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波罗的海三国对苏联如此痛恨？理性探讨原因。
苏联解体的原因多种多样，但有一个因素不容忽视，那就是错综复杂的民族问题。其中，「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问题尤为突出。
那么，为什么这三个国家对苏联如此反感呢？接下来，我将根据查找到的资料，为大家简要解析一下。
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三国，历史上曾是波罗的海地区的独立国家，立陶宛尤其强大。然而，到19世纪，三国都被沙俄吞并。
17-18世纪，沙俄开始了其扩张的脚步。然而，1917年「十月革命」的爆发使得波罗的海三国相继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然而，由于外国武装的干涉，苏俄政府不得不在1920年与三国签署和平条约，放弃了主权要求。此后，波罗的海三国开始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的资产阶级改革。
为了维护国家安全，苏联在与三国接壤处建立了一大片「缓冲区」。然而，苏联在1940年6月14日向三国政府发送声明，要求他们改组政府，允许苏联增加驻军。
面对苏联的咄咄逼人，波罗的海三国不得不接受苛刻条件，包括改组政府和恢复苏维埃制度。然而，这些努力并没有带来和平，反而在6-7月间被苏军迅速武装占领。
8月，三国政府宣布加入苏联。
在苏联强制占领波罗的海地区的过程中，当地的民族抵抗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并迅速发展起来。为了加强对波罗的海三国的控制，苏联采取了镇压和强制迁移的措施。
数据显示，1941年5月，苏联在立陶宛逮捕了5664人，强制迁移了10187人；在拉脱维亚逮捕了5625人，强制迁移了9546人；在爱沙尼亚逮捕了3173人，强制迁移了5978人。
在1944-1946年间，苏联以平叛为由，在立陶宛杀害了13502人，逮捕了15528人；在拉脱维亚杀害了1478人，逮捕了1859人；在爱沙尼亚杀害了381人，逮捕了2070人。
尽管经过一系列武装镇压，进入50年代后，三国境内的大规模反苏斗争已经消失，但零星的抵抗活动仍在持续。
在1956年的苏联红场阅兵式上，尽管苏联在二战后的经济有了显著的提升，但在波罗的海三国的「苏维埃化改革」过程中，却面临着一些困难。
据数据显示，到1949年初，立陶宛只有3.9％的农户自愿加入了集体农庄，而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则分别为5.8％和8％。
对于这种情况，苏联官方认为，要在这里实现有效的「苏维埃化改革」，就必须先将那些「反动分子」赶出去。因此，在1949年后，大约有25500名立陶宛人，39000名拉脱维亚人和22000名爱沙尼亚人被强制迁移到了遥远的雅库茨克和伊尔库茨克等地，他们被指控为「富农、匪徒和从事非法民族主义活动者及其家属」。
在苏联集体农庄的改革中，波罗的海地区的进展为何缓慢？原来，该地区的基层党员组织力量较弱。直到1945年初，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党员人数分别为3536名、3592名和2409名。
为解决人力不足问题，来自全国各地的党政干部被派到该地区，协助当地的「苏维埃化改革」。数据显示，到1947年初，拉脱维亚的党员人数高达21037人，立陶宛为16202人，爱沙尼亚为12965人。
然而，随着党员数量的增加，「外来干部」和「本土干部」之间的矛盾也开始显现。
在前苏联的加盟国家中，苏联设置了一个独特的职务，即「第二书记」，以加强对地方领导人的监督和报告。第二书记的任务包括关注加盟共和国的干部政策，成为积极的榜样，对莫斯科的指示进行阐释，并在必要时接受申诉和不满并向莫斯科报告。
以爱沙尼亚为例，在1944-1953年间，苏联派遣了3位非爱沙尼亚人担任第二书记。然而，贝利亚推行新的民族政策后，苏联同意由爱沙尼亚人担任第二书记。
然而，进入20世纪70年代，苏联再次恢复了任命第二书记的权力，这巩固了中央对波罗的海三国的有效控制。
斯大林的掌控力无可匹敌！2）民族政策的演变1）短暂的适度放手斯大林去世后，苏联的民族政策出现了一些变化。
