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豪/文
2021年在日本上映的現象級電影【花束般的戀愛】中，有這樣一個引發許多觀眾共鳴的橋段：兩個曾經因為共同的文藝愛好而墜入愛河的青年，小麥與小絹，他們曾經熱愛押井守的動畫電影，看笑星組合天竺鼠的小劇場演出，追新銳作家今村夏子的新作……但隨著男主人公小麥的工作步入正軌，兩人的距離愈發拉遠，當他們去逛書店時，小絹依然著迷於最新的純文學雜誌，小麥卻已拿起了封面上大大寫著【人生的勝算】的成功學書籍。
閱讀與勞動，不相容嗎？
「一進入職場，就沒再讀書了」似乎是相當普遍存在的現象，不過，此處「讀書」的指代範圍也可以擴大為更寬泛意義上的文化生活。例如，在電影中小麥與小絹發生爭吵的場景，已經成長為一名合格社畜的小麥冷漠地說道：「【黃金神威】看到第七卷就沒往後看了。【寶石之國】講了什麽也完全不記得了。小絹，我很羨慕還能享受這些漫畫的你……看了我也放松不了。我已經看不進去了。只能玩玩【智龍迷城】這種消消樂遊戲……但是，這都是為了生活，一點都不辛苦。」
換一種更加形象的說法，他每天下班以後，根本提不起勁看書、看電影，只想打幾把【王者榮耀】或者【神廟逃亡】就睡覺。當下，苦於職場內卷的年輕人，想必對這種心理都不陌生，即使是周末，也不願意投入閱讀、運動、社交或社群活動，只想在床上賴一整天。對此，我們很容易就理所當然地將「閱讀」的日漸萎靡，歸咎於現代勞動制度下的工作時間過長、精神壓力巨大等原因。尤其在曾經以加班文化著稱、「過勞死」事件頻發的日本，讀書與勞動這兩件事仿佛本身就是對立的。然而，耐人尋味的是，日本近代史上兩次較大規模的社會性讀書熱，一次發生在明治維新後的「殖產興業」時期，一次發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戰後重建時期，都是勞動環境及狀況相對惡劣的時代。
這裏有一項非常有趣的統計數據，暗示閱讀與勞動之間的關系似乎並不像看上去那麽一目了然。文教大學媒介學教授清水一彥曾經就「年輕人不讀書」這一說法如何成為社會共識進行了考證，根據他對日本全國發行量前二的報紙【朝日新聞】與【讀賣新聞】的統計，關於「年輕人不讀書」話題的新聞報道，在1970年—1975年期間的年平均刊登數為0條，1986年—1990年間激增到6.4條，而在2001年—2005年達到峰值11條。也就是說，自從20世紀70年代以降，「年輕人不讀書」的論調逐漸成為某種社會共識，與此同時，這50年間日本的勞動狀況卻顯然是在逐步改善的。20世紀70年代的日本尚未引進雙休日制度，國民年平均勞動時間高達約2200小時，而隨著以終身雇用、年功序列、企業工會為特征的日本企業經營制度的全面普及，到了2005年，這個數位已經降至約1800小時。
換言之，「工作壓抑了人的閱讀興趣及時間」「年輕人不讀書」可能僅僅是基於刻板印象的推斷，並無數據支撐，實際上，按照日本每日新聞社的「讀書世論調查」的統計，1970年代以來的50年間，日本人的讀書率始終保持在70%。時代日新月異，但人們並未變得更愛讀書，也沒有變得不愛讀書。
東亞世界歷來推崇「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這樣的知識崇拜傳統在今日亦演變出學歷主義的當代變種。但是，古典社會中士人階級壟斷知識特權的晉升機制，書籍更多承擔的是仕途敲門磚或文人趣味的功能。而在進入現代社會以後，「讀書」的含義與範圍都前所未有地擴充套件了。我們通常認知中的「閱讀」——無論是作為工作之余的智識享受，還是汲取實用性知識、提升個人能力的途徑，都是在晚近實作初步工業化的市民社會中才變成全民性的現實。
他山之石，可以為鑒，以下我們不妨追溯日本現代史上的「閱讀」與「讀者」的發展史。當更近一步拆解「閱讀」這個現代神話時，我們會驚訝地發現，現代意義上的「閱讀」本身就與「勞動」保持著深刻的共謀關系，甚至可以略帶誇張地打趣說：閱讀的誕生，本身就是對勞動的補充。
現代讀者的誕生
