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山【瘞鶴銘】是中外矚目的著名石刻，但它是什麽時代的作品，尚無定論。今從鶴與文學、碑版姓名標示、幹支紀年、文章內容、書法風格五個方面，對流傳的王羲之、陶弘景、隋人、顏真卿、顧況、皮日休、王瓚七說，進行稽核，糾其訛誤，補其闕漏，提出新說，請中外學者指正。
鶴與文學
在中國文學作品裏，鶴的出現頻率很高。【詩·小雅·鶴鳴】描寫過鶴的叫聲。班固【西都賦】、左思【吳都賦】都提到鶴。歷代詩賦筆記小說以鶴為題材者，不勝列舉。
雖然談鶴的文學作品多得可以匯整合一部書，但卻找不到唐朝以前有瘞鶴刻銘的跡象。這是探討【瘞鶴銘】時代無可回避的問題。然而自宋至清爭辯【瘞鶴銘】時代的許多文章中，只有一人註意到這個問題。孫礦【書畫跋跋】卷二上【碑刻·瘞鶴銘】雲：「鶴死而瘞之銘之，此等好事，亦近唐人所為。」他從社會風俗的角度，探索【瘞鶴銘】的時代，很有見地。可惜他沒有進行考證，尚不足以服人。
本來，墓碑銘、墓誌銘都是施於真人實事的。富於創造性的古文大家韓愈才破了例。李觀之硯，墜地而毀，埋於京師，韓愈為撰【瘞硯銘】，把為死人撰銘推廣到物。在韓愈之前，雖有為器物撰銘的悠久傳統，但把毀壞了的器物，視同死了的人，瘞之銘之，是沒有前例的。中唐的李觀、韓愈開風氣之先。
韓文的影響很大。寫過【請韓文公配饗太學書】的晚唐皮日休，即是韓愈的崇拜者。皮日休瘞鶴撰銘的舉動，與李觀、韓愈之瘞硯撰銘，是一脈相承的。程嗣章【張力臣瘞鶴銘辨書後】雲：「皮日休……詩集內有【悼鶴】詩，雲：‘卻向人間葬令威’，此瘞鶴之證也。又一詩，序雲：‘華亭鶴聞之舊矣，及來吳中，以錢半幹得一雙，養之殆經歲，不幸為飲啄所誤，經夕而卒，悼之不已，遂繼以詩’。陸魯望和雲：‘更向芝田為刻銘’，……此撰銘之證也。」程嗣章主張皮日休書【瘞鶴銘】，論證欠精密，不能成立（詳下）。但他提出皮日休有書瘞鶴撰銘的舉動，比孫礦的推測，進了一步，應予肯定。
主張【瘞鶴銘】是王羲之書、陶弘景書的人，既未考慮東晉、南朝蕭梁有無瘞鶴刻銘的風俗，更未考慮王、陶是否愛鶴。今案：【晉書·王羲之傳】雲：「性愛鵝」。李石【續博物誌】卷上雲：「陶隱居雲：學道之士居山，宜養白犬、白雞，可以辟邪。」把瘞鶴刻銘的舉動，強加於愛鵝的王羲之，養白犬、白雞的陶弘景，是難以自圓其說的。
碑版姓名標示
書碑是苦事，唐以前，達官貴人不屑為之，大多出於書佐、小吏手筆。唐太宗重視書法，親自書碑，並常敕名家書碑，書碑者不以為苦，反以為榮了。我們所看到的地上及出土的魏晉南北朝石刻，大多不署撰者、書者姓名。到了唐代，石刻上署撰者、書者姓名才逐漸形成潮流。【瘞鶴銘】當是這種風氣下的產物。此【銘】的撰者、書者，順應時代風氣，不能不姓名標示，卻又不願留下真姓名，所以用了別號。前人探索此【銘】的時代，不從由漢至唐石刻署不姓名標示的歷史現象中求答案，卻在「華陽真逸」、「上皇山樵人逸少」兩個別號上進行曲解和武斷。
歐陽修【集古錄跋尾】卷十【瘞鶴銘】說：「或雲華陽真逸是顧況道號。」又說：「疑前後有人同斯號者也。」趙明誠在【金石錄】卷三十【跋尾·瘞鶴銘】說：「題華陽真逸撰，真逸未詳其為何代人。歐陽公【集古錄】雲，華陽真逸是顧況道號。余遍檢唐史及況文集，皆無此號，惟況撰【湖州刺史廳記】自稱華陽山人爾，不知歐公何所據也。」歐陽修的猜測被趙明誠駁倒了。
