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雕版藝術發展史上，佛教的影響至為關鍵，雕版印刷術最早大量用於佛經佛畫的刻印，國內現存雕版印刷早期的產品，以佛教經像為多。這也印證了宗教宣傳的需要，是促使雕版印刷技術定型的首要動力。由於佛經版畫對於弘法傳教的重要功用，宋元以後迄明清，凡刻印佛經，幾乎沒有不附佛畫插圖的。本文所述及的佛經版畫，就指這類佛經木刻插畫，不包括其他獨立於經文存在的佛教畫像。佛經版畫雕刻精細，構圖嚴謹，莊嚴素美，大多出於版畫名家之手，是中國雕版藝術與印度佛教文化共同澆灌出的一朵奇葩，具有獨特的審美和文化意蘊，並直接影響了明清時期蔚為大觀的書籍上所附木刻插圖，成為中國欣賞性版畫的鼻祖。
一、佛經版畫的起源
佛經版畫完全是中國化的，其產生與「三寶」崇拜、佛經供養及雕版印刷術的發明等有密切關系。
1、「三寶」崇拜與佛經供養的需求
產生於古印度的佛教，約在公元前2世紀左右傳入中國，並逐漸與中國人的禮儀習俗融合在一起，其具體表現就是印度佛教中的皈依三寶，逐漸中國化為三寶崇拜及佛經供養。「佛、法、僧」三寶中之「法」寶即佛教經典，白化文先生說:「供養經卷是漢傳佛教在譯經過程中慢慢地自己摸索出來的一種供養。它帶有中國固有的重檢視書的內在影響。至唐五代，上至皇帝百官、下至平民百姓的善男信女，將抄寫佛經、繪制佛像作為對佛的一種功德，以捐獻數量多少為虔誠程度的標誌。
另外，印度佛教中的「法舍利」最早是將泥塑佛像等放置塔中，作為供養，唐義凈【南海寄歸內法傳】卷四記載，義凈在印度看到，不僅有「拓模泥像」，還有「或印絹紙」的印鈐佛像作為法舍利放置塔中。據郭魯柏【西域考古舉要】，印度流行的佛像印章，「模型做自中國」。王國維先生在五代雕印的佛畫【大聖毗沙門天王像】題記中說:「古人供養佛菩薩像做功德，於造像、畫像外，兼有制版，蓋自唐時已然」。
正是由於中國佛教徒對佛經及法舍利的大量需求，促使可大量生產的刻本佛經及捺印、雕印佛像代替費工費料的寫本佛經和泥塑佛像舍入塔中作為禮敬之物。如果說中國寺廟石窟造像、壁畫、雕 塑等，有著來自印度佛教藝術的明顯影響，鈐印、雕印佛畫的產生則完全源於中國化的供養方式的需求。
2、中國傳統石刻技藝的成熟
漢畫像石、畫像磚，南北朝至隋、唐的石刻線描佛畫等中國傳統石刻技藝在隋唐時期的發展成熟，也促成了佛經版畫的誕生。
中國以刀鏤版的歷史可以上溯到原始社會舊石器時代的巖畫。發展到漢畫像磚、畫像石，其構圖獨立完整，布局嚴謹，本身已是藝術上相當成熟的版刻圖畫。三國、兩晉、南北朝日漸興起的石刻線畫，被廣泛套用於寺院、佛塔門楣、佛像台座及有背光的紋飾，也用來雕鐫大型佛畫。至隋唐時，日趨成熟，與佛教版畫的產生大抵同時。石刻線描佛畫第一次把佛教內容圖畫，用鐫刻的方式再現於平面的石板上。它對版畫的產生有著重要的啟示意義。中國最古老的版畫作品，幾乎全是佛教內容，應該說和石刻線描佛畫的影響有直接關系。
3、印章技術及雕版印刷術的推動
捺印佛像大約盛行於南北朝、隋唐時，是利用了中國原有的印章及肖形印技術。即將佛像刻在印模上，依次在紙上輪番捺印。印模圖案多種多樣，既有在蓮台上結跏趺而坐的佛陀，也有頭戴寶冠，偏袒扶膝而坐的菩薩。20世紀初，在敦煌、新疆發現了很多晚唐時期的「捺印」佛像，這些印在紙上的佛像，大多是影像重復的「千佛像」。鄭如斯、肖東發先生在【中國書史】中說:「這種模印的小佛像，標誌著由印章至雕版的過渡形態，也可以認為是版畫的起源。」很難說雕版印刷術與佛教孰為因孰為果，雕版印刷術一經發明，就為佛教的寺院與信徒運用作為弘法的工具。雕版印刷方法實際上是從璽印的捺印法和石刻的拓印法發展而來。據文獻記載，早在初唐時期(約645- 664年 )，玄奘法師曾以「回鋒紙」大量刊印「普賢菩薩像」，分送信徒。所印普賢像今雖不存，但四川、甘肅、新疆、浙江等地，有許多晚唐五代的「上圖下文」形式的單葉印經印像傳世。
