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了解今天的美國，【美國的反智傳統】不可繞過。
美國，擁有傲視全球的頂尖大學與眾多的諾貝爾獎獲得者，又因先進的科技與發達的商業引領著全球的風向。然而，美國文化卻少以精致、優雅聞名，實用、大眾化商品與娛樂才是其所長。
活躍於20世紀中葉的理察·霍夫施塔特，是哥倫比亞大學的美國史教授，他深深感受到美國人對純粹的學術，包含深厚的人文學養、抽象的理性思辨等的漠視與敵視。於是，他於1963年出版了這本結合了思想史、社會史與政治史的【美國的反智傳統】。作為少數最早註意到美國文化中「反智」現象的學者之一，他對「反智」做了系統且具歷史深度的爬梳。
【美國的反智傳統】指出，「反智」未必只是理性的盲目，它反映了美國人在特殊歷史與文化背景中形成的傳統。獨立建國的經驗讓美國人視歷史為落後且腐朽的事物，美國眾多政治家，包括富蘭庫林、亞當斯等人，使美國政治很快轉向以純樸、勤奮、踏實而沒有受過高等教育訓練的民眾為主體，知識分子淪為邊緣。蓬勃的商業文化更將美國的教育制度導向實用目的，而輕視博雅的人文熏陶。於是我們會看到：起草【獨立宣言】的傑佛遜因為學問太好，被批評不夠格做總統；老羅斯福靠狩獵技巧贏得選民青睞；鋼鐵大王卡內基批評大學教育對做生意有致命的傷害；田納西有眾議員以不會寫自己的名字而自豪，密西根州給老師的薪水比清潔工還低……
理察·霍夫施塔特（1916—1970）
美國歷史 學家，哥倫比亞大學教授
理察·霍夫施塔特試圖挖掘「反智」背後深層的文化與社會背景，他的傑出之處在於予「反智」以 同情性的理解。他認為，「偉大的人，偉大的民族，是不會吹噓和裝傻的，而是勇敢地面對生命中所有的恐懼」，以客觀中立之眼，如實面對事實，不因害怕被利用而放棄自我批評、自我糾正。【美國的反智傳統】一上市就造成轟動，並接連獲得普利策非虛構作品獎、愛默生獎與希爾曼獎等殊榮，可見其歷久彌新、經得起時代考驗的深厚史學造詣。
精彩片段
最早提出與社會疏離的知識分子不喜歡與「官方機構」打交道，這也預示著智識階層從根本上厭惡與權力有任何牽連。也許一旦知識分子進入「官方機構」，他就不再是知識分子了。這麽說，可能會把所有的大學教授從智識界一腳踢出去，因為學校也是官方認證的機構。這真是一個可怕的想法，也授權以被看作是對以下這個現實問題不加掩飾的表述：知識分子職業的需要，與他們所在機構的需求之間，存在著某種矛盾。學者們早就認識到，在這些機構中工作付出的代價，比離開這些機構的資助獨立生存的代價要小。事實上，他們也沒有選擇的余地：他們需要圖書館和實驗室，或許甚至還有學生，這些都只有官方設立的機構才能提供。
對於憑借想象力創作的作家來說，這個問題尤為嚴重。學術生涯提供的優渥條件以及嚴格的制度規定，不僅有礙於想象天賦的發揮，還會令真正有創造力的作家感到不安。此外，學術的生活過於狹隘，會過度限制一個人的經歷。因此，如果我們閱讀的文學作品的作者全都是教「創意寫作」這些課程的大學老師，那真是太糟糕了，因為他們的經驗基本上就是這些課程的心得。同樣的，如果一個極具才華的詩人把時間都花在擔任某個委員會的委員，討論修訂大學一年級的寫作課程上，那他也是在浪費時間——就像是陷進了馬鈴薯濃湯裏的蜂鳥。然而在許多時候，大學給作家和藝術家提供的部份或者臨時的資助，對他們還是幫助很大，否則許多人將淪為文化界不得誌的流氓無產階級。
普利策獎（The Pulitzer Prizes）， 被譽為「新聞界的諾貝爾獎」。 於1917年設立獎項，後發展成為美國新聞界的最高榮譽獎。
