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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濤、劉雅媛:海派文化研究何以繁盛?

2024-05-08文化

點上方「上海社會科學院」關註

今日中國正在經歷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城市化行程。城市硬體的叠代升級日新月異,作為軟實力核心議題的城市文化卻仍是軟肋。近年來,北京、天津、重慶、武漢、廣州、蘇州、西安(長安)、溫州等一連串中國城市的名字,成為「某某學」名號的開端,正是對這一情況的回應。在這許多嘗試中,以對海派文化的探討,聲量最大,成果最多,成就最高。本文聚焦海派文化的生成路徑,分三個時段加以梳理,幫助我們更深層次地了解海派文化的起源、演進與繁盛的歷史行程。

徐錦江、鄭崇選等著【海派文化新論】,上海遠東出版社,2001年。

20世紀80年代中期至21世紀初:

定性研究、起點高、態度中立

改革開放以後,全國各地區域特點日趨明顯,各種地域文化競展風采,上海地域文化也越來越受到人們重視。上海在近代以前並無特指的地域文化名稱,於是,人們想到了在20世紀三十四年代轟動一時的京海之爭中的「海派」。

「海派」,自1917年第一次出現在大眾視野,很快就成為一個廣為流行的名詞。然而直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伊始,「海派」一詞才被上海文化界重新發掘並為其賦義,產生了「海派文化」一詞。許多開創性的學術討論與研究成果由此開始。1984年,黃裳在【瞭望】雜誌發表【榆下雜說:論「海派」】一文,認為「海派自有海派的特點,這是應該加以研究、總結的」。次年,繼續發表【敢舉「海派」旗幟,振興上海文化——我的祝賀】一文,再次強調了「海派」的積極性。1985年,何玉麟發表【縱論「海派」】,首先提出「海派文化」一說。文中將「海派文化」與「海派」並用,認為是中國近現代歷史文化發展軌跡中的一個「突峰」與「閃光點」。

1985年,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組織上海市高校、社會科學研究機構和政府工作部門的專家學者,以及宣傳文化系統的工作者共400多人的研究隊伍,經過廣泛的調查研究,形成了100多篇、約120萬字的研究論文與調查報告。是年11月,上海市委宣傳部思想研究室、【解放日報】【文匯報】【社會科學】雜誌聯合發起召開海派文化討論會,申城70余位學者、作家、藝術家、文化工作者等出席,就海派文化的源流、特性,以及如何作評價等問題,開展了熱烈討論。滬上文化界有人借此機會提出「重振海派雄風」「高舉海派旗幟」,引發了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學術界對「海派文化」持續數年的討論,其中較為有代表性的海派文化研究成果有:陳旭麓作【說「海派」】、楊東平【城市季風: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熊月之【海派散論】等。這一時期,海派文化的學術研究起點很高,對海派的起源、流變、內涵、定義、評價,以及與近代上海社會關系等諸多問題的討論已經相當細致深入,其學術之影響力一直延續至今日。

在這一階段的研究中,一個突出的特點是學術界對於「海派」與「海派文化」的態度相對中性,即肯定其積極性的同時,也清醒地認識到「海派」已是過去。在1985年的學術討論會中,形成了有關對「海派」的評價,認為「對‘海派’和‘京派’貶斥任何一方都是錯誤的。兩種文化都各有所長,也各有所短,應當互相取長補短。在民族文化發展過程中,應當允許不同特色的文化方式存在。」對於海派文化的前途,這一階段的結論也比較客觀,即更加註重於重振上海文化的聲威,認為需要「繼承和發揚‘海派’文化的優良傳統,吸取‘京派’以及其他各派之所長,克服自己的弊端……創造出具有‘海派’特色的社會主義新文化」。

對於「海派」一詞,陳旭麓認為「海派之名可棄,開新與靈活、多樣的風格卻不可無」。1998年,「上海文化·都市文化·海派文化學術研討會」召開,匯聚了學界、媒體30余人參與,是繼1985年之後第二次較大規模的討論,會後形成的一致意見是「由於海派文化生存的社會環境不復存在,舊的海派文化隨之消失。因此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所形成的上海文化不宜繼續依攀‘海派文化’,最好以上海文化名之」。

