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去內蒙古大草原，上海音樂學院音樂學系教授蕭梅就在想一個問題，「在百裏不見人煙的自然環境下，牧羊人在藍天白雲下唱起蒼涼的長調，他們身邊只有蒼天和草原，那麽這些歌是唱給誰聽的？」
研究多年民族音樂，蕭梅才意識到，長調悠緩的節奏，自由的律動，演唱者用一種特殊的發音和長長的拖腔，讓人感覺到一種綿延不盡的草原氣息。這些音樂特征與她眼前的遼闊的草原完全是貼切的。
內蒙古師範大學教授楊玉成是蒙古族，在上海音樂學院讀完博士後，在中國音樂學院和內蒙古大學任博士生導師。對他來說，研究蒙古民族音樂是始於血脈的本能，對蒙古族長調民歌進行理論研究與保護搶救，是持續多年的學術重心。
1947年之前，蒙古族傳統社會結構是由王公貴族、寺院高層喇嘛所構成的封建主上層階級和由鄉村富戶、普通民眾、一般喇嘛所構成的下層階級所構成。長調則是跨越階層的文化。在王公貴族的宴席上，在那達慕大會等大型活動上，在過年、過壽、生兒、新家宴請、婚禮、宴會等民俗儀式場合中，長調無處不在。更為常見的情景，則是牧民在日常勞動中的自娛自樂，貫穿牧區牧民生活的全部領域。
楊玉成說，「文革」期間，長調的破壞很嚴重，很多歌曲失傳，傳承鏈斷裂，成了長調民歌歷史從興盛到衰亡的分水嶺。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傳統生活方式在蒙古族民間逐漸恢復，但很難再回到過去的面貌。隨著改革開放深入，流行文化和新的娛樂滲透，牧民的生活也發生巨變，長調失去牧民生活娛樂的主導地位，日漸式微。
一些蒙古族牧民遷移到城鎮和發達地區，城鎮人口超過牧區人口，城鎮化趨勢明顯。如此一來，長調的生存根基更是搖搖欲墜。
2007年，楊玉成曾經帶著團隊到錫林郭勒調查蒙古族長調的生存狀況。當時的錫林郭勒草原，由於特殊自然地理環境無法從事農耕生產，仍保持了畜牧業生產方式和傳統民俗文化生活，可以算是最後一方「凈土」。
但在細致的田野調查後，他發現，長調民歌在這裏的流失情況嚴重，約有60%的曲目失傳。當地有不少老牧民會唱長調，但由於民俗文化環境的急劇改變，他們很少再演唱。
「更明顯是的傳承人的數量減少。在察哈爾、蘇尼特、阿巴嘎、錫林浩特長調傳承人數都不過幾十名，尤其是各旗青少年中，學唱長調者寥寥無幾。」他在當年的調查中發現，重要的地方性風格和演唱技法消失或異化，演唱習俗和文化功能異化、喪失。
他認為，長調民歌千百年來都是靠口耳相傳，透過各種民俗活動和日常生產生活得以傳承傳播。但隨著牧區交通設施的改善，牧區與外界之間暢通無阻，非互動式的、跨地域傳播，取代了社群內部的人際互動。過去牧民固有的文化結構瓦解，長調也難以傳承。
也正是那個時期，在北京生活了十幾年的阿拉坦其其格決定回到家鄉，開辟自家的牧場用作公益教育基地。
「她剛開始啟動長調培訓的時候，蒙古長調的傳承是堪憂的。她是抱著期待開啟自己的工作。」楊玉成認為，真正長調的傳承是一種文化，是無處不在的生活，是大自然連線在一起的。
「如果我們住在城市裏的高樓大廈，在鋼琴前教長調，這種傳承是錯誤的。長調只有回到天地之間，在自然之間，才是有生命力的。」他認為，長調的傳承之所以不容易，就是要回到自然的土壤和生活本身，如果沒有自然的語境，孩子們很難體會到長調的悠長與遼遠。
「阿老師為什麽偉大，因為她帶著所有的孩子，聽著百靈鳥的歌聲，白天撿牛糞、放牧，夜裏看星星、生火做飯，你就得在牧民的生活土壤中，才能真正感受到長調。」楊玉成說，最近幾年，他一直想做回訪田野調查，根據他獲得的數據，當年不同的旗能唱長調的只有20多人，現在數量已經上萬，而且很多都是年輕人和孩子。
蕭梅曾在1996年尋訪會唱長調的老人，當年，68歲的巴達瑪對她說，很多長調，打拍子是絕對不行的，彈鋼琴唱，也唱不出來，就必須跟著（老師）唱，「否則好多小東西都沒有了。就像烹調，花椒、大料、味精等調料都沒放進來一樣，沒味道了」。
她也曾去東烏珠穆沁草原尋找一位在50年代就特別有名的歌手莫德格。
那天，他們一行人在老人家裏等到天黑，老人才蹣跚回來。跟他們解釋，她得把羊群哄睡了才離開，羊群都是她的孩子。聊天時，老人把一雙骨節很大的雙手交叉著放在膝蓋前，沒有任何表情，嘴角輕輕蠕動，深沈的歌聲就在小土屋裏出現了。
「當時那個聲音，好像在一個特別深的山間，小土屋裏的一切都凝固了，又好像所有的東西都在飄浮，有一種特別堅韌的東西。好像在拉著你，使你不由自主去感受草原上的風。」那一刻，蕭梅被這種來自大地與自然的歌聲擊中，久久無法平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