但是，對於所在學科受到專業問題影響的知識分子來說，大學不過是智識與權力的關系這個更重要、更嚴重的問題的縮影：我們幾乎出於本能地反對知識與權力的分離，但是我們又受到現代觀念的影響，反對兩者的結合。然而，也有例外的情況：古希臘和古羅馬時期的偉大知識分子，接受中世紀教育的醫生，文藝復興時期的學者，啟蒙運動時期的哲學家，他們都曾試圖為知識與權力的結合找到一條路徑，但是也不會過於樂觀或者天真地看不到中間存在的風險。他們希望與權力連線在一起後，可以促進知識的發展，就像與知識聯系起來的權力，會更加文明。在前面的章節中我曾提過，在國父生活的年代，知識與權力相結合的情況就符合這種理想：在同一個社會群體，在絕大多數人的心中，知識與權力的地位幾乎是平等的。 其中的原因並不像當代的一些評論家認為的那樣，國父比我們更優秀，雖然他們確實如此。 也不是因為傑佛遜讀的是亞當·斯密，而艾森豪讀的是西部小說。 這個時代與國父們的時代最根本的區別是，在十八世紀，社會沒有這麽細的專業分工。 在本傑明·富蘭庫林生活的年代，人們可以在自己的木料間裏做點科學實驗，如果在政治上有天賦的話，還能從種植園主變成律師，再成為大使。 今天，知識與權力的功能已經完全不同了。 如果權力尋求知識的幫助——這個必然趨勢也越來越明顯，它需要的不是智識的自由思考和批判，而是它包含的專業技能，那些可以為其服務的價值。 當權者很少會尊重專家眼中非常重要的「客觀中立」。 曾經有一位州長邀請了幾位傑出的社會學家，就一個有爭議的熱點問題向他們征詢意見，但是州長特意提醒了他們一下自己期待的結果。
【獨立宣言】主要起草人傑佛遜
如果一個當權者只是想把知識當作實作自己目的的工具，那麽在今天的美國，掌握專業知識的「專家」正好投其所好。之前我們曾討論過，知識分子所具有的專業知識正是這個國家所急需的，這令他們成為美國政壇的一股力量。但接下來的問題是，如果知識分子成了「專家」，他們還是真正的知識分子嗎？用歷史學家亨利·休斯(H. Stuart Hughes)的話說，他們是否變成了一個單純的腦力工作者，只是為雇用他們的人效力? 與在大學或其他經「官方認證」的機構工作一樣，這個問題的答案並不是那麽簡單，也不是那麽絕對的，而且真正的答案肯定不會令當代的知識分子滿意。現實的情況是，美國的教育基本上是為了培養「專家」，他們根本就不是知識分子或者文化人，而當這些人進入政府部門、企業或大學以後，他們不可能立刻變成知識分子。
如果是真正的知識分子進入權力部門工作後，情況則會更加復雜。難道這些具有反思精神的優秀人才只是因為成為駐印度或者南斯拉夫的大使，或者總統幕僚，就不再是知識分子了嗎? 毫無疑問，會有一些知識分子說，如果一個人從權力層的視角看待世界，或者為了獲得權力做出妥協，他就失去了知識分子最可貴的品質了。但是在我看來，這似乎是一個個人選擇，不能被一概歸為知識分子被迫與社會疏離的道德責任，無論是為了讓當權者接受知識分子的建議，犧牲一些批評的自由，還是像浮士德一樣出賣靈魂，以換取從老式學院中學到無法了解的世界。
那些堅決與任何權力撇清關系的知識分子都明白——幾乎是太明白——正是因為他們沒有權力，才讓他們看清這個社會。但是他們往往忽略，獲得權力，直接參與社會問題的解決，會給他們帶來其他的啟發。批評當權者的知識分子期望透過影響公眾的觀點改變世界，而參與權力的知識分子則希望直接運用權力來實作知識分子的理想。這兩者未必一定是相互排斥或者對立的。選擇任何一種都存在個人或者道德上的風險，也不可能讓如此重要的個人選擇成為所有人都要遵守的命令。知識分子在批評當權者時所犯的錯誤在於，他們對行使權力的限度缺乏認識。他們最大的道德失誤是過於清高，但是當一個人不承擔任何責任時，當然可以保持清 高。 至於那些給當權者出謀劃策的知識分子，他們的錯誤則是不願意把自己獨立思考的能力化為審視和批評社會的源泉。 也許他們被當權者的觀點迷惑了，所以無法從權力中抽離出來，失去了獨立思考的能力。 長期以來，美國的知識分子一直被排斥在權力層之外，也不被社會接受，所以如果他們突然與權力接近，就會迷失自我，失去判斷力。
