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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3-18文化

如果列維納斯活著,他會反對人臉辨識

【列維納斯傳】

(法)所羅門·馬爾卡 著

公維敏 譯

有一個女孩子走在我前面。 看樣子 是個剛進高中的學生。 她穿一件灰外套,走得不緊不慢,不搖也不擺。 來到一道門前,她略停了一下,脖子以上和以下仍然一動不動。 她沒有掏鑰匙,或是掏出任何用於開門的工具。 門開了,她繼續不緊不慢地朝裏 走。 穿過好幾輛汽車之間的通道,她走向自己所住的那棟樓,在門口又站了一下,仍然沒有取出任何有關的工具,只是側了一點點頭,看了一下門邊的小螢幕,那上面亮起一道綠杠。 「哢」的一聲響,她伸手拉開門,進去了。 在門閉上之前,我還來得及聽到四個機器發音的字: 「核驗透過」。

「核驗透過」。這個女孩子先後進了兩道門,兩道門都對她的臉做了核驗。她自始至終,腦袋一動不動,似乎很嫻靜,但嫻靜既然是出於核驗透過的需要,就缺少了一些重要的內容,比如說——人的味道。


七八年前,人臉辨識似乎還只是一個夢想,但現在它已大舉進入商業市場。沒有監管機構指出它被濫用的隱患,各種企業排著隊安裝它,物業公司給每道門換上了它,手機裏冒出的提示也動不動就叫你「眨眨眼」「面向螢幕保持五秒鐘」。沒有調查記者來指出它存在的問題,監管它?負責任地使用它?不存在的。公眾對此有擔憂?不如問還有沒有「公眾」這種東西。螢幕早已在改變和塑造人的氣質,但那個進門的女孩身上,我看到人臉辨識的門鎖正在加強這一「去人化」的趨勢。


我們的一個基本假定是,所有的技術都有一些可取之處,世人似乎也有共識,確信一些技術——比如說某些可怕的武器,還有能覆寫基因的基因技術——是不能使用的,但這些技術已經存在。 更大的失敗在於,公眾對於那些可以破壞道德,或者至少使道德問題復混成的新技術,是缺少說「不」的機會和能力的,比如我,我可以調低人臉辨識技術在我生活中的「音量」,卻無法關閉它


用自己的臉開門——非如此不可嗎?便利也許是存在的,但是便利的發生一定意味著它會被濫用,會失控。在技術的發展進入了又一個倫理生命周期時,我看到它產生了使人「非人化」的效果。


三年前美國有一件事:底特律的警察局僅憑面部辨識就抓了一個人,抓錯了,那個人是無辜的,可是面部辨識軟體掃描了他的照片,認定他就是嫌疑人。軟體說你是什麽你就是什麽,如果你被錯抓,不能埋怨抓你的人,也無法埋怨軟體,不如埋怨你自己:我為什麽長得那麽可疑?我為什麽長著黑皮膚,導致軟體錯認?


透過自動辨識,無證移民的資訊都被政府機關的資料庫所掌握,更經濟、更強大的監控工具系統因為它的使用而更加完整。但是,面部辨識技術不僅僅是另一種工具,因為我的臉也不僅僅是另一點個人資訊。臉,和我們身體的任何其他方面相比,更能傳達我們的獨特性和人性。這一點,一位法國猶太裔哲學家——伊曼紐爾·列維納斯洞察得最透: 道德義務本身來源於人的臉


列維納斯(1906-1995)


列維納斯主要是一位倫理學哲學家。他經歷過二戰和大屠殺,這之後,他的思想任務就逐漸落在了為倫理學建立一個新的基礎上,這個基礎不是建基於上帝或康德的絕對命令中的純粹實踐理性,而是建基於「他人」。


1940年,法國軍隊在德國的突襲之下一瀉千裏,隆美爾將軍所部進入魯昂後,駐守在那裏的法國第十集團軍於6月18日投降,列維納斯當時任軍士長,被囚禁了一陣子後,被轉運到德國漢諾威地區的一所集中營。當時在德國,共有160多萬法國戰俘,分布在六十多個集中營和二十多個軍營裏。列維納斯脖子上套了個帶編號的木牌,和其他三萬多個法國戰俘關在一起,他被分配了伐木的工作。雖然被囚,特別是他還身為猶太人,但好在有保護戰俘的【日內瓦公約】,列維納斯甚至還有穿軍裝、挺神氣的囚徒照。