4、「經變圖」與佛經刻本的結合
自東漢歷經六朝，直到唐五代，供養佛經均為「寫經」，極少數附有繪寫佛像。而同時的石窟與寺院中，則有許多塑像或者壁畫，以影像的方式來表達佛經義理，或者圖解經文的故事，這一類的藝術形式，稱為「佛經變相」或「經變圖」。可見佛經與經變影像是各自發展的。唐代雕版印刷術發明以後，「佛經」與「經變圖」方有合流的趨勢。由於雕版印經促成了佛經的普及化，加之佛經附插畫，把「經」文「變」為「圖」像，以圖解文，利於弘法，遂使原來屬於壁畫傳統的經變圖，在佛經中尋到了新的出路。所以，中國佛經刻印甫一開始，就是「文圖合一、書畫並重」的。
二、佛經版畫的內容及種類
佛經版畫的內容主要為佛傳圖，即繪寫釋迦牟尼佛一生教化事跡的圖。或以多幅連續表其一生，或選畫其中某一事跡，如說法圖之類；還有經變圖：根據佛經經義繪成的圖，專門描繪某一經中全部或某一段所說的內容，對經義帶有圖解性質；以及故事圖：根據佛經記載的故事所繪成的圖，往往以長篇連環畫的形式繪制。
依據版畫在佛經中的位置，大致有三種:
1、扉畫，冠於經文之前引首處。這是佛經版畫中最多的種類，源於佛經在唐五代及以前，多采用卷軸裝幀形式，其插圖以卷首扉畫最顯要、最醒目、也最方便。在佛經出現經折裝以後，仍保留著這個特點。引首圖有單折，亦有多折的。南宋刻本【妙法蓮華經】卷首扉畫就長達七折。佛經扉畫的內容，多數是概括全經大意的「說法圖」，傳統的為「三尊」樣式，中央為釋迦牟尼，左右配迦葉、阿難兩尊者。如宋代【佛本生集經】卷五十的扉畫；南宋刊【妙法蓮華經】引首扉畫「靈山說法圖」，描繪中央寶幢下釋迦牟尼端坐講法情景，諸天神、菩薩匯聚於寶幢兩旁，下部立日宮天子、月宮天子、紀王、帝釋等眾，全圖繁而不亂， 井然有序，烘托出佛祖至高無上、唯我獨尊的地位。人物上部，皆在方框內書寫名號，以標明其身份，這也是宋代版畫最常見的手法。又如宋淳化間杭州龍興寺刊【大方廣佛華嚴經】卷首扉畫「七處九會圖」， 描繪了釋迦牟尼成佛之後，在七個地方分九次講完【華嚴經】的情景。第二類是同時表現「說法」又圖解特定經文「故事」的，甚至以榜書文字，配合說明。如北宋刊歐體字【妙法蓮華經】，引首「佛傳圖」，既有說法畫面，又繪寫了釋迦牟尼自降生、修道、成佛、傳法直至入滅的一生事跡。區區尺幅之內，再現出佛傳故事波瀾壯闊的畫卷。還有一種卷首圖，是將一幅圖版豎分為幾段畫面，各表現一個故事情節，演繹宣教內容。如雍熙二年(985年)【金剛般若菠蘿蜜經】、端拱元年(988)【金光明經】及崇寧年間【陀羅尼經】都是這種形式，有的每段畫面各有文字說明。
（如來說法圖）
2、經中插圖，即「左圖右書」、「上圖下文」、「 內圖外文」等形式，有的不規則插入，形式多樣，目的都是為了形象通俗地解釋經中故事，這種形式是在佛經改卷軸為經折裝後出現的。其中連續性插圖堪稱版刻佛經連環畫。迄今所見最早的，是宋刊【佛國禪師文殊指南圖贊】，為臨安賈官人經書鋪所刻，版式為上圖下文，圖版內容上下連線，循序漸進。繪寫善財童子在文殊菩薩指引下，依次參禮五十三位善知識，修菩薩道法門的故事。另如清嘉慶時期(1796-1802年)所刻【釋迦如來應化事跡】。此本左圖右文，版面闊大。全書刻圖208幅，用版畫的形式，再現了釋迦修行、傳法、宏道的全過程。圖中人物衣冠、什物、宮室、城郭、舟車等，皆從中土景觀習俗。