正如我所言，對知識分子來說，重要的是他們究竟該作出怎樣的個人選擇；而對整個社會來說，重要的是知識分子界不應該不可挽回地走向兩極分化，一種是只追求權力並願意為了權力而妥協的技術專家；另一種是寧願逍遙遁世，也不願與當權者「同流合汙」的知識分子。毫無疑問，無論是技術專家，還是在精神上獨立於社會並對它進行嚴厲批判的知識分子，數量都不在少數，而且他們也會各盡所能，讓人們註意到他們的存在。也許，他們之間的爭論應該繼續下去，這樣智識界內部就會有在權力世界與批判世界之間進行調解的各種意見。如果這樣的話，知識分子這個群體就可以避免分裂成敵對、不相往來的小團體。我們知道，這個社會在很多方面都出了毛病，而一個社會是否健康，關鍵在於它的多元性，以及不同元素間自由地交流。如果所有的知識分子都只想著為權力服務，那將是一種悲哀；但是如果所有與權力接觸的知識分子都被迫認為，自己不再屬於知識分子，那同樣是一種悲哀，因為這只能導致一個結果：他們只對權力負責。
作者簡介
理察·霍夫施塔特
(Richard Hofstadter，1916—1970)
20世紀美國著名公共知識分子、哥倫比亞大學美國史教授。他曾兩次獲得普利策獎非虛構作品獎，第一次憑借【改革的年代】( The Age of Reform )中對20世紀初期進步運動的理性分析，於1956年獲獎，之後又因【美國的反智傳統】(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中對文化史的研究而於1964年再次獲獎。
除上述兩書外，他另著有【美國思想中的社會達爾文主義】( 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 )、【美國政治傳統】( The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 )以及【美國政治中的妄想偏執風格】( The Paranoid style in American Politics )。他還與華勒斯（Michael Wallace）共同主編【美國社會的暴力：一部真實記錄】( American Violence: A Documentary History ）。
內容簡介
美國的「反智傳統」已發展多年，幾乎可以說是美國政治、社會、經濟、教育的衍生物。作者理察·霍夫施塔特是少數最早註意到美國文化中的「反智」現象的學者之一。他從美國思想史角度出發，對「反智」進行了系統與具有歷史深度的爬梳，試圖挖掘其背後深層的社會背景，並予以同情性的理解，因此本書不但是研究美國文化與思想史的巨著，更可以透過它去思考一個更宏觀的主題：「智識」與知識有何不同？知識分子在社會上能扮演什麽角色，又如何與權力共處？
霍夫施塔特認為，美國的知識分子與社會大眾之間的關系一直是圍繞著「疏離」和「順從」這兩個核心主題展開的，從1888年到他撰寫此書的1962年為止，美國知識分子的狀況可以概括為四個階段，包括19世紀美國知識分子的困惑、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知識階層的反抗和復興、放逐的一代與短暫的和諧及20世紀四五十年代的順從與沈思。這四個階段的完整梳理，讓我們系統弄清楚美國文化中存在的問題，尤其是與「反智」有關的問題。
「反智」敘事集中顯示為對負面知識分子形象的刻意張揚，也衍生出當代中國知識分子形象的負面書寫。讓我們繼續思考，如何真正協調好知識分子與社會民眾的關系，或者說知識分子如何隨著社會的發展來重新確定自身的身份，也許才是我們應當密切關註的根本問題。
該書一上市就造成轟動，並獲得普利策獎非虛構作品獎。美國思想史名家施萊辛格也對霍夫施塔特推崇備至。可見，在這一研究領城，霍夫施塔特的【美國的反智傳統】不僅是集大成之作，還是理解今日美國所不可錯過的經典。
（摘編自【美國的反智傳統】第六部份，第十五章，知識分子：疏離與從眾 ）
整理 | 小羊駝
排版 | Lek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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