即便是在人手一部智慧型手機的當下，日本繁忙交錯的電車上也隨處可見讀書的人影。從白發蒼蒼的老人、通勤的上班族、睡眼惺忪的學生，到想要融入日本社會的東南亞移民，人們一手拉著車廂中的吊環，一手舉著文庫本閱讀，仍然是日常生活中的風景。
日本人愛讀書的「神話」似乎也並非電洞來風。早在江戶時代，彼時的日本尚是亞洲範圍內貧窮、閉塞、落後的國家，卻已有著高度完善的基礎教育制度。這歸功於江戶時代為庶民子弟開設的初等教育機構——寺子屋。相較於只招收武士階級的藩校，寺子屋不問學生身份，由僧侶、武士、儒生、醫師等擔任老師，教授「讀寫珠算」等實用性知識。由於寺子屋在日本全國範圍的普及，在嘉永年間（1848年—1855年），日本兒童入學率就已達到70%—86%，而在同時期的英國主要工業城市這一數位僅為20%—25%。根據歷史學者鬼頭宏的研究，到了幕末時期，日本城市人口的識字率達到 80%，武士階層達到100%，而同時期擁有86萬人口的倫敦為20%，54萬人口的巴黎為10%。不少學者認為，庶民教育的發達也是明治維新的學制改革乃至現代化取得成功的必要條件。
另外，也得益於活字印刷術的傳入與成熟，江戶時代催生出燦爛的閱讀文化。起初，出版物以佛經與【源氏物語】等假名文學為主，讀者群體限制在公卿貴族、僧侶學者。但自江戶中期以後，市井庶民文化臻於極盛，大阪、京都成為出版業中心。武士、商人與平民階級需要自己的娛樂，一時間，井原西鶴的浮世草子，山東京傳的戲作小說，歌舞伎、凈琉璃的劇本，面向兒童的繪本讀物「赤本」，面向成人的艷情文學「黃表紙」，乃至於從明國舶來、洛陽紙貴的【剪燈新話】與【水滸傳】，紛紛擺上了讀者的案頭。出版的繁榮引發了盜版書籍屢禁不止，舊書集散交易、租書生意也在江戶城與各藩國盛極一時，江戶閱讀文化之興盛可見一斑。
然而，古典時代的閱讀與今時大相徑庭，在日本，真正現代意義上的「閱讀」誕生於明治維新之後。文藝批評家前田愛在其名作【現代讀者的誕生】中進行了一番生動的勾勒：江戶時代至明治初年，書籍大體上是家庭共有的財產，也是以家庭形式進行的教養或娛樂活動，「每天晚上，父親大聲朗讀著有趣的書物，母親在穿針，姐姐在走線，但全家人都能聽見那回蕩的讀書聲」。明治維新之後的四分之一的世紀裏，社會層面上的「閱讀」（而非局限於文人墨客或藏書家們的「閱讀」）發生了從朗讀到默讀的巨大轉變，從均一性、共同體式的朗讀轉變向多元性、個人式的默讀，隨之，讀者的肖像也面貌一新，借用美國社會學家大衛·理斯曼的分類，即遵從父母教師授予的規範去生活、並將其視為善的「傳統指向型」人類沒落了，取而代之的，是透過書籍資訊構築自己的信念、踏上通往未知世界的孤獨冒險的「內在誌向型」人類登場了。
明治時代的日本政府是在國家層面上鼓勵讀書的，不僅對於少數精英，而是旨在提高全體國民的知性水平，這場「讀書國民化」運動是在國家主導下完成的。不過，與此同時，「超長時間勞動」的問題也已經初露端倪。根據橫山源之助的【日本下層社會】（1899）的描寫，明治時代的鋼鐵業工人的日均勞動時間長達13—16小時，工廠圖書室擺滿了【成功】【太陽】【實業日本】之類供勞工階級閱讀的雜誌。而隨著地方改良運動的推進，地方上市町村的圖書館數量飛躍性增長。換言之，「讀書國民」與「加班國民」是同時出現的，甚至可以說是明治時代日本人的兩張面孔。
讀者肖像的變遷
極具象征意味的是，明治時代最有代表性的暢銷書，既不是「睜眼看世界」的思想家福澤諭吉的【勸學篇】，也不是作家尾崎紅葉在【讀賣新聞】報紙上連載引得無數人競相追讀、「千紅一哭，萬艷同悲」的愛情小說【金色夜叉】，而是一部充滿著成功學俗氣與銅臭味的書——【西國立誌編】。