（佛國禪師文殊指南圖贊）
（釋迦如來應化事跡）
但歷代圖解本最多的為【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唐、五代本未見，宋及西夏皆刊有上圖下文本。元至順二年本始以一段文字配整版圖一幅。其後明洪武本、宣德本、清康熙本，皆據以摹刻，唯衣冠服飾等略有改異。清道光初葉成親王府所刊【觀世音應化靈異圖】，亦即【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經變圖。此本分兩部份，其中救難部份十三圖，系據明洪武本翻刻，應相三十二圖則為自創，繪鐫精美。
（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3、拖尾畫，全卷之尾，經文之後的附圖，一般是「護經天神」的位置。顯教的經典，通常由韋馱天及四大天王來護持。如元代刊行的單行本【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其形制基本上為前冠佛說法圖，中間刻繪現身說法變相及救苦救難靈驗圖數十幀，末繪護法神韋馱像。明代修補版【磧砂藏】經文之末尾也繪有英姿煥發的韋馱天。明【永樂南藏】卷尾也都加裝韋馱像。
一般而言，佛經影像的繪制者很少留名。敦煌發現的五代(947年)「大慈大悲救苦觀世音菩薩」，下方題記有「匠人雷延美」之名，這是傳世佛教版畫最早的刻工留名記錄。宋代【法華經】扉畫，有刻工「秦孟」、「邊仁」之名，雕在片幅的資訊看板處。早期的佛經插畫刻、畫往往為一人所兼，隨著刻畫人的分開，其插畫更富藝術性。宋元【磧砂藏】中，有的扉畫在資訊看板內兩端刻有「陳升畫」、「陳寧刻」，元代【法華經】插畫是界畫名家王振鵬的弟子朱寶所繪，其姓名記錄在卷尾的牌記內。明代參與佛經插畫創作的畫家更多，如丁雲鵬、張琦等，一般都留款識。明代仿趙孟頫寫本的【心經】，是明四大家之一的仇英所繪，仇英在畫像邊，以畫家的身份與慣例落了款。
佛經版畫從刻印形式上，則可分為單刻佛經版畫、大藏經版畫兩種型別，在藝術上也有其不同特點。
1、單刻佛經版畫
單刻佛經版畫多為民間寺院或家族等私人募資印施的私刻本、坊刻本。單刻佛典中的插圖或扉畫為一經一畫或數畫，在構圖上較之大藏經版畫有更大的自由發揮余地，藝術性較強。
現存最早記有款刻年月的佛經版畫即舉世聞名的唐鹹通九年( 868年)【金剛經】扉畫，在中國版畫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該經是雕版印刷術漸趨成熟時期的產物，系士民王玠為二親祈福施印。卷子形式，由七個印張粘接而成。扉畫為「釋迦牟尼說法圖」，描繪釋迦牟尼在祇樹給孤獨園說法情景，弟子須菩提跪拜聽講。釋迦左右前後有護法神及僧眾、施主十八人，上部有旛幢及飛天。構圖復雜，線條豐富，布局疏密有致，其刀法峻健，墨色均勻，表現出相當成熟的版畫技藝，題款格式淵源於北魏造像，圖中人物形象、服裝及飾物、法器等，皆為中國風格，表現手法亦具中土畫風。說明佛教版畫在興起之初，就是中國化的，這更適合它的傳播與流布。後代許多扉畫，如西夏佛典扉畫、【趙城金藏】扉畫，都顯而易見受到這種風格影響。