黃伯思【東觀余論】卷下【跋瘞鶴銘後】說：「弘景自稱華陽隱居，今曰真逸者，豈其別號歟？」蔡絳【西清詩話】進一步說：「余讀【道藏·陶隱居外傳】，號華陽真人，晚號華陽真逸。」今案：文物出版社影印【道藏】第五冊，有【華陽陶隱居內傳】三卷，「薛蘿孺子賈嵩撰」。卷上有一段話：「仲尼雲，隱居以求其誌，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未見其人。我今日義達無復其方，請從求誌之業，乃自稱華陽隱居。」賈嵩又引：「【本起錄】雲：絓人間書疏皆以此號代名。」【本起錄】是陶弘景「猶子」陶翊撰，所言可信，與史傳碑誌亦同。蔡絳把「內傳」誤為「華陽真人」，又捏造了一個別號「華陽真逸」。由於【道藏】是一部大書，不是人人都能閱覽的，蔡絳所謂「華陽真逸」即陶弘景的謬論，曾蒙蔽了許多人，今予以徹底拆穿。
古人別號中帶華陽地名者，如華陽子、華陽生、華陽君、華陽樵人、華陽散人、華陽道人、華陽居士、華陽老人、華陽處士、華陽逸者、華陽洞叟、華陽山外人等，不勝列舉。「華陽真逸」是一個完整的別號，怎能丟掉「真逸」，只用「華陽」去牽強附會呢！
「上皇山樵人逸少」也是一個完整的別號。王羲之、皮日休都字逸少，但都無「上皇山樵人」之稱。丟掉「上皇山樵人」，只用「逸少」進行猜測，當然是徒勞的。上皇山在那裏？前人或雲在會稽，或雲即降真山，或雲在鎮江，但都舉不出王羲之、陶弘景、皮日休自稱「上皇山樵人」的證據。
【瘞鶴銘】的姓名標示是：「華陽真逸撰」，「上皇山樵人逸少書」，「夅山征士、丹楊外仙尉、江陰真宰立石」。分明是五個人。主張陶弘景書【瘞鶴銘】的吳東發，繼承陶弘景號「華陽真逸」的謬說，但「華陽真逸撰」不等於陶弘景書，（郝經【陵川集】卷二十【瘞鶴銘辨】雲：「矧於銘中書華陽真逸撰，不書其並書也。」）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他竟然把幾個別號一齊加在陶弘景頭上。他在【瘞鶴銘考】中說：「……‘征君’、‘外仙尉’皆隱居其寓其銜，‘上皇’、‘降真’皆自寓其棲隱之地，而‘丹陽’則紀其故鄉也。」這樣就把撰者「華陽真逸」、書者「上皇山樵人逸少」、立石者「山征士、丹楊外仙尉」（除「江陰真宰」外）都曲解為陶弘景一個人，是猜測【瘞鶴銘】姓名標示之謎的最武斷者。但吳東發無法解釋陶弘景為什麽要在【瘞鶴銘】石刻中用四個別號這一特殊現象，按照慣例，署「華陽真人撰並書」不就行了嗎？
翁方綱主張陶弘景書【瘞鶴銘】的意見雖不可取，但他在【瘞鶴銘考補】中還有一段話：「以理論之，則華陽真逸、上皇山樵、江陰真宰、丹陽外仙尉之類，皆無姓名可考。自以闕疑為是。」這段話是清醒的。
幹支紀年
【瘞鶴銘】序雲：「壬辰歲，得於華亭。甲午歲，化於朱方。」探索此【銘】的時代，應將壬辰、甲午兩個幹支，與王羲之等人的行蹤，進行對照，是否符合？
晉鹹和七年壬辰（332年）
晉鹹和九年甲午（334年）
黃伯思【東觀余論·跋瘞鶴銘後】雲：「王逸少以晉惠帝大安二年癸亥歲生，年五十九，至穆帝升平五年辛酉歲卒。則成帝鹹和九年甲午歲，逸少方年三十二。至永和七年辛亥歲，年四十九，始去會稽而閑居，則不應三十二年已自稱真逸也。又未官於朝及閑居時，不在華陽，以是考之，此銘決非右軍也審矣。」今案：王羲之的生卒年，有幾種不同的推算。推算生於西晉大安二年為最早，生於東晉大興四年為最晚。黃伯思是按照王羲之最早的生年推算，如按照最晚的生年，則「甲午歲」瘞鶴之年為鹹和九年，王羲之才十四歲（虛齡），決無書寫【瘞鶴銘】之理。黃伯思判斷王羲之「未官於朝及閑居時，不在華陽」，是正確的。王羲之「不在華陽（茅山）」，更不在焦山，決無書【瘞鶴銘】之事。
主張【瘞鶴銘】是王羲之所書的郝經，在【瘞鶴銘辨】中反對黃伯思：「是大不然。其銘之年月，作文之年月也，非書之年月也。鶴瘞文成之歲，則甲午歲也，書之之歲，焉知非永和之末、升平之初乎？」他假設作文在前，書寫在後，拉開距離，以自圓其說，是徒勞的。因為：【瘞鶴銘】中有王羲之卒後的事（詳下），難道是王羲之鬼魂寫的嗎？
