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 年 1 月 17 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一组数据表明，2023 年年末全国人口达 140967 万人。其中，2023 年全年出生人口为 902 万人，出生率为 6.39‰；死亡人口数为 1110 万人。
人口总量持续滑落，相比 2022 年减少了 208 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48‰。另外，15 - 49 岁育龄妇女人数相较于 2022 年减少了 300 多万人。
2023 年中国总和生育率降至 1.0，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排名倒数第二。
为扭转人口负增长态势，官方分别于 2016 年、2021 年提出全面开放二胎和三胎政策。
然而，从近年数据来看，这些积极鼓励生育的政策在人口负增长时代成效甚微。
长此以往，将引发两大现象。
其一为劳动力人口短缺。 生育率降低的直接后果必然是劳动力的短缺。
相关数据显示，2010 年至 2022 年，15 - 64 岁的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从 10 亿降至 9.6 亿，比重从 74%下降至 68%。专家预计，到 2050 年左右可能会进一步降至 58%。
生育率降低导致的劳动规模持续萎缩和劳动力减少，对人口数量红利造成不小冲击。
届时，劳动力成本将再度攀升，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将面临挑战 ，一定程度上可能导致经济陷入低迷。
其二，可能致使我们从人口红利期迈入人口负担期，面临「未富先老」的难题。
社会 养老压力 也会不断增大，例如延迟退休政策便是为缓解养老压力的重要举措。
这些压力会分摊到社会大环境中的每个人身上。
「断绝香火」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剧养老危机和劳动规模萎缩的状况，尽管危机仍在持续，众多人也已意识到问题，但老百姓的反应依旧冷淡，这令人惊讶。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呢？
一、社会结构转型：繁衍与生存的碰撞
在历经 46 亿年发展的自然界中，生物进化出一种特殊机制：当环境不适宜群体生存时，生物会停止繁衍。人类作为生物的一支，从某种程度而言，人口负增长时代的来临是自然选择的结果。
在众多街头采访视频中，当被问及年轻一代为何不愿生育时， 必然会提到压在年轻人身上的三座「大山」：高房价、高医疗、高生育成本。
在高压社会中，年轻人的生存空间并不比前辈更宽松， 多数 90 后、00 后深陷无效内卷之中。
千禧年之前，社会尚未如此内卷，大学生工作包分配，阶级未完全固化，资源流动，努力就能成功。
随着经济高速发展，社会结构开始转型，教育普及和科技进步使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面临的问题也更为复杂。
「高房价、高医疗、高生育成本」这些发展中的弊端年复一年。 当生存成为难题，繁衍便成为被舍弃的选项之一，被当代人戏称为「避孕药」。
毋庸置疑，住房和医疗是人生必备，堪称刚需。然而，当房价与工资严重失衡，房奴只能放弃生育，用 20 多年甚至半辈子去谋求安身之所。
高生育成本也是生育路上的「拦路虎」，育娲人口研究的【中国生育成本报告 2022】显示，将一个孩子养至 17 岁，全国平均成本达 48.85 万。
这个数字让众多工薪阶层望而却步。如此看来， 放弃繁衍以保障自身有限的生存空间，实乃无奈之举。
二、多元文化冲击与自我意识的觉醒
在剖析任何问题时，不能片面强调环境的作用而忽略人的主观能动性。 高压环境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人们的生育意愿，但并非决定性因素。
官方积极推出相关政策，努力优化环境，为社会群体营造更友好的生育环境。但自 2017 年以来，人口数量连续 7 年下降，政策效果不尽人意。
这一现象与精神层面的变化，即个人意识的觉醒密切相关。
自古以来，儒学体系中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体现了人们对生儿育女的重视，家长催婚时常以此约束子女。
多数父母对孩子选择不婚不育的丁克行为往往难以接受，但即便父母和大环境有所反对，也无法阻挡年轻一代对人生和自我的深度探索。
自我意识的觉醒成为当代年轻人的显著特征之一， 所谓自我意识，即对自身主体性的认知，对自身需求的正视与尊重。
在中国，选择丁克的家庭数量稳步上升。据 2020 年数据，中国丁克家庭规模已超 60 万，丁克家庭年均增加 767 万，占家庭总户数的比重高达 37.95%。
至 2021 年，这一数字仍在增长，具体表现为丁克人口占总人口的 14%。
同时，伴随多元文化的冲击，宠物文化风靡全球， 无论东亚的韩国还是欧洲国家，饲养宠物的人群不断增加，我国亦如此。
部分年轻人甚至表示，养孩子不如养宠物， 这种极端心理进一步凸显了年轻人对生育的排斥与抗拒，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断绝香火」现象的蔓延和影响。
总之，生育率低下是一个社会性难题，但事物发展是螺旋式上升的前进过程，矛盾与新生相互依存。当社会和个人对环境做出更好的调整时，迎来转机的那一天并不遥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