書名乍一聽古意盎然，實則這是一部轉譯引進書籍，原書是英國作家塞謬爾·斯邁萊斯（SamuelSmiles）在1859年出版的【自助】（Self-Help），經江戶幕府的官派留學生中村正直譯介為日文出版。到明治時代結束為止，【西國立誌編】的發行量高達100萬冊，這在當時人口約為5000萬的日本，是個相當驚人的數位。這本書的內容是300多位歐美歷史人物的生平故事組譯，比如牛頓、瓦特、拿破侖等，兼以名言警句、道德教訓與人生啟示。這本書的第一句話便是「自助者天助之」，通篇講述平凡人建功立業、勞動階級翻身做主的故事，這謳歌了現代競爭社會的價值觀。前現代的日本是典型的血統論社會，武士講求立身，商人謀求出世，農民則無遷居自由。而進入明治以後，幾乎所有公民都實作了職業選擇與居住遷徙的自由，宣揚「即使身處貧窮、困難的環境，憑借自身的努力和勤勉也可以取得成功」的自我啟發類書籍很自然地大行其道。值得註意的是，不同於當代成功學書籍的普適化，明治時代的【西國立誌編】是以男性讀者為中心的，那些成功故事中充滿功利色彩的經驗、教訓、心得顯然是為誌在站上時代潮頭、實作階級躍遷的勞動階級男性準備的。暫且不論這類書能否真的有助於讀者贏得人生，但它的確潛移默化地提高了大眾的工作積極性。
進入大正時代，日本讀書人口激增，根據小田光雄的統計，大正伊始（1912年），日本全國的書店數約為3000間，大正終末（1926年）則已超過了10000間。教養主義的閱讀潮流風行一時，相繼創刊的【中央公論】【改造】【文藝春秋】等綜合性雜誌成為人們茶余飯後的消遣，側面反映了持續擴大中的城市中產階級的新品味。實際上，今日被奉為文學名著的谷崎潤一郎的長篇小說【癡人之愛】，如果放回小說連載的1925年前後的時代背景下審視，則具有非常鮮明的「爽文」色彩。男主人公河合讓治出身鄉下，來東京念大學，畢業後在某電氣公司成為月薪150日元的技師，這是大正時代最典型的上班族肖像。【癡人之愛】的故事可以概括為「來自鄉下的、性格認真的京漂小夥在咖啡館與美少女服務員墜入愛河」，即便文學史日後為其披上「惡魔主義」與愛欲敘事的名頭，但這部小說本質上就是寫給上班族的意淫故事，它最初連載於【大阪朝日新聞】，目標讀者群體正是乘坐電車通勤的上班族。這與當今中國早晚高峰期的地鐵上，一目十行地讀著各類龍傲天、穿越、重生兵王、宮鬥題材的網路文學的都市白領，是異曲而同工的。無論是【癡人之愛】【平凡的世界】這樣的文學名著，還是時人鄙薄的網路文學，都作為娛樂產品起到了對勞動者的撫慰作用而暢銷。大正時代蓬勃興起的各種大眾型別文學——江戶川亂步的推理小說、吉川英治的歷史小說、海野十三的科幻小說，顯然都處於閱讀與勞動的這條延長線上。
【西國立誌編】代表著提供實用性知識、對工作有所裨益的自助手冊，【癡人之愛】代表著滿足讀者妄想、慰藉工作疲勞的娛樂產品，這兩種趨勢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日本，得到了體制性的加強，這就是「新書」與「文庫本」。兩者原本指書籍的開本大小，後來逐漸成為固定的圖書出版樣式。「新書」一律是B40的小長方形開本，體裁是輕松易讀的教養通識讀物，內容上是涵括政治、經濟、歷史、社會、時評等各領域的入門書；「文庫本」則是A6的小型開本，平裝廉價，便於攜帶。這種設計，雖然一定程度上是因為二戰後日本廢除了紙張配額制度，導致紙價高漲，出版社為保銷量才無奈縮小開本，但這種「屁兜大」的普及向書籍版式之中，顯然也蘊含了試圖打動通勤讀者的匠心。新書與文庫本，在二戰後都掀起了空前的熱潮，但耐人尋味的是，1960年代恰恰是日本歷史上年平均勞動時間最長的時期，最高可達到2426小時。
時至今日，新書與文庫本的出版樣式仍然是日本書籍的定規，在書店中，各社的新書、文庫叢書書櫃數要遠遠多於單行本書籍。不僅如此，就像社會學家小熊英二指出的那樣，日本企業獨特的「研修製度」文化，就發源於「新書」所代表的教養主義讀物。日本企業迄今仍然保持這樣的經營文化，即相對輕視大學專業，對校招生一視同仁，進行統一的研修與實務學習後再行定崗。這種制度的邏輯，就來自日本經濟戰後高速發展時期流行的教養讀物的「自我啟發」「自我賦能」。
如果你在1970年代的東京電車上，看到一個滿臉疲態的上班族在讀司馬遼太郎的【阪上之雲】，那麽，他很可能就像一個在2010年代的北京地鐵上讀【品三國】或【厚黑學】的人一樣，未必是在通勤時間消遣休息，而是在修習職場上的權謀世故。當然，書籍的種類細分起來成百上千，我們不能一概而論地講所有的「閱讀」都是對「勞動」的補充。但是，每個時代的暢銷書都反映了大眾的集體意識，從1871年的【西國立誌編】到2017年的【人生的勝算】，閱讀與勞動潛在的共謀關系似乎並未隨著百年時間的逝去有何更改。
