央苏区。
博古、洛甫动身前，主动要求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尤尔特将李德派往苏区，担任军事顾问工作，李德本人也将计就计地同意了，
于是，一个特工经过层层加码，阴差阳错之下，居然成为了一个「军事顾问」。
02、军事三人组
1932年10月3日至8日，苏区中央在江西宁都县东山坝乡小源村榜山祠召开全体会议，这就是著名的宁都会议。
这次会议在「左」倾思想占上风的情况下，通过了「左」的军事行动方针，要求红军以进攻战略粉碎敌人大举进攻，进而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及邻近省区的首先胜利。
并且对毛泽东的军事主张进行批判，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被撤销，由周恩来接任，自此之后，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和指挥权逐渐被剥夺。
这年12月，蒋介石集结40万大军，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
1933年3月，中央红军在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周恩来等人领导下，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这年9月，蒋介石在德国顾问汉斯·冯·塞克特建议下，发动100万兵力，东南西北思路大军，采取「堡垒主义」新战略，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围剿」。
9月25日，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正式打响。
此时，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完全占据了统治地位，拒不接受毛泽东的正确建议，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用所谓「正规」战争代替人民战争，使红军完全陷于被动地位。
9月27日至28日，敌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率军攻克中央苏区东北门户和军事要地黎川。
就在这时，李德抵达瑞金。
在中央领导人博古和王明的支持下，李德接管红军军事指挥权，成为中央红军最高指挥官，由此组成了李德、博古、王明军事三人组。
三人中，博古、王明并不懂军事，于是把军事指挥大权全部交给了李德。
实际上，李德的军事水平也是半桶水，这是他第一次指挥大兵团作战。
03、第五次「反围剿」
客观的说，这次蒋介石来势汹汹，而且改变了以往的计划，汉斯·冯·塞克特主张的「堡垒战术」正好击中中央红军的要害。
前面四次「反围剿」中央红军主要采取诱敌深入方针，在根据地内部集中优势兵力采取大规模运动战，歼灭敌人，打破敌人的「围剿」。
而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敌人采取的堡垒主义战术，稳扎稳打，遥相呼应，逐步推进，使得红军无法充分发挥这个优势。
加上敌我实力相差悬殊，第五次「反围剿」确实面临严重挑战。
但是，中央红军并非不是没有克服困难，冲破敌人围剿的可能。
当时，中央主力红一方面军，下辖红一、三、五、七军团，加上地方红军，兵力达10余万，根据地面临五六万平方公里，人口近三百万。
而且堡垒主义，使得敌人极为依赖堡垒，本质上是一场持久战，容易造成敌人疲乏、分散兵力，也无法在根据地周围筑建足以限制红军行动的堡垒。
重要的是，敌人内部矛盾重重，四路围剿主力只有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和东路军总司令蒋鼎文是蒋介石心腹，南路军总司令粤军军阀陈济棠和，西路军总司令湘军军阀何健并不是蒋介石嫡系，对围剿是不太积极的。
加上此时中央红军已经和十九路军蔡廷锴、李济深、陈铭枢等人订立抗日反蒋协定，中央红军如果好好操作，是有腾挪空间的。
而且，此时中日矛盾日子尖锐，由于蒋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引起全国各界的反对。
如果中央红军采取毛泽东正确主张，依然可以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
可惜，第五次「反围剿」一开始，博古等人就错误地认为这是争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总决战，开始推行冒险主义。
李德完全支持这种冒险主义，第五次「反围剿」初期，推行「两条道路决战」和「速胜论」观点，主张「全线出击」、「御敌于国门之外」，犯了进攻冒险主义错误。
结果，红军一出击，正中敌人下怀，经过2个月浴血苦战，却未能御敌于苏区之外，反使部队遭受很大损失，完全陷于被动地位。
进攻受挫后，李德又开始推行消极防御的战略，要求红军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以制止国民党军的「围剿」。
1933年11月20日，中央红军转入战略防御初期，十九路军发动了福建事变，公开树起反蒋抗日旗帜。
这是红军一次天赐良机，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胜利的关键，可是李德非但不和十九路军相互支援，反而趁这个机会想贡献南昌、长沙。
让蒋介石没有后顾之忧，得以集中兵力击败十九路军。
1934年1月21日，福建事变失败，蒋介石得以重新围剿中央红军，李德让一个胜利机会白白溜走！
这时，蒋介石开始命令陈诚、罗卓婴的三路军；薛岳的六路军，采取堡垒攻势，以建兴、广昌、兴国为目标，施行重点进攻。
结果，李德又实行单纯防御，喊出「不放弃苏区寸土」口号，犯了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错误。在敌人修建碉堡、步步推进的同时，红军也在江西黎川以南、广昌以北等地的城、镇、村交通要道上构筑碉堡，分兵把守，处处设防，寸土必争，并且生搬硬套欧洲街垒战的教条，命令红军构筑要塞式防御阵地，号称是「永久工事」，采取「以碉堡对碉堡」和「短促突击」的战术。