1953年5月，时任内务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贝利亚，针对立陶宛局势提交了一份报告。他在报告中表示，长期以来与立陶宛民族主义地下武装的斗争效果并不理想。
他认为原因在于立陶宛各级部门缺乏立陶宛籍的党政干部，因此提出让立陶宛人担任安全委员会主席，为立陶宛人组建特别的肃反人员和警察学校等建议，以修补和改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在这份报告中，贝利亚还特别强调了民族语言问题。他指出，中央和地方产生裂痕的另一个原因是公文来往都是用俄语进行的，这给当地的农村居民以及与地下民族主义者存在联系的立陶宛知识分子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贝利亚（1899—1953），斯大林大清洗计划的重要执行者之一，1953年6月26日被逮捕，12月24日经过审讯后被处决。
贝利亚的这份报告受到了苏联的高度重视。1953年5月，苏联通过了【关于立陶宛局势的决议】并提出了一系列补救措施。
其中，「培养和提拔民族干部」被确定为「主要任务」；废除了「区委、市委第二书记等副职，不能从立陶宛人中选举产生」的做法；规定「在公文往来方面转而使用立陶宛语，在波兰居民占据多数的地区改用波兰语」。
后来，苏联在起草关于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问题的决议时，基本参照了【关于立陶宛局势的决议】中提出的相关举措。
遗憾的是，随着贝利亚的被捕入狱（同年7月），他所倡导的「新方针」被视作「有害的行为」而彻底抛弃了。
1953年至1988年，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旗，象征着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进一步恶化。赫鲁晓夫执政后，苏联在民族政策上变得更加谨慎和保守。
1959年，苏共中央得知拉脱维亚和阿塞拜疆两个加盟共和国通过了「要求本共和国所有公民学习本民族语言」的决议后，将之定性为「民族主义错误」，并强制要求两国撤销了这一决议。
这一事件导致拉脱维亚和阿塞拜疆的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被罢免职务。苏联官方一直倡导「苏联各民族之间有着牢不可破的友谊」和「苏联不存在民族问题」的观点，因此民族冲突一度被定性为「流氓行动」、「反社会表现」或「群众骚乱」。
或许有人会问，苏联为何能成功地掩盖民族问题？其实原因并不复杂，中央对地方的严格控制，有效地抑制了地方扩大权力的欲望。
1965年8月，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谢列斯特，提出了「赋予乌克兰在国际上签署贸易协议的权利」的建议。按照当时的苏联宪法，他的建议似乎没有问题。
然而，中央仍然将这一建议定性为「严重乌克兰民族主义的表现」，并严厉批评了谢列斯特。1972年，谢列斯特被解职。
总结：乌克兰人一直困惑的是「我是谁？」总的来说，由于强有力的控制机制，苏共中央在各加盟共和国的政治、安全、外交和经济事务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地位。
然而，如果这个控制机制被削弱，各加盟共和国的「权力欲望」一定会急剧膨胀，整个国家甚至可能陷入分裂的危险。
显然，这种预测最终被残酷的历史事实所证实。
戈尔巴乔夫时期，乌克兰基辅圣索菲亚教堂成为了波罗的海三国争取经济和政治权利的重要象征。他的政策改革引发了三国的「民族运动」，这场运动公开而激烈，要求得到更多的权利和自由。
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运动在1988年11月达到了新的高潮。立陶宛率先提出了争取更多主权和经济独立的要求，这一提议得到了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积极响应。
爱沙尼亚通过了【爱沙尼亚主权宣言】，宣布爱沙尼亚最高权力机关和机构的法律优先。立陶宛和拉脱维亚也分别通过了类似的宣言和法律。
为了进一步划分中央和加盟共和国的权力，苏联官方在波罗的海三国的倡议下组建了委员会，并讨论了签署「新联盟条约」的想法。