五代時，吳越國王錢弘俶所刻【一切如來心秘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後周顯德三年(956年)、宋乾德三年(965年)、宋開寶八年(975年)等三種版本都有扉畫，構圖各不相同。
遼代刻經，目前僅有山西應縣木塔、內蒙古巴林右旗、河北豐潤等幾處發現。根據整理報告，豐潤天宮寺塔發現的十多種經卷，其中卷軸裝「佛說阿彌陀經」卷首有護法神像，蝴蝶裝「金剛般若菠蘿蜜經」扉葉有釋迦佛法會及八金剛、四菩薩畫像。
宋代佛經版畫遺存，以單刻佛典中的扉畫、插圖為最多，代表了宋刊佛經版畫的最高成就。如北宋太平興國五年(980年)王文沼雕印的【大隨求陀羅尼輪曼陀羅】，八臂菩薩坐於法輪中心，四周環繞十九層梵文佛經，四周滿繪各種佛教吉祥圖案，繁而不亂，體現出精湛的雕印技藝。佛經插畫中【妙法蓮華經】是版本最多的一種。【妙法蓮華經】通稱為【法華經】，是大乘佛教經典中最重要的一部經。經中收錄有很多詩偈、故事，最富文學價值。全經分二十八章，第二十五章「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主要敘述觀世音菩薩功德，這一品後來成為獨立一部經，常為人們當作【觀音經】讀誦。附刻版畫，就其表現內容來看，大致分為二類: 一是繪刻釋迦牟尼佛在靈山說法情景，這也是佛經插圖中最為常見的內容；二是「變相圖」、「經變圖」。【妙法蓮華經】所繪的凈土變相，凡以全經諸品為題材的，多為大型組畫，即把眾多的內容，透過對版面的分割，集中表現在一幅圖畫中。如北宋建安範生刊【妙法蓮華經】引首扉畫，右半部繪釋迦如來說法，左半部則繪寫人間禮佛諸生相，上部繪寫觀世音菩薩現身於南海上，並透過流動的雲霞、熾盛的佛光、繁縟的紋飾，把一個如夢如幻，如詩如畫的極樂凈土和塵世眾生緊密地聯系起來。
元代刊行的【妙法蓮華經】，如元至順二年(1331年)嘉興路興縣顧逢祥、徐振祖舍資施刻的該經，扉畫風格又與宋代不同。鐫刻極為工致，畫面右半部繪刻佛說法圖，祥雲婀娜，佛光熾盛，宛然佛國世界，左側則繪刻「塵世」佛法隆盛的情形，有向僧侶參禮的，有拜問吉兇禍福的，有匠人在建造寺廟的，把佛的世界和現實世界巧妙而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佛菩薩的造型，也一改常見的莊嚴、端肅，而是在慈祥中著意營造平胡、親切的情感色彩，是一幅頗具藝術感染力的名作。
元代還出現了最早的雕版彩印版畫，即元至元六年(1340年)中興路(湖北江陵)資福寺刻無聞(思聰)和尚註【金剛經】，卷首扉畫為一老僧坐著講經，卷章節附註經圖，桌前地面上生出幾枝靈芝草，靈芝草用朱墨兩色套印，經文朱印，註解墨印。但也有研究者從每頁僅幾個紅色大字推斷為一版塗兩色印成。
明代單刻佛典插圖本精品更多，明代是中國古版畫史上的全盛期，佛經版畫在此也發展至巔峰。其繪鐫之精麗巧湛，已達無以復加的化境。如永樂元年(1403年)，由三寶太監鄭和主持刊印，姚廣孝作跋的【佛說摩利支天經】扉畫，繪刻護法神摩利支天，戴寶冠，飾耳環、瓔珞、寶帶等，頭上方呈半圓形分布五座毗盧遮那佛寶塔，正面如朝陽，極盡慈祥之態；左面為豬容，獠牙吐舌；右面為童女相，鮮艷若蓮花，構圖富麗堂皇，繪鐫俱精，堪稱永樂時版畫的代表作。