21世紀初至2014年:

探討城市精神,研究具體文化樣態

進入21世紀後,關於「海派文化」的探討在政策層面主要是圍繞著「城市精神」展開。2000年,上海市開展「面向新世紀的上海人精神」大討論。2003年,上海提出「海納百川」「追求卓越」8個字的城市精神。2007年5月,上海城市精神有了新的表述,提出要「與時俱進地培育城市精神,大力塑造海納百川、追求卓越、開明睿智、大氣謙和的新形象,使全市人民始終保持艱苦奮鬥、昂揚向上的精神狀態」的任務。自此,上海城市精神被表述為:「海納百川、追求卓越、開明睿智,大氣謙和」。

學術層面,「海派文化」的繼續研究大略從兩個不同路徑切入:

一是史學路徑的學術研究。有關上海城市歷史的研究,在改革開放之後,早已超越上海,甚至走出國門,成為全球眾多學者共同關註的學術物件,形成了海量成果。據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的【海外上海研究書目(1845-2005)】所列,至2005年底,有關上海的文獻,僅英文、法文、德文、日文等外文文獻,以及部份海外駐國內機構出版的外文文獻,即多達4092種。學界已有「上海學」的稱謂流行。史學界在研究範式的轉變行程中,有更加關註社會生活史、新文化史的傾向,海派文化的眾多現象都被納入到研究視野之內。代表性成果有【上海通史】【上海外國文化地圖】以及「上海城市社會生活史叢書」等;

新修【上海通史】30卷,融粹紅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於深厚的發展積澱和歷史底蘊之中,體現了上海的城市品格和城市精神。

二是文學、藝術路徑的學術研究。1989 年,上海書店出版社出版【中國現代文學史參考資料】之「海派小說」專輯,收入10位小說家及其代表作。文學研究中早有「海派文學」的概念形成。雖然「海派文學」涵意較為含糊,仍有不少描繪上海城市風情為主題的現當代作家會被冠以或自詡為「海派文學」作家,相關的文學探討也就被劃入「海派文學」之列。不限於文學作品,其他如繪畫、音樂、電影、戲曲、曲藝、語言學、服裝、飲食、建築藝術等文化領域中,海派文化的研究範圍愈加廣博。但與此同時,也有學者指出海派文化已有無所不包、過於泛化的態勢,值得警惕。

這一階段,隨著研究規模的擴大,海派文化研究機構與平台開始湧現,伴隨著2010年第41屆世界博覽會在上海舉辦,上海的文化聲量再次提升,海派文化研究走向一個新的階段。2001年,上海財經大學海派經濟學研究中心成立,2003年中心創辦【海派經濟學】季刊,至今已連續出版二十年。2002年,上海大學成立海派文化研究中心,李倫新任首任負責人,中心隸屬文學院,開始定期召開海派文化學術研討會,至2023年已舉辦二十屆,並於會後出版【海派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同時,該中心組織出版「海派文化叢書」數十卷,是目前最活躍的海派文化研究機構。同年,由施建偉等創立的【海派文化】報問世,每兩個月一期,每期約4000份,報紙掛靠同濟大學海外華文文學所名下,其間報紙多次參與主辦學術研討會與各種社會活動,並於2019年出版【海浪花開:<海派文化>報選粹】。2003年,上海交通大學以整合各個學科、資源,推陳出新,合力繁榮海派文化為主要目的,成立海派文化研究所,由熊月之任所長。2013年,東華大學成立海派時尚設計及價值創造協同創新中心。2014年,上海大學博物館開放,致力於海派文化、上海方言文化的收藏、展示、研究和教育,同年,博物館加掛了海派文化博物館的牌子。

