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勇儒」是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特有的一種品格，孟子論「勇」揭示了儒者的思想高格，勇與仁智並列，稱為儒家「三達德」。
「誌於道」是其核心要領，倡導一種「無論在朝在野，身處危難還是順境，都不改赤心，是知進不知退」的精神。
「勇」是一種力量之氣，一種擔當道義。「儒」具有儒家安身立命、為國為民、忠厚仁禮並存的特點。
所以「‘勇儒’型人格不僅體現了積極進取、持之以恒、敢於直面現實的人格精神，而且融入了儒學仁義、寬厚、忠孝等倫理道德理念」。
將生命建構與社會發展相互調適，相互促進，是中國古代文人弘揚生命精神的表現，柳宗元更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柳宗元的一生建構了「勇儒」型人格。在短短的47年時間裏，便將人生中的酸甜苦辣都品嘗了一遍：升官與貶謫，安逸與動亂，入朝為官與寄情山水，被愛戴與被嘲諷。
因為見證了朝廷的腐敗、世間的苦難、人情的冷暖，所以他入世為國效力之心異常堅定。無論是在朝做官時一心為國出謀劃策還是被貶永州、柳州後的著書立說弘揚文道，他都以自己的方式踐行了「誌於道」的人生準則。
曲折的經歷、艱苦的條件豐富了他的生活閱歷，生命內涵得到充實的同時，也對士人傳統的政治人格和內在價值進行反思，融入自己的人格建構以及文學創作中。
透過柳宗元的人生經歷和所留下的作品，我們能夠從中窺探其「勇儒」人格的建構脈絡。
柳宗元的勇儒型人格建構以被貶永州為界分為前後兩個階段。早期（主要指在長安做官時）屬於外顯型，更為積極入世，在入仕為官時堅守著儒家的忠義大節，充溢著一種銳意進取的精神。
後期（主要指被貶永州、柳州時期）屬於內斂型，隨著道佛思想對其影響的加深，在註重內心修養的同時，要求為文為藝表現出仁厚博大、剛正恢宏的氣勢，堅持「文以明道」的主張。
這兩種勇儒人格貫穿了柳宗元的一生，兩者相互交融，最終使其生命境界得到了藝術的昇華。
「誌於道」是柳宗元早期勇儒型人格的突出特點。「誌於道」作為勇儒型人格的核心要義，代表一種仁（人）道，一種大中之道。
不僅是【論語】中「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裏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篤信好學，守死善道」等的以仁、善為要義的勇往直前的儒家之道，還是對「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生命品格和生命存在的肯定與建構。
將儒家之道與生命內涵的建設相結合是柳宗元「勇儒」型人格的重要標誌。他渴望在對「道」的追求中弘揚其生命精神。
柳宗元出生於唐朝由盛轉衰的時期，藩鎮割據，宦官專權，柳氏也由顯赫大族敗落為卑微的仕宦家族。
為了重振國家的富強和家族的榮耀，從小就受到儒家文化熏陶的他，一直懷揣著為國為民，救時濟世之誌，向往於「勵材能，興功力，致大康於民，垂不滅之聲」。
剛邁入官場，他就寫信支持那些因陽城犯顏直諫遭貶謫而大膽請願的太學生們，並對這一壯舉表示了肯定。
其在贊揚太學生勇氣的同時也是在勉勵自己要明辨是非，不畏強權。此時的他初入政壇，對自己的前途充滿希望，渴望大展身手踐行儒家修身治國平天下的人生理想。
在宦官權勢滔天和藩鎮割據頻繁的高壓下，他毅然參加了王叔文主持的政治革新運動，推行了一系列有助於國家統一、百姓安居樂業的政策，以奮發勇猛之心和滿腔熱血對抗黑暗的惡勢力。
變革雖然失敗了，柳宗元也被貶到偏遠之地，但他身上所彰顯出來的「殺身以成仁」的豪邁進取胸懷是他對孔孟之道的執著追求。
柳宗元一直把弘儒道、行儒道作為自己的職責。未及冠時，便認為「夫君子之出，以行道也；其處，以獨善其身也」。
這裏的「出」即入仕為官，他認為既做了官，便需以己之力推行儒道，將做官與行道緊密聯系在一起。「官也者，道之器也，離之非也。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也。」
柳宗元把弘揚儒家之道作為官員的職責，認為守官與守道應合二為一，如此方能達到為官的目的。
既然為官要行道，那麽為文則要明道。因此他提出了「文以明道」觀。當時文壇上仍以靡麗雕琢的駢文為主。
為了恢復先秦兩漢時期的古文傳統，將作文的重心從辭藻方面重新轉回到思想層面，他和韓愈發起了古文運動，使得唐代文風至此煥然一新。
他強調文章當以「明道」為要義，主張文章應加強思想性，承擔相應的政治責任，發揮其社會政教作用，文飾繁瑣，一味地講究辭采華美則礙於道的傳達。
大力推廣儒道，整個社會富庶承平，才能實作明道濟世的理想。柳宗元為文倡導「明道」不是為了一時名聲或沽名釣譽。
在當時官比民大、官役百姓的背景下，柳宗元能發出如此大膽的正確言論，可見其思想的超前性。
在【送薛存義之任序】中，他提出了「凡民之食於土者，出其十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的民以稅雇官而不是官役民的設想。因為在他看來，地方官員不從事生產勞動，都是靠百姓支撐著他們的衣食住行。