清代單刻佛典扉畫中突出的傑作，有清同治八年(1651年)鮑承勛刻【過去莊嚴劫千佛名經】，扉畫繪佛說法情景，但一反靈山法會的傳統樣式，而是將佛置於翠柏祥雲中，結跏趺坐於石基的台座上，格調清新別致。鮑承勛的鐫刻，如行雲流水，自然順暢，大至人物造型的刻畫，小至衣紋雲樣、山石草木，皆精雕細琢，畢見功力。該畫雖出自徽派名工之手，但因鮑承勛主要在蘇州操剞劂之業，亦具有蘇派版畫雋秀清麗的特色。
2、大藏經版畫
「大藏經」又稱「一切經」，即將自印度和西域傳譯的大小乘經、律、論及賢聖集傳組譯而成的大型叢書。唐至五代所刻的佛經只是單張零卷，全部大藏經的雕版印刷，從宋初開始，北宋【開寶藏】、【崇寧藏】、【毗盧藏】、南宋【思溪藏】、宋元之間【磧砂藏】、元代【普寧藏】、【元官藏】、明代【洪武南藏】、【永樂南藏】、【永樂北藏】、清代【大清龍藏經】等，其中扉畫，題材多為佛說法內容，畫面追求圖案裝飾效果，鏤刻精細，紙墨用料上乘，具有鮮明的時代、地域特點，堪稱佛經版畫中的珍本。
宋代【開寶藏】是中國第一部官刻佛教大藏經，宋太祖開寶四年(約971年)開雕於益州(今四川)，又稱「蜀版大藏經」，卷軸裝。目前所知存藏的【開寶藏】零卷僅十余件而已，其中【佛說阿惟越致遮經】卷首扉畫，風格上承晚唐五代，直接影響到後世【磧砂藏】、【趙城藏】的卷首扉畫形式。而美國哈佛大學福凱米術館所藏【禦制秘藏詮】卷第十三，卷中的四幅版畫不同於傳統佛經附圖以佛、菩薩等人物影像為主體，全部是山水圖，僧眾的活動場面成為點綴。畫中群峰連綿，意境清遠，宋代僧侶的生活場景，躍然紙上。卷題下鈐有「紹明印」墨記。這四幅山水圖是中國現存最早的山水版畫。
金代大藏【趙城金藏】，金皇統八年至大定十八年(1148- 1178年)雕印於山西解州天寧寺，為【開寶藏】的覆刻本。國圖藏有四千余卷，為卷軸裝，每卷經首加裝釋迦說法圖一幅，圖右上角刊「趙城縣廣勝寺」六字，整幅扉畫線條流暢有力，構圖嚴整而疏朗，特點是圖中袈裟以粗黑線條表示貼邊，使線條富有變化，增強了衣紋轉折感和立體感。代表了北方版畫雄渾豪放的風格。據研究，該扉畫雕刻在元代時期，為元代修補經版時在趙城縣龐家經坊加配。後於敦煌發現的【大方廣佛華嚴經】卷十殘片，研究確認為崔法珍募緣刊雕的【趙城金藏】原版，經折裝。卷首扉畫殘存一個半頁，為大毗盧遮那佛說法圖，圖中人物有旁題標註「善財童子」、「采訪大王」、「眉間勝音菩薩」等。殘片反映出畫面布局的恢弘和人物線條的精細，風格上承唐【金剛經】扉畫。
宋元【磧砂藏】是杭州磧砂延聖寺刊雕的私版大藏經。開雕於南宋理宗嘉定九年(1216年)，刻迄於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是已知大藏經中裝有扉畫最多的一種，其中成宗大德六年(1302)以後的扉畫，屬於「西藏-尼泊爾」的「梵式」，與漢地傳統迥然不同，顯示了西藏佛教南下蘇杭對於江南版畫的影響。其時杭州眾安橋楊家經坊承擔印刷並裝幀【磧砂藏】，楊家經坊掌握著一批著名的畫工刻工，如畫工陳升，刻工陳寧、袁玉、孫祐。這些工匠的作品—磧砂藏扉畫，成為元代版畫藝術風格的代表。八幅版畫輪番施印於各卷引首，其構圖飽滿，紋飾繁密，人物造型富於變化，各異其趣，鐫刻工巧精細，紙墨亦精良，是佛經版畫中不同凡響的巨制。周蕪先生評論說:「若取佛畫之燦爛，當觀此圖。」明代補修的【磧砂藏】中還發現有另外幾種完全不同的扉畫。