李德完全就是照搬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堑壕战。
可是，这能是一回事吗？
蒋介石固然不如法国那么强，可红军也远不如德国。 于是，这几乎注定了第五次「反围剿」的结局。
04、长征
1934年4月10日，蒋介石集结11个师兵力，兵分两路向中央苏区重镇门户广昌进攻，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第十三师等部浴血奋战，鏖战至4月28日，广昌失守，红军损失严重，形势危殆。
5月，中央红军开始准备将红军主力撤出根据地的决定。 为筹划战略转移事宜，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
7月，中央红军只好命令寻淮洲、乐少华、粟裕等人率红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皖赣边挺进，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汇合，组成红十军团，建立新的苏区；
命令萧克、王震、李达任等人率红六军团从湘赣苏区突围西征，到湘中发展游击战争，希望调动蒋介石「围剿」军，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
最终北上抗日先遣队几乎全军覆没，寻淮洲牺牲，方志敏被俘后英勇就义。
而红六军团虽然成功顺利渡过湘江，进占西延（今资源）城，在贵州印江县木黄同贺龙率领的红二军团会师，可依然没有调动敌人主力。
10月初，敌人向中央苏区的中心区域进攻，迅速占领了兴国、宁都、石城一线。
红军的机动回旋余地更加缩小，在苏区内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已无可能，第五次「反围剿」已经失败。
中央红军被迫退出苏区，进行战略转移。
10月10日，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从江西省瑞金、古城等地出发，开始了著名的长征。按照预定计划，中央红军准备转移到湘西地区同红2军团、红6军团会合。 10月17日，中央红军由于都南渡贡水，拉开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序幕。
当时，蒋介石为了消灭红军，布置了四道封锁线。
第一道封锁线：东南起于安远、信丰，西北迄止赣州、南康、大余间，以桃江为天然屏障，南北长约120公里，东西宽约50公里；
第二道封锁线设在粤北韶关的仁化县，国军分南北两路，北路为中央军，时薛岳率领吴奇伟，周浑元2个纵队，共4个师追击，南路是粤军，由余汉谋率领李振球，叶肇，李汉魂三个师堵截；
第三道封锁线设在粤汉铁路沿湘粤边湖南境内良田到宜章之间；
第四道封锁线就是湘江。
就在这时，李德又执行「只走不打」的消极逃避路线。
致使中央红军始终没能摆脱敌人的围堵。 一路上，红军损失惨重，至11月15日,中央顺利通过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三道封锁线，摆在红军前面的就是第四道封锁线湘江！
当时，李德单纯的希望突破四道封锁线，与贺龙、萧克率领的红二、六军团会师。
问题在于，蒋介石能不知道你的目的吗？
蒋介石马上调集重兵，在湘江布下天罗地网，企图在湘江地区歼灭中央红军！
李德不管，认准了这点就顽固地往里钻。
更神奇的是，长征期间，李德鬼使神差的摆出一个诡异的阵型，两个军团在左,两个军团在右,军委两个纵队居中,一个军团断后。
即以林彪、聂荣臻率领的红一军团为左路前卫；
罗炳辉、蔡树藩率领的红九军团掩护左翼；
彭德怀、杨尚昆率领的红三军团为右路前卫；
周昆、黄更率领红八军团掩护右翼；
叶剑英、罗迈率领的中央和军委机关及直属队编成的两个纵队居中；
董振堂、李卓然率领的红五军团断后。
这个阵型完全就是一个甬道式阵型，在欧洲平原地区还能快速突破，可是在崇山峻岭、羊肠小道的长征路上，这个阵型非常不利于快速行军，摆脱敌人。
当时，中央红军副总参谋长、第一纵队司令员叶剑英就发现不妥。 他马上建议李德改变阵型，结果李德断然拒绝。
于是，在李德的错误指挥下，中央红军走走停停，十分缓慢地前行。
以至于中央红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时损失3700余人；突破第二道封锁线损失9700余人；突破第三道封锁线损失8600余人；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损失38000多人。
中央红军由长征开始时的8.6万余人锐减为3万余人。
就打成这样了，李德还寄希望于与红二、六军团会师。
再听他的，中央红军必定全军覆没！
于是，在渡过湘江后，毛泽东建议放弃与红二、六军团汇合的原定计划，改向贵州进军，争取主动，打几个胜仗，让大军得以喘息。
庆幸的是毛泽东的建议得到中央军委的肯定。
12月18日，中央红军在攻占黎平后，召开一次会议，史称「黎平会议」，会议通过了毛泽东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李德错误指挥第一次得到否定。
1935年1月15日至1月17日，中央红军依照黎平会议精神，召开著名的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总结了李德、博古、王明在第五次「反围剿」以及长征前期的错误指挥经验教训，逐渐确立了毛泽东军事指挥地位。
3月11日，在苟坝会议上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3人组成的新的「三人团」指挥中央红军。
从此，中央红军制定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屡遭挫折的红军从此有了从失败走向胜利的保证，中央红军转危为安、中国革命转危为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