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傾向於將自身所在社會的主流價值立為評判歷史及他者的認知錨點。西方人憑借工業資本主義的勝利，將這種內在傾向發展成進步主義話語。十多年前初讀威廉士時就印象深刻，欽佩他在【羞恥與必然性】一書中透過解析希臘詩人的倫理關照以戳破進步主義神話的努力。雖然在氣勢洶洶的進步主義者眼裏，威廉士顯得迂腐、落後，但對那些頭腦簡單的傻瓜同行而言，他的直言不諱絕對是一支解毒良劑。
中譯本【威廉士論評集】日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發行。該作是一部文集，編者根據時間序列組譯了威廉士從 1959 年至 2002 年期間發表於期刊、雜誌、報紙及其他文集中的評論性文章。威廉士主攻政治哲學和倫理學，但從文集內容可以看出，他對其他領域的哲學也有所涉獵。為方便讀者閱讀，我將先概述該論評集的特點，而後將用座標錨定威廉士的思想位置，最後將對其展開批判性分析。
文集並非專題論著，無法僅用兩三句話概括全書核心觀點。但思維不是從無到有的過程，即便個體想法會隨經驗增長而變化，與生俱來的認知慣性也會使不同想法之間形成路徑依賴。通讀整部作品，可得以下幾點粗淺印象。
【威廉士評論集】，作者：伯納德·威廉士，譯者: 謝沛宏 等，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7月
撰文｜陶力行
作為懷疑論者的伯納德·威廉士
第一，懷疑主義。書評不是概括、縮寫或擡舉，而是一種以批判為手段的知識生產方式。好書評和好專著一樣，都起步於懷疑甚至批判前人。但是，懷疑有大小左右之分，有人會專挑一些無傷大雅的瑣碎細節隔靴搔癢，有人則會抽絲剝繭，直擊對方的底層邏輯。從文集收錄的六十余篇書評可以看出，威廉士屬於後者，他是一名真誠的懷疑論者。
例如，羅爾斯主張用後天程式抹平階級差異，其在【正義論】中指出，一個正義的社會應該賦予所有人同等權利，以及機會的分配應向所有人公平開放，若資源有限，應優先於那些弱勢者。威廉士對此評論道：「我認為他致力於在程式階段談論社會階級……但他沒有指出根據何種條件挑出社會階級……他無法回答是什麽構成了階級和階級利益」。威廉士的意思是：羅爾斯不能將階級分化作為立論的事實性起點。
伯納德·威廉士（Bernard Williams，1929—2003）20世紀重要的道德哲學家，先後任教於劍橋大學、牛津大學和加利福尼亞大學柏克萊分校。他於1970年當選為英國社會科學院院士，1983年當選為美國藝術與科學院榮譽院士，次年當選為英國皇家藝術學會院士，並在1999年因其在哲學上的重大貢獻而被授予爵位。主要研究為倫理學、知識論、心靈哲學和政治哲學。威廉士對功利主義和康德倫理學的批判，以及對道德和道德要求的本質的探究，一度主導了西方倫理理論的思維。主要著作包括【倫理學與哲學的限度】【羞恥與必然性】【道德運氣】【功利主義：贊成與反對】【真理與真誠】等。
第二，歷史主義。多數哲學家喜歡用抽象概念主導敘事，雖然會引經驗案例作分析材料，但呈現案例時常以剝離歷史語境為代價。在多數哲學家眼裏，概念乃人類的意識產物，案例只是用於引出特定概念的工具。威廉士對此表示異議，他認為概念乃歷史結晶，主張「歷史理解應該出現在政治哲學之中」 ——盡管他承認自己做得並不夠。
例如，努斯鮑姆在【欲望的治療】中用「治療性哲學」這一概念重構希臘化哲學，論證希臘化時期各派哲學家如何透過哲學活動幫助哲學對話者「心神安寧」。威廉士反駁道，心神安寧乃現代而非古代日常關切，努斯鮑姆從現代人關切而非哲學活動賴以產生的歷史條件重構古代哲學，非但無法厘清古代思想脈絡，還建立起了理解古代的認知屏障。威廉士的意思是：去歷史化的「六經註我」只能緣木求魚。