元【普寧藏】，元十四至二十七年(1277-1290年)刊雕於杭州普寧寺。據戴藩豫先生【中國佛典刊刻源流考】一書所述，此藏有扉畫七、八幅，輪番施印於各經卷首，畫風受西藏影響。藏於山西崇善寺的【普寧藏】本【解脫道論】卷一， 卷首扉畫占四個半頁，兩個半頁是佛說法圖，另兩個半頁反映元初在大萬壽寺校刊藏經的情況，扉畫四周邊框為蔓草紋，是【普寧藏】中極少見的版畫精品。有的扉畫在聽法眾人當中，有一位旁邊，刊雕著幾個小字「總統永福大師」，即宣授江南釋教都總統永福大師楊璉真佳的形象。同【磧砂藏】元初所刻扉畫結構類似。
明代三部官版大藏經，以【永樂北藏】為典型。該藏由明成祖敕令在北京開雕，從永樂十八年(1420年)至英宗正統五年(1440年)刊畢。每函首頁有佛說法圖，人物形象精確完美，是明代版畫傑作。圖末附龍紋牌記，上刻「禦制」二字，末頁有韋馱像，風格古樸渾厚，線條粗獷勁挺富於變化。是經卷帙宏富，開本闊大，印刷精美，裝潢考究，呈現出鮮明的明代官本特色。也是歷代大藏經中制作最精細的版本。
明【嘉興藏】開刻於萬歷年間，是唯一用線裝形式裝訂的大藏經，圖版因而成單面形式。由於多收入地方名僧著述，卷首扉畫出現構圖明快、刻畫質樸的僧人寫經圖，【嘉興藏】中的經首佛像有不少出自明代畫家丁雲鵬及明末清初畫家張琦之手，堪稱明代版畫藝術的精品。
清代官版大藏經【龍藏】的刊刻，始於雍正十一年(1733年)，至乾隆三年(1738年)畢其功，經卷前冠佛說法圖，繪鐫精細，紙墨上乘，堪稱清前期北方佛教版畫的代表作。但刀刻細致有余，神韻不足，整體布局片面追求莊嚴、肅穆， 卻沒有明刊大藏經扉畫恢弘博大的氣象、曼妙華美的氛圍。
清代佛經版畫偶有佳作，但總體上已呈現衰敗跡象，除民生雕敝、佛事不振外， 西方石印技術傳入引起的圖文印刷方式的變革，是更為關鍵的因素。石版印刷方法的傳入和普及，宣告了中國傳統雕版印刷技藝的終結，佛經版畫作為其衍生物，同樣不能免於最後的衰亡。
三、佛經版畫整理出版現狀
佛經版畫衰亡之日，就已完成了誕生時所擔負的宗教使命，但它在中國古代版畫史及中國美術史上的價值，已越來越為今人所重視。
鄭振鐸先生是近現代有功於中國古代版畫搜集、出版與研究的前輩，他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致力於版畫搜集，主要為明清小說戲曲插圖版畫，其中包括部份佛經版畫，在此基礎上出版的【中國古代版畫圖錄】、【唐宋元明清版畫選】、【中國古代木刻畫選輯】，收錄有較多佛經版畫，計三十余幅；另外還有周蕪先生【中國古代版畫百圖】，【中國美術全集·版畫卷】也收有佛經版畫；葛婉章女士【妙法蓮華經圖錄】，收錄台灣故宮博物院藏宋元刊【妙法蓮華經】所附版畫，近年又主持出版【佛經附圖】多媒體光碟，收錄院藏佛經圖繪。李致忠先生在【中國古代書籍史】和【古書版本鑒定】等著作中都有專門一節論述「古代書籍的插圖版畫」，還有【中國美術全集·版畫卷】所收王伯敏【中國古代版畫概觀】。也都涉及佛經版畫。首都圖書館周心慧先生主編的【中國古代佛教版畫集】，1998年由學苑出版社出版，可說是佛教版畫的集大成之作，圖集收錄佛教版畫六百余幅，涉及唐至清末民初佛教經圖版本近三百種，是迄今為止規模最大的佛教版畫作品結集，並附周心慧先生所作【中國古代佛教版畫史綜論】，對於研究及欣賞佛經版畫無疑具有重要貢獻。
敦煌莫高窟中被英、法、俄、日等國人劫購的大量早期佛經版畫，件件堪稱國寶，至今流藏域外，其中隱藏著佛經版畫的歷史全貌，我們期待著這部份敦煌經卷早日公之於世，為佛經版畫的研究提供更完整的素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