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哈爾濱師範大學校園裏，常有位個子不高、背有點微駝的南方老太太，留一頭鄉村老婦的齊肩發，青布素衣，手拎黑色布兜，在瑟瑟秋風中快步疾走，碰見熟人，口裏不時吐出一口誰也聽不懂的閩南話。
她是遊壽。
二十世紀中國最傑出的女書法家之一，與江南著名女書法家蕭嫻素有「南肖北遊」之稱；同時，她還是八閩四才女中最具才情的一位（其他三位是廬隱、冰心、林徽英）；於教育、考古、古文字學、歷史學、詩歌、書法皆有很高的造詣。
盡管遊壽向被視為「金石氣」與「書卷氣」並舉的女性書法家，但她的學術造詣卻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她的學術著作也絕少得以出版。一位卓有建樹的學者何以幾乎無專著傳世而僅以書家留名？這裏面的細節很耐人尋味，也是本文想要一探究竟的。
1906年遊壽出生於福建東部沿海霞浦縣城的一個官宦家庭，高祖遊光繹做過清乾隆年間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去官後掌福州鰲峰書院，林則徐出自於他的門下，自遊光繹以下，世代以教書為業，其父遊學誠，光緒十七年中舉，主持福寧府近聖書院。在良好的家庭文化熏染下，遊壽從小就對書法、文學產生了濃厚興趣。
20歲時，遊壽因參加學生運動，公開抨擊政府，遭到通緝，為躲避軍閥追捕，逃回到霞浦。而就在這一年，父親遊學誠去世了，生前執掌的縣女子高等小學被擱置下來，於是鄉親們一致推舉已經成為「閩東四才女」之一的遊壽接替父親，留在家鄉做了縣女子高等小學的校長，開始了遊壽的教育生涯。
在她還沒有來得及享受這份青春的爛漫，北伐戰爭打響了。於是，遊壽第二次赴福州，並於1928年考入中央大學中文系，同學中有後來成為著名考古學家的曾昭橘、傑出的女詞人、學者沈祖芬等。
以中央大學、金陵大學為代表的「金陵學派」，弘揚國學，註重傳統，尤擅小學。遊壽潛心書法、國學，獨好胡小石板書，豪邁俊逸。
遊壽並不是一個安分守己的乖乖學生；例如前來為他們上課的教授王曉湘先生，雖博古通今，卻不善言辭，他講到北齊的敕勒歌時，遊壽便仿其體例，作詩道：「中山院，層樓高，四壁如籠，鳥鵲難逃。心慌慌，意茫茫，擡頭又見王曉湘」，引得全班同學哄堂大笑。後來沈祖芬在回憶這段歷史時，感懷道：「猶嘆春風舊講堂，穹廬雅謔意飛揚。南雍尊宿今何在，弟子天涯鬢亦蒼」。
1931年，遊壽畢業後，回到福建集美師範學校任教。她和謝冰瑩、謝文炳、方瑋德等幾位文學青年創辦了【燈塔】。
1934年，遊壽與陳幻雲結婚，由廈門至南京，這是一樁她日後不願提及的婚姻。這一年，她考入金陵大學文科研究所，與好友曾昭橘、沈祖芬一道求學。她們相約「六朝松」下，在「梅庵」結「梅社」，在玄武湖、雞鳴寺、掃葉樓等地雅集唱酬，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胡小石先生也兼金陵大學教授，在文科研究所首開「書學史」，遊壽遵照師訓，循序漸進，奠定了遊壽堅實的根基。她的書法，有金石味，有書卷氣，有高古風致。
她曾經說「吾最服膺筆禿千支，不如讀書萬卷」。相比整日整日筆耕不輟的「司墨者」，寫字端的是規規矩矩，卻似「死在紙上」，她認為精通中國古典學識，才能給書法灌註氣韻。
南京求學可以說是遊壽踏入學術領域的第一條通道。
1937年，盧溝橋事件，結束了金陵才女們的求學夢，戰爭改變了國人命運軌跡，戰火驅使她們各奔東西。
曾昭橘留學英國倫敦大學攻讀考古學，沈祖芬鐘情小她四歲的程千帆，只得「新婚別」先行入蜀，遊壽獲金陵大學碩士學位，戰事一起，她隨夫宦遊江西，陳幻雲在江西臨川地方法院任首席檢察官，遊壽在臨川參加了雷潔瓊組織的婦女抗戰救國運動。
隨後，她開始整理【資治通鑒】劄記，並續寫【李德裕年譜】，後短暫回福建省立一中執教，再到重慶新成立的國立女子師範學院。
畢竟國外的世界不是我們的世界。曾昭橘在倫敦作了短暫居留後，經德國轉道法國乘海輪回國，應李濟之邀，加盟國立博物院任專門設計委員，1941年國立博物院遷到李莊後，曾昭橘就任國立博物院代理總幹事，協助主任李濟，負責日常工作。
因人手不足，曾昭橘想到了同學遊壽。遊壽是1942年10月到李莊國立博物院的，一年後，調到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改名遊戒微。她到這裏做善本書庫管理員，是補缺救急的臨時之舉。
當時，大學者傅斯年擔任著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下文簡稱史語所）所長之職，他對圖書管理人員有嚴格要求。史語所的圖書，是戰時大後方最完備的，比三校組成的西南聯大還完備。乃中國人文學術之塔的塔尖，這裏的學者，多是某方面專家，因此，圖書管理員要通才。
