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第二王朝，商朝存续六百余年，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但如此重要的王朝却一个基本问题，即商朝国号到底是「商」、还是「殷」？

史记殷本纪中，除了「契」被「封于商」中提到「商」之外，包括盘庚迁殷之前的其他一切涉及国号的描述都是「殷」，比如开篇第一句就是「殷契，母曰简狄」，还有太甲时「诸侯咸归殷」、太戊时「殷复兴」等等。显然，司马迁更认可「殷朝」之说，而不是「商朝」，故而又叫「殷本纪」。

与史记一边倒不同，很多文献中是商、殷并存，比如【尚书】讲述虞、夏、商、周，第三篇名为【商书】，显然就是说商朝国号为「商」，但其中【西伯戡黎】一文中祖伊却对纣王说「天既讫我殷命」，可见商朝国号也可以叫「殷」。

按照传统解释，因为盘庚迁到殷地，故而由「商」变为「殷」，故而商朝叫「商」又叫「殷」。但这种解释看似有理，其实漏洞百出，因为从「契」到盘庚迁殷之前，商朝不知道迁徙过多少次了，难道每迁一次，就要更换一次国号？且，商契封地在商，后世商都早就不在商地了，那么为啥还以「商」为国号？可见，以「殷」为号不合理，但史书又明确记载商朝又叫殷朝。

既然如此，商朝国号到底是「商」、还是「殷」，或者还是两者共存？显然，想要揭开谜团，最好的办法是在甲骨文中寻找，而甲骨文给出的回答却颠覆传统认知。

甲骨文给出真相

过去百年，大约一共发现17万枚甲骨文，但其中对商政权的称呼，只有「商」、「中商」、「大邑商」、「天邑商」，没有一条称「殷」的。

甲骨文大师罗振玉在【殷墟书契考释序】中考证指出：「史称盘庚以后，商改称殷，而遍搜卜辞，既不见‘殷’字，又屡言‘入商’……可知文丁、帝乙之世，虽居河北，国尚号商。」

与之相反，甲骨文上只出现五次殷字，青铜器上出现一次，均是独字或两个字，似乎与地名没有关系。总之，甲骨文的「殷」，绝无可能是商朝国号。

其中，不少学者认为「衣」通「殷」，而甲骨文中的确出现不少「衣」的记载。学者冯时考证指出：「商人实仅以「衣」为地名，并不为国号，其与作为国号的商，区别非常清楚。故盘庚以后虽于衣地作大邑王庭，但在武王灭商之前，「衣」名始终都没有作为商代国号的情况。」

因此，事实胜于一切雄辩，商朝国号一直就是「商」，或者说自称为「商」，从未自称「殷」或「衣」，所谓「殷墟」实质应叫「商墟」。既然如此，「殷」的国号从何而来？

商朝为何又叫殷

商朝为何又叫「殷」，其实原因很简单，西周青铜铭文已经给出答案：

利簋，一个叫「利」的贵族得到武王赏赐青铜，然后以此铸簋纪念祖先，时间在武王灭商之后，其中铭文明确提到「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就是还以「商」称呼商朝。

天亡簋，武王灭商之后，在嵩山举行祭天大典时，赏赐「天亡」青铜，然后铸造此簋。其中明确提到「丕克乞衣王祀」，其中「衣」显然指代「商」，就是以商朝王庭之地名——「衣」来指代「商」。

不过，以「衣」代「商」，在西周早期铭文上非常少见，基本还是称「商」。比如周成王时的何尊铭文「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周康王时的宜侯夨簋铭文「（康王）省珷王、成王伐商图」。但周康王晚年之后，开始普遍将「商」称为「殷」，比如大盂鼎铭文就说「我闻殷坠命」等等。

因此，商朝国号又称「殷」的原因，在于「被称殷」，就是周人的他称，这不是商人自称，史记称商朝国号为殷可谓大错特错。

问题在于：周人为何称商朝为「殷」，难道因「衣」称「殷」？

许慎说文解字认为「殷，作乐之盛称殷」，难道周人是夸商朝？但甲骨文中的殷字，却如同执殳敲击人的腹部，与「作乐之盛」显然不符。学者于省吾认为，「殷」字本义是疾病隆盛，得治疗，这与【广雅】「殷，痛也」解释相符。可见，以「殷」代「商」显然具有贬斥或告诫周人之意。

甲骨文中的衣字，其实就是衣服的象形，与「殷」毫无相通之处。天亡簋中以「衣」代「商」，不过是忠实的以商朝王廷所在的地理名称来指代商朝，或是由此避免言「商」，或是为了更准确的告诉上帝周人取代的是「衣地」的商政权，与「殷」显然不同。

因此，随着周人逐渐稳固统治，逐渐强大之后，就以「殷」来称呼「商」，其中暗含之意，或是贬斥商朝，强调周人夺权和统治的合法性，或也借此告诫周人，希望周人从殷商灭亡上吸取教训等意思。其实，这有点像后世，前期大致肯定前朝，政权稳固之后就大肆否定前朝。

值得思考的是，既然周人可以如此商朝，那么商人会不会如此对待夏朝，甲骨文上还可能出现夏朝国号吗？

参考资料：史记、尚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