既然如此，百姓把十分之一的收入作為賦稅，那麽官吏就是百姓所僱用的物件，理所應當為百姓服務。這種超時代性的民本思想是柳宗元一生都在追求的大中思想的核心。
其最終目的是建成「君臣同德，上下葉心，百職畢修，庶官以序，禮法明具，教化流行，方內歡康。
天下寧一，四人遵業，萬類樂生，嘉應休征，神物靈貺，形於草木，著於星辰」的國泰民安、四海融洽的和諧社會。
這種體貼民眾，註重百姓價值的民本思想是柳宗元早期「勇儒」型人格建構的重要一環。
柳宗元早期的「勇儒」人格建構以「永貞革新」失敗作為結束的標誌。變革雖然失敗了，但他在對道的執著追求以及對生命精神的弘揚中所顯現出來的奮發向上、無所畏懼的精神，一直引導著他冷靜客觀地面對現實、機智沈穩地化解困境。
最終以一種「古固有一死兮，賢者樂得其所」的姿態完成了前期奮勇直前、昂揚進取的勇儒型人格的建構。
柳宗元處於中唐時期，文壇一改盛唐雄壯渾厚的筆調，變得沖淡平胡。他愛讀漢代文章且十分欣賞其壯麗的文風，這裏的「壯」體現為一種浩瀚博大、囊括四海的磅礴之風，指向文章的旨意與氣勢。
「麗」則更多表現在文章的技法與文辭上，追求一種清新逸麗、峭麗峻潔的境界。壯麗即壯中有麗，麗中有壯，呈現出一種剛健雄雅與自然清新相結合的審美風格。
它不是「壯」與「麗」的單純結合，而是更高層次上的互相交融，也就是「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
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他對文章的最高要求乃是：既深刻又明朗，既通暢又精練，以自然清新取勝」。
壯麗的文風一般形成於國泰民安、雄渾開闊的社會氛圍中，因此在柳宗元這裏「壯」不僅是一種文章風格，還寄寓了他的生命理想，是他內心對恢復唐朝貞觀之治、開元盛世時期國力富強、文化繁榮、百姓安康局面的追憶與渴望。
這種審美風格體現了柳宗元內心深處的真情性與理想追求。他創作的不少具有壯麗風格的作品都呈現出一種渾厚有力、雄麗莊雅的體貌，而且文辭技法多變，似乎積蘊著一股奔騰不息的內在生命力。
在這些作品中，能感受到他內心的磅礴之氣與生命理想的安放。柳宗元對「壯麗」審美趣味的追求，彰顯了中唐一部份有識之士對實作生命理想與到達理想之境的渴望。
和寄托，從他留下的山水篇章中能窺探到其心靈的充實與成長。這一時期最典型、最能體現山水愈人的作品當屬【永州八記】。
這不僅僅是因為這幾處美景處於永州荒蠻之地，極難發現，也不僅僅是因為它為作者提供了文興大發的創作材料。
其更深層的原因在於作者借這幾處山水美景調適心靈，找尋人生的真諦，「使他有足夠的時間與自然相晤，與自我對話」，從而完成了精神世界的重建。
整個遊覽過程產生的審美體驗可分為三個層面：首先是生理層面的舒適感，「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之遨遊，舉熙熙然回巧獻技，以效茲丘之下。
枕席而臥，則清泠之狀與目謀，瀯瀯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山水鳥獸各自獻技，作者的聽覺、視覺以及想象等各種感官皆調動起來，共享生命流動的閑適感與自得感。
其次是心理層面的愉悅感，「隔篁竹，聞水聲，如鳴佩環，心樂之」，山間的泉聲如美玉相碰般清脆悅耳，使柳宗元不由得心中一動，愉悅感瞬間遍布全身，從生理到心理，人與自然的關系更近了一步。
最後是精神層面上達到物我合一的狀態。登上永州西山，所目之色，所聽之聲中，作者真正達到與大自然同遊的生命之境。
柳州的迷信風氣異常嚴重，當地百姓「傲化而偭仁。病且憂，則聚巫師，用雞蔔。始則殺小牲；不可，則殺中牲；又不可，則殺大牲。
而又不可，則訣親戚飭死事，生病了完全不看醫生，只一味地占蔔和殺牲畜，若占蔔結果不好，則蒙面等待生命的消亡。
柳宗元極其反對這些做法，對他們進行思想教化，使得當地百姓不再濫殺牲畜。除此之外，柳州人民因為迷信，不敢動土打井，只能從偏遠的地方打水，費時費力且十分危險。
為了改變這種狀況，柳宗元僱用民工開掘打井，用實際行動證明動土打井有利無害，柳州一改迷信風氣。
與此同時，柳宗元還註重發展文化和教育事業，將其當作成人成才之基。而且柳州百姓不開化、迷信，在一定程度上也與落後的文化教育有關。
柳宗元以一己之力，將柳州的文化教育推上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顯示了他日益豐富的智慧底蘊和不斷完善的生命境界。
柳宗元的一生雖短暫但不乏積極進取的生命精神，無論是被貶永州抑或是柳州，他都盡量以一種「往前看」的態度安放自己的生命理想。
即使其中含有挫敗失落之意，但深藏心中的「勇儒」型人格始終不斷引導他以一種超越自身存在的姿態向前行走。
他對生命美感的領悟與感慨存於他所留的詩文中，在對國家朝政、社會時事、日常生活、自然山水等的觀察與審視中，逐漸認識到生命的真諦與存在的意義。
心凝形釋，與造化為一，以大自然博大的精神充實生命，顯現出一種超越的「大勇」，這是他在中國思想史上的獨特之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