在苏联局势逐渐变得混乱之际，波罗的海三国开始有所行动。1989年5月，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
在这次会议上，波罗的海三国的代表提出了「实行共和国经济核算制」的提议，并共同制定了「共和国经济独立草案」。
然而，三国代表并未提出「政治独立」的诉求。原因在于，大部分波罗的海居民认为苏联在政治上是强大的，国家应该保持统一。
尽管三国的民族主义者一再宣称波罗的海国家加入苏联是不合法的，但他们提出了「使之合法」的条件——将苏联从一个凌驾于加盟共和国之上的中心，改造为一个由主权加盟共和国组成的联合体。
实际上，如果苏共中央抓住这个机会，有很大可能将正在滋生的「民族危机」扼杀在萌芽状态。遗憾的是，苏共中央既没有对地方提出的权利问题做出有效回应，也没有对暗流涌动的民族主义思潮进行深入分析和抑制政策。
面对中央冷漠且敷衍的态度，波罗的海三国人民的民族主义情绪被彻底激发。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诉求升级为「要求脱离苏联」。
戈尔巴乔夫：问题不大！在1989年3月举行的立陶宛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中，民族主义组织「萨尤季斯」成功获得34个名额，实际上掌控了国家政权，成为推动立陶宛独立的核心力量。
与此同时，拉脱维亚的「人民阵线」也迅速崛起，短短时间内便吸引了23万人的加入，更有趣的是，共产党员竟然占到成员总数的约30％！
"波罗的海之路"运动于1989年8月23日启动，由"萨尤季斯"组织发起，旨在推动三国政治改革。数百公里长的「波罗的海人链」将三国首都连接起来，超过五分之一的居民积极参与。
苏共中央对此运动做出了激烈的反应，并指责三国领导人未能将改革进程纳入正常轨道。官方的反应进一步激起了当地居民的愤怒。
然而，苏共中央并未认清形势，仍希望三国领导人能够解决这个问题。1989年9月13日，戈尔巴乔夫与三国领导人会晤，希望他们能够制止这一极端行为。
然而，戈尔巴乔夫的呼吁并未得到回应，反而被视为笑柄。
在1989年12月20日，立陶宛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共同推动了【关于立陶宛共产党脱离苏共独立的决定】。
会议中，支持这一决定的票数达到了855票，而反对票则为160票。代表大会结束后，立陶宛共产党内部发生了分裂，党员数量从原来的20万急剧下降至5.5万。
1990年，立陶宛共产党组织宣布进行改组，党员人数进一步下降至3.3万人。同年10月，立陶宛共产党更是改名为「劳动民主党」，主动解除了与苏共中央的直接领导关系。
但是，苏共中央的危机并未因此结束。在1990年2月的立陶宛选举中，「萨尤季斯」取得了最高苏维埃141席中的96席，赢得了选举的胜利。
同年3月，在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举行的选举中，支持「国家独立」的势力均取得了超过半数的席位。自此，苏共中央对波罗的海三国的控制机制彻底瓦解。
4）总之，波罗的海三国独立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是，苏共中央的一系列错误决策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自斯大林通过武力兼并波罗的海三国以来，苏联建立的对各加盟国的强大控制机制，不仅保证了相关政策的顺利实施，同时也抑制了民族主义情绪的抬头。
然而，要确保这一控制机制的平稳运行，有两个重要的前提条件：一是双方需要保持稳定、良好的关系，二是地方的权利应该得到适当的保障。
遗憾的是，苏共中央始终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对于一些加盟共和国提出的关于改革联盟的请求，苏共中央要么置之不理，要么进行压制，一再主动放弃本可以改善和维护双方关系的机会。
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苏共中央对波罗的海三国的控制机制的彻底瓦解，苏联最终走向了无可挽回的深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