第三，能動主義。在「人該如何行動」這一規範倫理學議題上，義務論倫理學和功利主義倫理學是當代兩條主流路徑，前者主張行動者應根據先驗的對錯標準行事，後者主張應基於後果的多少標準行事。兩種理論立場相反，但都將判斷依據托付給某種超越性原則以及都假定道德沖突可用人造規則瓦解。威廉士對兩者均不認同，認為兩者都忽視了道德行動者自身的能動性以及道德判斷的語境依賴性。
威廉士認同尼采的立場，認為道德行為由人完成，主張一個人選擇做什麽應取決於其對自身生活意義的把握而非由任何外在標準框定。訴諸理性主義構建超越性規則以規範人類行為的想法是現代化行程下的自信產物，這種產物的發展同時蘊含了對於個體的不信任以及對於未來社會圖景的高期望，但威廉士沒那麽自信，熟知「一切歷史產物都是條件依賴」這一原則。相比於宏大圖景，威廉士還是對個體更抱期望。
【倫理學與哲學的限度】，作者:伯納德·威廉士，譯者: 陳嘉映，商務印書館2018年11月。
第四，開放主義。價值意識會形塑認知，過強的價值傾向會導致政治正確與排他主義。哲學工作者自稱愛智慧，但他們也只不過是人類群體中的一員，與其他人群共享傲慢與偏見。相比而言，威廉士極為克制，針對不同立場，始終持開放態度，即便不認同某一立場，也只反駁對方的邏輯漏洞並嘗試從中挖掘亮點，而不會全盤否定。威廉士沒有獨斷論傾向。
例如，他認為存在主義在哲學上乏善可陳，但依舊肯定它的社會意義：「存在主義的這些更為個人化和戲劇化的方面或許比它的形而上學理論更為重要……存在主義理論的主體對於未來的人或許會更像一種極端版本的德國浪漫主義形而上學，而非對哲學史的重要貢獻。然而‘存在主義式的生活’這個概念，以及它對於個人擔當的強調，肯定對很多人關於價值以及他們自身的行動的思考產生了相當的影響」。
第五，直面主義。在功利主義主導的時代，人文學科一直遭無用論非議，一些人文學科工作者將問題拋還給非議者，傲慢地宣稱非議者不懂人文學科之價值，並用「無用乃大用」之類空話作搪塞，殊不知人文學科從業者的智識懶惰正是人文學科衰落的核心。可貴的是，威廉士直面自身所在領域之困境，承認當前哲學活動之局限，並從「人的本性」出發，對人文學科乃至哲學做出了辯護。
他指出，「如果作為學科的人文學科確實對理解社會做出了重要貢獻，並且理解社會本質上確實與我們反思、質疑並試圖改變社會的方式有關，那麽應該教誰、教多少人文學科的問題，本質上就與社會應該力求變得多麽開放或透明的問題有關……人文學科關心的是對我們是誰以及我們從何而來的信實理解，它們首先要求對其自身有信實的理解，因而要求對其價值做信實的辯護。」
伯納德·威廉士。
錨定威廉士的思想
將西方哲學的認識論尺度置於「宏大性—瑣碎性」這一連續統框架下觀察，可知美國實用主義傳統位於連續統右端，法國理性主義傳統位於連續統左端，而英國經驗主義傳統則居於連續統中間。相比於美國思想，英國思想有更強的歷史意識，相比於法國思想，其又有更多的情景意識。威廉士既不過分「雞毛蒜皮」又不過分「上綱上線」的學術品格，算是對自培根以來所形成的英式思想傳統的繼承。
認識論尺度的形成受制於特定的歷史經驗。十八世紀起，工業資本主義開始推動世界人文地理的轉型，伴隨而來的是世界各地頻繁發生的政治及社會革命。工業資本主義在英國是一種內生性產物，英國近代思想家從未有過法國式的「透過改變政治及社會結構以引入工業資本主義」的宏大訴求。對其而言，發展等同於交易行為的漸進性累積，所以現代化行程中，選擇經驗主義式的偵錯策略優於理念主義式的革命策略。相比歐洲，美國無歷史包袱。國家精英從無改變社會結構之訴求，自建國起就以為自己所建國家乃當時世界上最完善者。美國思想家思考社會問題時，不會訴諸英式經驗主義或法式理念主義，而主要采納基於「實踐—反饋」的修正主義。威廉士一語道破美國特性，「美國體制善於提出公共原則問題，但容易將其轉變為法律問題」。行動主張上，美國比英國保守，傾向於瑣碎的修補策略。