列維納斯與薩特,二位法國哲人都曾進過德軍戰俘營


然而囚徒終究是囚徒。2000年左右,所羅門·馬爾卡為了寫【列維納斯傳】,去存取了幾個相關的人,其中只有一人是列維納斯當年的囚友,年過九旬,回憶不真切,僅能記得列維納斯「有點自閉」,總是帶著個小本子寫點什麽;其他則是囚徒的子女或熟人,他們都只有點滴的、間接的東西可以說。然而這些人回想出的畫面、聲音,和另一些親歷者留下的文字交織到一起,形成了一層薄霧般的見證。有人回憶過森林裏的勞作,有人回憶到牢房裏的理發師,有人回憶過晚上的聊天和讀書,有的人回憶到囚犯的牙齒被敲光。


在這些不連貫的回憶中,列維納斯自身的沈默,把他顯現為一個見證人之一:他一生的寫作幾乎不提這五年的囚徒生涯(除了一次提到過一條深受囚徒喜歡的流浪狗),而且到了戰後,他跟當年的難友都沒有聯系。這看似冷漠,細一想卻可以理解,正如馬爾卡所說: 不彼此聯系,是因為「他們想忘了那個時期。」他們需要重建生活


1925年,列維納斯和布朗肖(右)與其他三位友人在一起

布朗肖是列維納斯的終生摯友,二人都不喜歡拍照


為此,我特別能接受、並且喜歡這部傳記的碎片感,乃至傳主的「缺席感」。「人不是活一輩子,人活的是幾個瞬間」——這本書可謂這句猶太名言的最佳詮釋:每個人的命途都與他人的命途形成交錯,臉看到臉,對話,之後想起,遺忘,或者再次憶起。在這本寫列維納斯的書裏,列維納斯許多時候是不在場的,是由他人提及,或是由時間、地點和事件喚出的。這符合他的性格,也合乎他在年近六旬時依然名氣不彰的事實,並且可以說,這是記住他最合適的方式。


「面孔」是此書的關鍵詞 。列維納斯立陶宛的童年和在巴黎求學時看到的面孔,在集中營裏見到的面孔,後來在課堂上和學術會議上面對過的一個個面孔。相遇的結果是留下痕跡。列維納斯在獲得自由後,與妻子女兒團聚,可是他留在立陶宛老家的至親們——父母和兩個兄弟——都被殺害了。「對列維納斯而言,被俘時期的經歷仍然是決定性的」,何以見得呢?馬爾卡並不給出什麽明確的證據,而是繼續喃喃地沈思:「與最普通的人相遇,喪失自由的磨難,對時間的感覺,衰退,痛苦,絕對消極,脆弱,岌岌可危……所有這些都在那兒,不停地扭曲著他的作品。」


列維納斯和妻子瑞薩及女兒,

布朗肖曾救他女兒逃脫被屠殺的命運


人活的不是一生而是幾個瞬間——或許還應該補一句,思想者活的是若幹話語。列維納斯的一個囚友,在集中營裏曾用鉛筆在一張卡片上塗了一些什麽。他獲釋後,這卡片就成了一份證物。此人的兒子(他後來當上了史特拉斯堡的首席拉比)把一份復制品寄給了列維納斯,附信中問:「這是邪惡的面孔嗎?」


列維納斯回信: 「邪惡沒有面孔!」


1986年,列維納斯和他在魯汶大學曾經的學生布爾格萊福


薩特的名言「他人是地獄」,正是關乎「他人」的,從一定意義上說,列維納斯哲學的出發點也始於這裏,但他強調的不是薩特式的「處境」,而是在他人的面孔前,「我」應負的責任。他在1976年開始真正成名(盡管他的主要著作【總體與無限】早已出版),是因為他的一些文章,被結為一本集子在荷蘭出版,印量很大,知名度超出了哲學圈的範圍,集子的書名叫【人之面孔的哲學】。以他的,周圍的人深深地影響著我們;事實上,只有與他們相遇,我們才能擁有道德。


那麽為什麽要擁有道德?當然是因為發生過恐怖。列維納斯用法語寫作,他熱愛法語, 他曾說,法語裏找不到合適的詞語來描繪大屠殺的恐怖 。在集中營裏,人臉的拷問力量遭到踐踏,無數人的表情都被蔑視了。 列維納斯說,臉之所以強大,不是因為它懾服人,而是因為它無比脆弱。 1982年,他在一次訪談中說:


列維納斯的代表作【總體與無限】

將「外在性」這一哲學概念推到一個新的深度


「臉部皮膚是最裸露、最貧乏的,臉部皮膚暴露在外,受到威脅,仿佛在邀請我們采取暴力行為。與此同時,臉又禁止我們殺人 。」


面對一張裸面,暴力即將發生,但又立刻退縮——這種轉變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這正是倫理義務的最初來源。美國優秀的猶太裔小說家伯納德·馬拉默德寫過一則短篇,講一個窮困的老父親帶著他的白癡兒子去趕火車,在火車站,一名粗魯冷漠的看守不讓老父親陪兒子進去,老人發狂了,看守正要動手毆打,在老人眼裏看到了自己的樣子,不覺放下了拳頭,讓他進去。這篇題為【白癡優先】的故事,再恰當不過地反映了列維納斯那深具猶太倫理色彩的面孔哲學,盡管列維納斯本人一向希望被人視為「思想家」而非「猶太哲學家」。


伯納德·馬拉默德的短篇集,以【白癡優先】命名


許多太空人在太空中看到整個地球時,都會被它的脆弱、渺小所震撼,心生愛護地球的願望。同樣的,他人的面孔透過顯示脆弱來傳達其含有的人性,它激起了我們深刻的責任感。但列維納斯還有更深刻的闡述:在他這裏,臉和「顏」、「顏值」是無關的,我們常說的「這個看臉的時代」與他對臉的思考完全背道而馳。 面孔的重要性,正在於它並沒有別的意味——不意味著醜與帥、方與圓、完整或破損……用列維納斯的術語說,臉是一個「沒有語境的符號」


只要看到真實的臉,你就對他負有責任。在猶太教傳統中,「愛鄰人」是一個極深刻、極具智慧的原則。為什麽要愛鄰人,而不是愛世人,或者愛民族,乃至愛全國人民?因為只有「鄰人」是具體的,鄰人產生了可以付諸行動的責任感,你的關愛無法及於世人、國人、「天下」,卻可以及於你所看見、所觸及的鄰人。猶太社群正是靠這一原則來維系的。當我們有時為「猶太人經歷了兩千多年流亡仍然沒有消滅」而發出人雲亦雲的感嘆時,不妨去翻【列維納斯傳】的第115頁,那裏有張照片:白發蒼蒼、頭戴猶太小帽的列維納斯,和夫人參加一個學生的家庭聚會時,伸手去幫學生接他懷裏的嬰兒。 只要是他人出現在你面前,你就會去搭把手,倘若一個族群裏人人如此,這個群體怎會斷代,怎會被輕易消滅


列維納斯會見以色列第四任總統埃弗萊姆·卡茨齊爾


鄰人之臉不能是一個虛薄的影像,為此可以理解,那些帶貨的人一口一個「家人們」,是為了拉近自己螢幕上的臉同看不見的其他人臉的距離。 當一張臉不可信,人就會使用饒舌的、過分的、浮誇諂媚的語言,這在列維納斯所闡述的猶太倫理學裏乃行淫之舉, 「言語的冗余是賣淫的開始」


惜字如金的米蘭·昆德拉,把他的第二本文論集定名為【相遇】。人文思想者總是自覺地捍衛人,為此總會啟程探尋一些根本的、純粹的相遇之道。好書,好的音樂,出色的繪畫和其他藝術,都予人以此種相遇的機會。它們相當於列維納斯所說的理想狀態下的相遇:你體驗到對方的臉,但實際上不會註意到任何東西,甚至連眼睛的顏色都不會註意到。


這肯定不現實,因為人很難擺脫無意識偏見,看到一張臉,人或許不註意眼睛的顏色,卻難以不註意到膚色、種族之類。不過,即使純粹的相遇是不可能的,列維納斯也告訴我們,他人的臉超越了所有對他人和自己的定義,讓你懂得,你所看到的是他人,這個人不是你自己。


基於這一點,你就負上了義務,首先是保護它,然後是過一種有道德的生活。 身處困境之人要保持堅強,不能從擺脫義務、縮回自身開始,而須反過來,去承擔義務。 以作品晦澀著稱的列維納斯,在談起臉的時候總是不僅穿透一切而且清晰有力,他說:「面容的外觀中蘊含著一種戒律,仿佛一位聖賢在對我說話。」


