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蘊藏冬夏
編輯|蘊藏冬夏
唐、宋二代士人，皆有深切的江南認同心理。然而其認同之焦點，有經濟與文化之異。宋代江南能因「文」而興，絕不是僅靠發揚地方文化，而是在大量保存、吸收傳統的基礎上，塑成新型文化。唐宋之間隔著禮樂雕殘的五代亂世，於此際傳承文明、另生新變者，即是南唐。
就此而言，南唐對近世江南文化實有不可忽視的意義。但江南文化之大體不僅包含詩意審美的一面，還涵括主觀情誌感染他人，實行社會群體施用的一面，乃至歸於傳統儒學之醇厚淵雅的一面。 南唐在這些方面發揮了怎樣的作用？
六朝唐代江南風物與政治之糾葛
正如許多學者註意到的，自秦漢大一統以來，「江南」地域顯然存有與中原爭衡的政治意圖。然而因地形、資源所限，當時江南的政治實力仍未足與中原並駕齊驅。這促使士人將重心轉為文化審美方面的「軟實力」，從而再造優勢。如「二陸入洛，三張減價」，不僅是文學作品之優劣使然，還意味著江南士人與中原士族的競爭。
而二陸亦有意借話語塑造江南的獨異美感，暗示南優北劣之論。「陸機詣王武子，武子前置數斛羊酪，指以示陸曰：‘卿江東何以敵此？’陸雲：‘有千裏蒓羹，但未下鹽豉耳！’」相對陸雲以「雲間」意象，朦朧表現江南特有的蕭散清秀之美，陸機更舉日常飲食，將南北美感之工拙，落實到具體生活之中。
以飲食喻審美，著重的是以飲食素材象征江南風物。六朝是中國山水美學演變成熟的階段，士人更常見的現象是直接以江南風物為主題，呈現地域自然和才性素養的雙重意義。「江南才子」之概念，正從此時萌發。但它本義是指善於抉發江南風物美感，乃至以此塑成一國風貌的作者。
北顧樓、雲、柳，均是江南景觀或富有南方美感的風物。其實後期江南凸顯的審美性，仍可視作政治的一種變形和迂回。
但政治意義的發露，可以說完全賴於對文學的詮釋，而非作品字面所露意識。一旦這種詮釋方式失去主導，後人便會根據六朝文學所書山川風物等題材，將之理解為非政治性的藝術品。進而，「江南」被理解為審美物件，與中原的政治意味對列。
六朝文學對江南風物的書寫，往往受到政治意圖的推動。唐代似乎賦予「江南」絕對的審美色彩，與「中原」的政治意涵對峙。南唐作為江南政權，又號稱承續唐代正統，就必然回溯六朝對江南風物的政治書寫，而又承襲唐代對江南美感的塑造。至於當時新興的藝文潮流，推動南唐對江南美感的進一步營造，最終影響宋人。
南唐對江南風物的書寫及占有
南唐在政治上自命為「唐子孫」，從地域上處於南朝故地。它國祚雖短，卻同時吸收了南朝與唐的文化遺產。前代塑成的江南風物之審美意義，及其旁生映帶的政治意義，皆為南唐士人共喻。
不僅如此，六朝古跡又形成江南的「人文」風景，與「自然」並立。它們介入南唐士人的日常起居，成為生活的一部份。如修睦詩言：「僧閑吟倚六朝樹」，身邊草木都是齊梁古物，是以僧人對詩的認識不止依賴書面記載，更可與切身實景相互參證。此於南唐君臣，更是常情。
在南唐士人心中，它們是真實的、具體的某一場所，所以南唐作者可以透過書寫「占有」它。宇文所安先生曾經論析唐人「占有」風景的觀念，指出文士認為經濟購買並非絕對「占有」，反而是透過文學作品抉發風景特性，而加入自身主體色彩，才可以為景物打上私人銘印。這種觀念亦為南唐士人承襲。
當作者意欲彰顯的不只是私人，而是一國風貌時，南唐的政治形象便與江南風物形象密不可分了。在這一點上，南唐超越了六朝、唐代對江南風物的觀念。且不論唐代的純審美意識，即便是六朝人有意借風物獲取政治優勢，他們的方式也只是證成「江南」之優越，與「中原」抗衡。而南唐則是借取風物在實地或既往文本中的美感，為自身政治塑形。於是，江南種種風物，無不深含南唐的政治色彩。觀者在沈浸於其美感時，也潛移默化地認同了南唐。