雖然威廉士屬於中道的英國傳統，但總是嘗試掙脫英國傳統之束縛。例如，他會以歐陸思想為座標批評英國思想的保守性。在【論懷疑的必要性】一文中，威廉士指出英國人不像哈貝馬斯那樣「能將對德國歷史的解讀與現代世界的理解緊密結合」，並將此歸結為「這與英國政治長期以來缺乏反思性有關」。依我見，缺乏反思性的主因是，英國乃現代化行程中唯一的先發國家，第一名從不需要也從無必要反思。促使威廉士與英國傳統「較勁」的動力可能來自英國的衰落。二十世紀以前，英國已經在世界範圍內建立起了廣泛的殖民系統，並因此被稱為「日不落帝國」，但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之後，退居二線。在毛澤東於 1970 年代提出的「三個世界」理論中，美蘇是第一世界，歐洲、日本、加拿大則是第二世界。國家位置的上移會激發本國思想家的自信，下移則會促進「反思」，而威廉士正是戰後英國思想家中的一員。
伯納德·威廉士。
超越威廉士
將威廉士的哲學放在西方政治哲學及倫理學脈絡下審視，可知其始終處在反思平衡點上，但若將考察座標切換為全球哲學或整個知識體系，就會發現其想法也存在各式單薄。
第一，沒有跳出真假二分敘事。西方哲學盛產各種「主義」，主義與主義之間往往排他。這種排他性與西方人不斷追求「根基」（foundation）的求真意識有關，即思考時總假定可見物是「假的」表象，在可見物背後隱藏著一種被設想為「真的」實在。對於實在的認識一旦產生分歧，沖突就會接踵而來。威廉士警惕各種主義，但沒意識到主義賴以產生的文化機制乃是基於真假二分的求真意識。
求真意識在前現代被表征為一神教話語，在近現代則被表征為各種倫理學及政治哲學話語。然而，基於真假話語的二分敘事只是一種認知模式，除此之外，還有基於中庸話語的連續統認知模式。在連續統認知模式下，人的求真意識弱，求和意識強，真假之間的界限往往模糊。如果認知模式本身存在問題，那麽基於該認知模式下的知識生產都會顯得「可疑」。
例如，威廉士討論的「上帝一詞有意義嗎」「墮胎是否應該允許」等問題都是一些基於二分認知模式提出的但無法匯出明確答案的可疑問題。一個學者一旦參與這些討論，要麽是選定某個極端立場，要麽就走向懷疑論。威廉士成長於西方傳統之下，將真假認知模式認定為先驗模式，雖從邏輯連貫性角度批評了各種主義論述，卻鮮有從認知模式切入將這些論述釜底抽薪，於是走向了懷疑主義。
【羞恥與必然性】，伯納德·威廉士 著，譯者: 吳天嶽，出版社: 北京大學出版社2021年5月。
第二，缺乏明確的座標意識。威廉士能夠從邏輯上指出各種論證的缺陷，但鮮有從知識批判走向知識生產。整部文集讀下來，除了「哲學研究應引入歷史理解」外，我並記不得威廉士提過什麽令我豁然開朗的觀點或啟發。從知識批判升級至知識生產依賴於研究者明確的座標意識，即需要研究者對於「何為好知識」以及「如何匯出好知識」這類問題有一個想象，否則，他的批判即便有理，也不會有任何指導性。
例如，威廉士在「論懷疑的必要性」一文中指出，「我所提到的所有哲學工作都驚人地缺乏一種能令人不安的懷疑論。（目前）對於道德判斷的懷疑論正因為是純粹分析性的，僅基於認知或語言層面的考慮，所以才會在很大程度上沒能觸動道德問題」。威廉士批判當前的道德研究過分纏結語詞表述是對的，但並未進一步澄清「何謂能夠觸動道德問題的研究」以拓寬論域，以至於他的批評顯得多余。