在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期間，遊壽與梁思永、曾昭燏、夏鼐、董作賓等共事。史語所圖書館藏有四萬幅拓片，多屬名家舊藏，其中一大類就是唐代墓誌。借用墓誌考證史實，是遊壽早已籌劃好的治學道路。
按遊壽自己的話說：「在這種情況下，我進入了學術門檻」。這期間遊壽著有【金文策命文辭賞賜儀物】【漢魏隋唐金石文獻論叢】【唐代墓誌書體】【伐綠萼梅賦】等大量文史書論，而且還整理金石甲骨秘本善本資料，收集了大量戰時流入四川的金石拓片及文物。但是，因為遊壽的「少慕狂狷，率性任情」和南北兩個學派的因素，與傅斯年產生了不可化解的矛盾，歷史上的一次次偶然，再回頭看時，就是命定。
【冢墓遺文史事叢考】是遊壽在李莊四年最欣慰的事，然而，禍起蕭墻，戰時，四川，李莊，板票坳，史語所房間有限，住處、辦公房等諸事困擾於人，遊壽為此貼出小字報，為所有人「鳴不平」，這令傅斯年心生不悅。
1945年，剛開年，連續四個月，遊壽多次向所裏請假，至7月中旬才回到李莊。她與丈夫陳幻雲的婚姻秘不示人，遊壽時走時歸，或逾期不歸，卻不說自己是探親，所裏不免微詞。同樣的情況，遊壽在次年2月又演繹了一次。她修書一封呈送時任史語所代所長的董作賓向其匯報工作。5天以後，她就匆匆自行離所，之後才寫信向傅斯年請假。
遊壽這一先斬後奏的行為並未獲得傅斯年的認同。在此篇呈文的旁邊，傅斯年粗筆批註「寫有刺，使人看見火起」，可見其對遊壽的反感之情。
時過一月，遊壽再次致信傅斯年、董作賓，要求請長假。這回，完全惹火了所長傅斯年，傅直接致信董作賓：「遊竟自行離所，應將其免職。此人不能再留其在所。」與此同時，傅斯年給遊壽回了一封措辭嚴厲的信：「執事未得董先生同意，自作主張，自行離所，應自離李莊之日起，以停止職務論」。
接信之後的遊壽，自恃無錯地先回了傅斯年的信，但同時狠狠地向董作賓發出責問，至此，又惹惱了董作賓，失去了最後被留下的機會。
【伐綠萼梅賦】是遊壽在李莊完成的文學作品，業已收進【六同別錄】。【六同別錄】被認為是史語所對中國人文科學做出的最大貢獻，也是中國知識分子人文抗戰的成果展示。然而，因為上述的種種，最終使傅斯年決定將遊壽的文章從已經裝訂完畢的【六同別錄】中抽出，甚至不惜「用刀將此四頁割去」，重新貼上封面、目錄。
可以想見，遊壽的文章被強行「抽去」對她意味著什麽，而傅斯年透過此舉表達出的憤怒之情也可見一斑。傅斯年甚至叮囑遊壽的直接領導那廉君記下、抄下相關信函、文字，以備與遊壽「打官司」對證之用，可見，傅斯年與遊壽至此已然徹底決裂，彼此不留任何回旋余地。
傅斯年1943年借調遊壽至史語所，本有培養人才之意，但雙方性格均頗有棱角。傅斯年雄才獨斷，嫉惡如仇，遊壽特立獨行。學術路上，傅、遊二人也多有不同，傅斯年主張運用西方自然科學的理論和方法，厘清中國的學術材料，建立起「科學的東方學」，遊壽畢生走的是金陵舊學之路。以上種種分歧又因書信這種戰時特殊的溝通方式得到強化。此事件之後，遊壽離開了史語所。之後的學術生涯中她也對史語所的那段經歷三緘其口。
1946年，遊壽回到南京，在恩師胡小石推薦下，進中央圖書館任金石部主任。此階段成果相繼寫出了【唐人蔔葬邙洛之風尚】【梁守謙墓誌與宦官】【金文武功文獻考】等著作，這些成果的獲得，莫不得益於史語所時的積累。
在五十年代知識分子思想改造中，遊壽的家庭出身、社會關系、受學背景、尤其是與史語所的粘連，成了洗不清的罪證。即使李莊那段委曲的經歷，也沒人會理解和同情，反而認為她在隱瞞歷史，以曲求伸。唯一的選擇是告別過去，切割歷史。而這一切割，不僅僅切斷了她與史語所的關系，也讓很多人在下意識裏忽略了她的價值存在。
很多年後的一個冬夜，年逾古稀的遊壽從哈爾濱師範學院歷史系「政管室」回到家中，一天的疲憊使這位老人感到周身發冷。遊壽病了，她發著高燒。
門突然被推開，遊壽昔日的同窗知己沈祖芬走了進來，她來探望已經心力憔悴的好姊妹。遊壽向前傾著身子，伸手去拉祖芬的手，祖芬忽閃而不見。遊壽急忙起身下床，在雪夜中追趕著祖芬恍惚的身影，但不論她多麽快步，始終無法追上祖芬。回到屋來，只見桌上放著祖芬的一首詩。
遊壽感到疲倦至極，她的身體開始融化在月光下的雪中。一股憂傷的清冷，使遊壽醒來。原來是一場夢。朦朧中，遊壽深深一嘆，提筆寫道：「又見冰花滿窗欞，數盡飛鴻入北溟。唯有故人深入夢，留詩案上意叮嚀。」
時過數年，沈祖芬因車禍去世，四十多年未見面的老友，他們沒有重聚。
1994年遊壽靜靜地追隨祖芬而去，享年88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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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坦腹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