既然如此，那麽，讓我們回到文章最初的問題：為什麽上班以後，書就不進腦子了呢？
閱讀，一個被反復制造的神話
「2011年，中國人均讀書4.3本，比南韓的11本、法國的20本、日本的40本、猶太人的64本少得多。」這組幾乎聳人聽聞的數據，在中文互聯網上廣泛流傳了有十幾年之久，它仿佛在用一種盛世危言式的口吻，表明了對中國人讀書素養與國家軟實力的擔憂。
然而，這些數位並非都能找到準確的來源。中國人年均讀書4.3本，這個數位是切合實際的，出自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組織的第九次全國國民閱讀調查（2011）。相較之下，其他國家不斷「通貨膨脹」的閱讀量——11本、20本、40本、64本，不免充斥著誇大其詞的謠言氣息。根據日本文部科學省的「國民讀書推進協作者會議」報告書（2011），日本人月平均閱讀量為1—2本，加權計算年平均閱讀量為12—13本，遠遠達不到網傳的40本的程度，而且該數位在後續年份的調查中也沒有發生太大波動。
比起這則網路謠言的真偽，更值得思考的，是這則謠言得以成立的前提。它之所以能夠如此廣泛地傳播，是因為這個論斷裏隱含著人們普遍持有的觀念：一種樸素的知識崇拜心理。人們對「知識改變命運」充滿確信，一張學歷可以改變個人命運，國民閱讀量可以決定國家軟實力水平。
近年來，隨著短視訊的爆炸性增長，碎片化消費娛樂的盛行，「當代人不讀書」的聲音又開始甚囂塵上。很多人哀嘆，時代越來越浮躁了，人們普遍不愛讀書了，沈迷於互聯網上無處不在的多巴胺陷阱，滿足於短期快樂這種易成癮的「垃圾快樂」。實際上，早在電視機普及的20世紀70年代，個人電腦走進家庭的20世紀90年代，以及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電子遊戲、彈幕視訊等每一種新媒介、新文化載體誕生之際，「書籍」都會反反復復作為道德批判的武器被提起。
這個籠統模糊卻又好像萬能的「書籍」究竟是什麽呢？
如果是傳統意義上的知識載體，那白紙鉛字的資訊儲存量早已被不斷發展的多媒體叠代；如果是實用性技能的指南手冊，那合該像考研結束後的參考書一樣論斤賣廢紙，我們也不必讀超出功利範圍的書；如果是審美體驗或智性娛樂的來源，那就與遊戲、漫畫、短視訊等「電子鴉片」並無本質區別，因為尚無任何科學研究證明欲望是分等級的，一種快樂就必然高於另一種快樂，「讀書」所象征的整體性的、長時段的、延遲滿足的快樂就必然高於「短視訊」所代表的碎片化的、即時的、及時行樂的快樂。我們普遍而模糊地認為，讀書總是要比打遊戲好的，但這顯然是出於讀書比遊戲更有利於事業前途的功利性目的，而非蘇格拉底所謂「愛智慧」的愉悅。
讓我們回到【花束般的戀愛】，其實，電影早已為「為什麽上班以後，書就不進腦子了」這個問題埋下了一個更殘酷、更直白的答案：小絹是出身東京的、富裕的廣告商家庭的女兒，小麥是來自小地方的、需要家裏補給生活費的、小煙花作坊的兒子。
或授權以說，拋開歷史性的知識傳統與審美經驗不談，大眾層面上的「閱讀」從來都是一個被反復制造的神話。縱覽日本近代的閱讀史，明治時代的弄潮兒嗜讀「成功學」；大正時代的新中產階級為區別於勞動者而發明了「教養」；現如今，小麥這樣的年輕人所謂讀不進書，其實也只是在閱讀與勞動的共謀關系中，暫時拋棄了娛樂享受的書，選擇了明確實用的書罷了。
我們大可以將「閱讀焦慮」扔進觀念的垃圾簍，對「年輕人不讀書了」的陳詞濫調不屑一顧。只是，當這個時代的閱讀神話浮沈反轉之際，當余華、厚黑學與大冰在書架上激烈交戰之時，當書籍或是窮人渴望成功的刻舟求劍、或是富人區別於他者的優越感掛飾、或是中產階級虛偽焦慮的投射物件，我們與書籍所帶來的最本真的快樂，還有多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