這一階段的研究更著重於推進各種具體海派文化形式的深入探討,豐富海派文化的內容。「海派文化叢書」是這一時期的代表,該叢書透過數十個不同的主題,試圖勾勒出海派文化的全貌,使人充分看到了海派文化的豐富性。此外,【海派文化的十大經典流變】【海派文化概覽】也是這一階段有代表性的著作,均是對海派文化具體內容的刻畫。但這一時期相較於前一階段,綜合性的、定性的研究減少,取而代之的是具體文化樣態的研究,在批判性、思辨性與思想深度上,研究成果的品質明顯不及前一階段。

2015年至今:

配合政策,研究規模、影響力提升

2015年底開始,「海派文化」正式見諸官方檔,在「十三五」規劃建議中,上海提出要「傳承中華文化精髓、吸收世界文化精華、弘揚海派文化品格,著力提升核心價值觀感召力、理論成果說服力、宣傳輿論影響力、文化產業競爭力,基本建成國際文化大都市」。2017年12月,中共上海市委舉行學習討論會,提出「全力打響上海服務、上海制造、上海購物、上海文化四大品牌」,並指出「豐富的紅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是上海的寶貴資源,要用好用足」,將海派文化作為「上海文化」品牌的內涵之一,擺在和紅色文化、江南文化並列的位置。2021年1月,在「十四五」規劃中,明確提出「大力傳播和弘揚紅色文化、海派文化和江南文化」。同年7月,在【全力打響「上海文化」品牌 深化建設社會主義國際文化大都市三年行動計劃(2021-2023年)】中,提出「在海派文化傳播提升中彰顯‘上海文化’品牌建設聚力匯智作用」,並規劃了一系列有助於傳播海派文化的專項行動。

上海虹橋站的海派文化視窗。攝影 徐濤。

在這一系列的政策號召下,海派文化研究規模與社會影響力再次提升。除前述之機構與人員外,2017年,上海市虹口區四川北路公園內成立海派文化中心,是以促進海派文化創新傳承為使命的公共文化平台,舉辦免費展覽活動向市民公開。同年,以傳播海派文化為特色的文化計畫「海浪花講壇」創立,2022年度「海浪花講壇」落地長寧區圖書館。2023年,上海師範大學與徐匯區共建的「新時代海派文化研究中心」正式成立。

這一階段的研究成果延續了上一時期的特點,學理性的研究減少,針對具體文化內容的論述增多,研究之間形成對話的可能性繼續降低,而更多將重心放在闡釋並論證政策檔精神之上。這一階段的代表性成果為17卷本「海派文化地圖」叢書的出版,該叢書由上海市政協以及各區政協組織編寫,以上海16個區的海派文化特色資源和代表人物為核心內容,其價值在於具體文化形式的展示。在眾多論述中,亦有接續上個世紀對海派文化的綜合性研究。代表性作品,如【海派文化新論】,由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與歷史研究所學人共同書寫,論及了海派文化的歷史流變與時代構建,以及江南文化與海派文化等核心議題,與政策呼應緊密;郭驥修訂自他博士學位論文的【近代上海的海派文化】,借助了文獻數位化的東風,主要依靠【申報】等近代報刊,從海派文化的概念、形成、發展、特征、轉型等角度論述近代時期海派文化的種種面向,對於海派文化研究繼續有所推進。

以上圖片均由作者提供。

據筆者不完全的統計,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至2022年底,與「海派文化」直接相關的圖書640種,理論文章1537篇。從時間趨勢上來看,研究規模呈現逐階段上升的態勢,尤其是2000年之後,海派文化研究成果數量呈爆發式增長。但即便如此,「海派文化」時至今日其定義還是言人人殊,沒有統一的看法。【海派文化新論】書中認為,海派文化在生成模式上與傳統儒家文化、西方啟蒙運動完全不同,它並不是由某一階層或群體先提出「海派」的口號才得以普及的文化形態,相反,它是在無自覺無領袖的狀態下自然生發的,市民階層比文化精英們更早地接受並參與創造了海派文化,之後才引發學者們研究的興趣,可以說,對於海派文化的研究始終處於一種「文化追認」的狀態中。

(徐濤,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劉雅媛,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