徐鉉認為景觀之勝乃政治昌明的表征，那麽風物引發的感性經驗，也可能觸動政治之思。尤其是徐鉉一一歷數的都是具體風景，而不再泛言山川煙雲。徐鉉更將此理論落實於寫作實踐中。
而如前引徐鉉所謂「人多暇豫，物亦茂遂」，將繁盛景物歸結於昌明政治，並由此從蔣嶠嶔崟、潮溝清淺之視覺美感，延拓為一種政治美學，是知性的另一方面。由此，北苑將物質性的感知空間，同意識形態塑成的構想空間合二為一。
【北苑侍宴雜詠詩】中羅列竹、松、水、菊等自然佳景，描摹贊嘆，但描寫在與四者平行的風時，則感嘆「狄力無人識，誰知玩物華」。這表明徐鉉詩文中貌似具象，帶給我們充分感性體驗的景觀，仍是抽象意識形態的具現。透過書寫賦予的感性體驗，給讀者造成一種錯覺，即「北苑」經由藝文的呈現，變成一種透明可見的存在，而恰恰忽略了景觀作為一個載體容許政治觀念滲透人心。
江南景觀的政治性，不只體現在皇家園囿。【十國春秋】引【鳳凰台紀事】曰：「六朝舊城近覆舟山，去秦淮五裏，至楊吳時改築，跨秦淮南北，周回二十五裏。」秦淮是金陵城的護城河，與政治關系莫大。馬令【南唐書】載，宋攻江南時，「王師屢攻秦淮口水柵，（盧）絳數拒之」，可知其為軍事要地。然而秦淮亦是遊宴佳處，【釣磯立談】載：「會上巳日，朝貴出秦淮遊讌」可證。在時人意識中，同一條秦淮河擔負了政治、遊賞的雙重意義。
亡國之後軍隊毀敗，聯系的是樓台寂寞。反過來，在升元年間或保大前期的盛世，秦淮風景之盛可以引發政權強盛的感受。
南唐自塑景觀的意識、行為，承續了六朝、唐代對江南文化的生產方式，且深化了遊觀體驗與政治功利的混融合一。江南的詩性，並不只是一個觀玩的物件，而是可以透過審美經驗的傳遞感染，發揮實際作用。
江南美感的新型藝文載體及其跨域取備
南唐並列承續六朝、唐代對江南風物、文化的認知模式，形成一種新型觀念。與之相應的是，南唐適逢五代時期，詞體大量湧現，而繪畫技法、內容亦突破原有成果。於是，南唐在呈現江南美感時，同樣采取這兩種新的媒介。詞與畫不僅拓寬了「江南」的表現可能，本身典式亦引導著時人觀看「江南」的模式與思維。
南唐作者頗寫江南山川，此屬常識。但值得註意的是，他們還重新營造了江南空間。元人湯垕言董源「平遠幽深」，即【林泉高致】所謂「平遠之色有明有晦」「平遠之意沖融而縹緲」，指出董畫疏朗而不乏江南山川明暗淺深之層次感。趙幹也以「所畫皆江南風景」聞名。陳葆真指出趙幹【江行初雪圖】由密轉疏、虛實錯雜的空間特征，認為此傳達出南唐蒼涼幽淒的美學。趙幹已是後主時人，他畫中的悲傷氣氛，可能是南唐政治哀思傾註於江南景觀之間的產物。自然的感性空間與意識形態的構想空間，再度匯合為作者體驗的空間，落實於紙上。
同樣在南唐時期，詞體文學興起，並註意描寫江南風物，前人已有論析。筆者此處欲補說者在於，南唐繪畫對江南空間之層次間隔，及其氛圍所蘊意味的認知也延展到詞體。像「堂廡甚大」的馮延巳詞，並不因情感之深厚豐富，而完全頓入「重拙大」的密集形態，反是經過景物的點綴、組合，而兼具某種類似「平遠」的「沖融而縹縹緲緲」之效果。
這裏將風格與空間層次對照，其自然地理展現出的別樣美感。例如李煜詞中作為線索引導全篇的意象，往往具有南唐的「江南國」質素：閑夢遠，南國正清秋。千裏江山寒色遠，蘆花深處泊孤舟。笛在月明樓。
全詞疏密張弛的空間感，幾乎類似趙幹【江行初雪圖】：先是一道平遠深幽的「千裏江山」，悠遠峰巒並是寒色，形成砭人肌骨的「侵襲」感受。然後作者蕩開筆墨，轉寫一片江水，及江岸的幾叢「蘆花」，再至「蘆花」深處的一艘「孤舟」，與趙畫一樣由密轉疏。孤舟泊在蘆花深處，無異於尋覓一重並不牢靠的自蔽屏障。江南山川悠遠的自然空間距離，被作者內化為心象，表現為美好理想遭遇侵襲阻隔的心理距離。後主詞與趙幹畫的類同之處，當然不意味著前者模仿後者，而是表明江南自然空間對南唐藝文普遍的內在影響。