所有知識都以陳述（statement）形式出現。所謂批判，就是以生產新知為目的、與現成表述拉開距離的行為。批判有三種模式，分別是否定式批判、補充式批判以及涵蓋式批判。否定式批判旨在生產反向陳述，補充式批判旨在生產有資訊增量的陳述，而涵蓋式批判旨在生產能夠引出新論域的陳述——即所謂的範式創新。威廉士的批判主要是否定式批判和補充式批判，鮮有涵蓋式批判。
第三，沒有明確的賽道意識。體育場的每一個計畫都有明確賽道，賽跑比速度，扔鉛球比力量，足球比進球，每一個運動員都知道賽道在哪裏，以及知道跨界是難以取勝的。但是這個事情放在知識界，就變得很詭異，大多數知識界工作者都沒反思過賽道是什麽以及建立競爭的護城河。威廉士為歷史、哲學、文學等人文學科辯護，但在我看來，他提供的辯護非但無法證成人文學科的合法性，還會給對方送子彈。
威廉士的辯護策略有三，一是指出反對者的邏輯漏洞，二是歸納這些學科的過往成就，三是指出人文學科的優勢，即人文學科關心的是諸如「我是誰」「我來自哪裏」「我們要到哪裏去」等難以被其他學科處理的問題。第一條策略無法改變大多數人關於「人文學科沒用」這一刻板印象，第二條策略涉及個人價值偏好、主觀性太強，第三條策略最致命，因為威廉士眼裏的人文學科專屬問題本身不具備可回答性。
知識就是陳述，知識界比拼的就是陳述的生產。由於知識型別的差異，所以知識界內部形成了各種各樣的評價標準，諸如真值性、信度、穩健性或洞見性以及其他任何一條可被結構化表述的原則。任何一種標準的建立都會形成一條賽道並引來感興趣的運動員。如果人文學科支持者想辯護人文學科，就要好好想想，什麽樣的標準是能夠形成護城河的以及針對這一標準而導向的知識是唯有人文學科從業者才能提供的。
第四，沒有從「應該」轉向「是」。通俗的理解，規範性研究無非是開藥店、抓配方。但抓配方需以望聞問切為前提。一名專攻規範性研究的學者若不相信「應該」這一語法，要麽走向懷疑論，要麽轉行至「是」的領域。威廉士鼓勵傻瓜同行們多走後一條路，但他走的是前一條路，因為他沒有接受過診斷式訓練，並不知道怎麽追求「是」的知識。
所謂下診斷，無非是先發現特殊現象，然後找到合適的描述性框架錨定現象型別，最後透過排除法析出導致特殊現象的原因。當代政治哲學及倫理學總體上是膚淺的，因為研究者尚未學過問診，就急著抓配方，有時候甚至錯誤地把配方當作原因。威廉士雖然主張哲學研究引入歷史理解，但並沒有因此而轉向，因為他把註意力聚焦在了配方上——他研究配方，但不熱衷開配方，相比於開配方，威廉士似乎更相信「自愈」。
現代學術體系下的諸學科都分離自哲學。促使一門學科從哲學中獨立的認知性條件是「應該」與「是」的分離，即推動知識生產活動的動機雖然來自知識生產者的價值意識，但令知識生產活動得以瓜熟蒂落的條件則是其事實意識。優秀的學者從事知識活動時，會有意識地從價值意識主導轉至事實意識主導。如牛頓的知識活動起步於「相信上帝應該存在」，後止步於「論證力的存在」。這點而言，威廉士算半個優秀吧。
威廉士是一個優雅、松弛、體面的人，他的哲學氣質和他個人品格高度相關。在一個聒噪、各方話語勢力都熱衷於搶山頭的學術世界裏，他總表現出一副優雅的上等人腔調。威廉士的哲學雖談不上深刻，但他不像自以為精明的功利主義者和自以為正義的義務論者那樣咄咄逼人、那樣令人生厭。我喜歡威廉士本人遠勝於他的學問，他滿足了我對於老派精英學者的美好想象。
撰文/陶立行
編輯/李永博
校對/盧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