列維納斯的兩個哥哥,都在立陶宛死於屠殺


列維納斯逝於1995 年,他的生命夠長,但還沒有長到讓他有機會談論人臉辨識技術獨特的非人化效應,可是,他的哲學先於今日的任何相關的哲學,更早地預見到這種技術的危險。 人臉是所有倫理承諾的入口,而人臉辨識技術無異於繞過了倫理本身。 這樣的工具讓人們不再需要彼此對視,並把人臉變成了另一個數據集,在這個數據集裏,人臉的人性宣言——也就是激起我們道德感的東西——蕩然無存


【列維納斯傳】裏說到了幾位上世紀的哲學大家,第一是海德格爾,列維納斯受其存在主義影響甚大,卻不可能原諒他親納粹的行為;第二是保羅·利科,他和列維納斯是同齡人,但很晚才認識,列維納斯面對學術界「很容易退縮」,是利科為他搭建了橋梁,他們在十幾年裏持續參加教宗約翰·保羅二世組織的思想家座談。純思想的生活看起來是相當清淡乏味的,無非是對話,沈思,在沈思中對話,對話中沈思;論本職他們都是教師,利科是一個如此熱情的對話者,但他說他跟列維納斯的關系是「疏離的」。


保羅·利科


第三個人就是雅各·德裏達。當德裏達經常被美國人請去講學時,列維納斯的名字還遠在美國人的視野之外。本傳記的作者所羅門·馬爾卡存取了德裏達,透過德裏達所回憶的列維納斯的「痕跡」,馬爾卡看到了這二人共同的敏感。

德裏達說,某日他在列維納斯家中,聽到他抱怨說辦公室裏的檔太多,堆積如山,但他下不了決心擺脫這些東西。「您該如何處理這些檔呢?」列維納斯問,然後自己接著講:「我不知道該怎麽辦,我本想燒了它們,但我不能辭職,所以不能把它們當垃圾處理。」


德裏達記住了這樁對話。馬爾卡就此寫到,他們二人都最在乎留住那些源於日常生活的東西,「這揭示了存在的方式。」


德裏達


讓他感到「動容」並寫下來的從來不是什麽金句妙語,不是什麽私密事,或者「哲人不為人知的另一面」等等; 而是那種交往中的感覺,是一個人提及和「記得」另一個人的方式。 德裏達是個有強烈的悲情氣質的哲人,他整個成年階段都在讀列維納斯的書,視後者為亦師亦友。但馬爾卡顯然相信,二人在各自文章中的「相遇」才是值得一說的。德裏達對【總體與無限】有過批評文章,而列維納斯只有發表於1973年的一篇文章(馬爾卡說寫得「極為含混」)裏,指名道姓提到了德裏達,在那個文中,他做了一個令人嘆為觀止的比喻,他把德裏達比作1940年6月,德國的襲擊下法國人大舉南逃的混亂場面裏的一名理發師,這個理發師站在自己的攤位上,大聲吆喝:「小夥子們來呀,今天刮胡子免費啦!」

諷刺因場景具體而顯得辛辣。但在文章的結尾,列維納斯又送上了誠摯的問候:


列維納斯1948年寫給布朗肖的一封信


「想要‘改善’一個真正的哲學家,這不是我們的目的。與他的道路相交叉已經足夠好了,很可能這也是哲學上相遇的形式。德裏達提出的問題是很重要的,透過強調這一點,我們想要表達的,是一種在交叉的中心地帶體會到的相遇的愉悅感。」


【列維納斯傳】也並不是不寫哲人「性情」和「凡俗」的一面,只是作者本著誠實的自戒之心,暗示我們說不可能真正去拼湊起所有的痕跡,至於對一個人的一生做一種極為圓潤的敘事,這當然更是虛假的和不道德的。但某些藏於字句之間的性情仍在閃光:例一,列維納斯每次做講座,總是先要看到太太瑞薩的臉:「瑞薩到了嗎?啊好,我看到了」;例二,他曾為暗自苦惱於自己沒名氣,說「康德四十歲時早就名滿天下了」,但他又自我安慰地找補道,【純粹理性批判】,康德要七十歲才寫得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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