馮詞同樣呈現一種平遠的空間距離，而與李詞趙畫微有小異，是先疏再密。詞首以「碧」色和「玉笛」聲設定淒清氛圍；以江水茫茫不見吹笛之人，書寫路程之遠，營造送客之悲。經由「蘆花」「霜月」兩種與李氏【憶江梅】如出一轍的意象鋪陳，明日關山之「隔」取代了江水之「疏」，為綿長的心理距離再設一重蔽障。李、馮二詞中空間、距離、心態轉換之關捩，均由江南風物自然引發，可證南唐詞境界之大，及其疏朗清雅形態，與江南空間不無關聯。
進一步來看，南唐士人的心靈思維，與江南山川風物形成某種同構。因而，政治元素在藝文中的呈現形式，帶有一種源自江南空間的美感。偏安政權的惶惑孤寂，正由山川遼遠的寒色，及蘆花深處艤泊的孤舟表出。我們固然可以將之視為「比興」傳統的一種變化，但更應了解它不只是一種仿如外在工具的「技法」，而是植根於南唐作者心靈的「心法」。
江南士人觀看風景，並不只是一個主客體的並置，而是一個塑造士人身份和政權形象的過程。但是在發掘自然意蘊的過程中，靜觀審美的快適又沖淡了權力的宰制色彩，反而提供了一條越出權力，使自我直面世界的路徑。江南文化以審美引導政治，而又吸收政治質素所賦予的厚重、高遠。
南唐之於江南的文教意義
從南朝到南唐，江南政權在文化方面塑造政權形象優越性的方式，似乎以闡發風物之美為主。但南唐在五代亂世中吸引唐朝士人歸附，保存唐代制度、學術，而又培植起眾多儒學世家。它對近世江南的文化意義，同樣不容忽視。
在李昪的引導下，南唐的武人紛紛轉型文事。元宗、後主兩位尚文君主，更是提倡推動文教。例如李煜「懼時運之難並，鑒謨猷之可久」，自作【雜說】百篇，推動韓熙載【格言後述】【皇極要覽】、郭昭慶【經國治民論】、陳彭年【皇綱經】等系列著作的撰寫。
即使宋朝滅亡南唐，宋人依然肯認南唐保存文化之功。如馬令【南唐書】認為：「昔韓宣子適魯，而知周禮之所在。且周之典禮，固非魯可存，而魯果能存其禮，亦為近於道矣。南唐之藏書，何以異此？」馬令前文還提及南唐「所統州縣，往往有學」，因此馬令這段話說的不僅是藏書，而是對南唐文教意義的一個總判斷。江南在五代亂世中獨存禮樂文明，即當時道之所在。
自近世文化的線索來看，南唐入宋為後者輸送大量士人，在發揚風尚、編輯圖書、引導詩體等方面發揮作用。然而，南唐之於近世文化的意義更在於將唐朝士人招徠至江南，使其落地生根，發展為地方文化世家。
南唐在五代亂世保存士人、文獻，即在文化層面造成「保江南即保中國」的態勢。而其塑成的文化家族在江南之傳承，不僅終有宋一朝未曾動搖，甚至綿延至元明，無論居鄉、入仕，皆對近世文化產生絕大影響。正如錢穆先生所言：「在野學校之提倡，在朝風節之振厲，文章之盛，朋黨之起，皆由南士。」其中除朋黨外，皆為江南士人之功績，南唐在此過程中實發揮著樞紐中介的作用。
結語
由於南唐國祚甚短，所以學者們在論析江南文化史的過程中，往往忽略了它。實則，南唐在江南文化由中古向近世演變的過程中，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自文教的大方面而言，南唐不僅保存人才、典籍於戰火，還造就系列江南尚文家族。
自藝文作品對江南美感的發現而言，南唐將六朝、唐代遊觀江南風物的模式匯合，以藝文自塑景觀。南唐對江南風物審美的新貢獻，則是透過詞作、繪畫的新體裁呈現，尤其是詞體吸收南唐畫學對空間的把握。綜上，南唐在江南文化史上應占有一個樞紐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