梁天監十一年壬辰（512年）
梁天監十三年甲午（514年）
【東觀余論·跋瘞鶴銘後】又雲：「壬辰者，梁天監十一年也。甲午者，十三年也。按隱居天監七年東遊海嶽，權駐會稽。永嘉十一年始還茅山。十四年乙未歲，其弟子周子良仙去，為之作傳。即十一、十三年正在華陽矣。」黃伯思此考，似是而非。茅山非焦山。如陶弘景是鶴的主人，為什麽不把鶴留在茅山餵養，而讓鶴死於焦山，將鶴葬於焦山呢？
吳東發感到黃伯思說法有漏洞，他企圖彌補這個漏洞，在【瘞鶴銘考】中說：「按隱居【許長史舊館壇碑陰記】梁天監七年往永嘉。十年涉海。十一年夏還木溜嶼。其年十月有敕迎還舊山。十三年正月至茅山。是年歲在甲午。則所謂‘甲午化於朱方’者，乃自會稽奉敕還茅山時也。於時適過焦山，因瘞鶴鐫銘於此，不然何不瘞於華陽而於焦山耶？」暫且不說吳東發所謂【碑陰記】是否可靠，據【道藏·華陽陶隱居內傳】卷中：「會上使司徒慧明迎還舊嶺。道中書敕相望，仍欲先生至都下。先生至晉陵，辭以疾，乃還華陽。」可見陶弘景的路線是會稽——晉陵——茅山，未經焦山。吳東發弄巧成拙，他自以為彌補了陶弘景將鶴「不瘞於華陽而於焦山」之漏洞，卻暴露了陶弘景由會稽還茅山的路線與【瘞鶴銘】內容之不可調和，可謂欲蓋彌彰。
隋
蔡襄說【瘞鶴銘】「當是隋代書」。隋起開皇元年辛醜（581年），終義寧二年戊寅（618），無壬辰、甲午兩個幹支。蔡襄說不能成立。
唐天寶十一載壬辰（752年）
唐天寶十三載甲午（754年）
據殷亮【顏魯公行狀】、令狐峘【顏魯公神道碑銘】、留元剛【顏魯公年譜】、華沅【顏魯公官階考】、黃本驥【顏魯公年譜】等，顏真卿天寶十一載為武部員外郎，十二十三載為平原太守，與焦山如風馬牛不相及。
唐元和七年壬辰（812年）
唐元和九年甲午（814年）
董逌【廣川書跋】卷六【書黃學士瘞鶴銘後】雲：「顧況卒於貞元末，當元和七年為壬辰，九年為甲午，良不及也。上推壬辰歲為天寶十一載，況當兒稚，其號華陽乎？」今案：【昭德先生郡齋讀書誌】卷四上、【唐詩紀事】卷二十八、【唐才子傳】卷三均雲顧況至德二載進士及第，當天寶十一、十三載時，正準備應試，與【瘞鶴銘】求仙思想不合。顧況卒於貞元末或元和初，董逌雲元和七、九年「良不及也」，是。
朱彜尊【曝書亭集】卷五十【書張處士瘞鶴銘辨後】雲：「證為顧逋翁書。蓋逋翁故宅雖在海鹽之橫山，而學道句曲，遂移居於此。」今案：皇甫湜【顧況詩集序】雲：「為江南郡丞累歲，脫縻無復北意，起屋於茅山。」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十【敘歷代能畫人名·唐朝下·顧況】雲：「貞元五年貶饒州司戶，居茅山，以壽終。」顧況居茅山是貞元後，非天寶十一、十三載，朱彜尊不考顧況居茅山之時代，已誤，更何況茅山非焦山。
唐鹹通十三年壬辰（872年）
唐乾符元年甲午（874年）
程嗣章【張力臣瘞鶴銘辨書後】雲：「襲美為唐懿宗鹹通八年進士，崔璞守蘇，辟為軍事判官。自敘以九年從北固至姑蘇，鹹通十三年壬辰，僖宗乾符元年甲午，襲美正在吳中。其年相合。」此考不確。皮日休【破山龍堂記】雲：「鹹通十三年二月十九日，襄陽皮日休記。」【河橋賦】序雲：「鹹通癸巳歲，日休遊河橋。」可見皮日休鹹通十三年在常熟，十四年已北上。【新唐書·藝文誌三·皮氏鹿門家鈔九十卷】註：「皮日休，字襲美，鹹通太常博士。」（【唐詩紀事】卷六十四同）【河橋賦】即鹹通十四年皮日休入京為太常博士「遊河橋」時作。乾符元年皮日休不在吳中，何能有焦山瘞鶴刻銘之事？
文章內容
【瘞鶴銘】如是王羲之所書，就應是東晉人所撰，從文章內容進行鑒定，是必要的。李之儀【姑溪題跋】卷一【跋瘞鶴銘】雲：「世以為右軍書，或謂其語不類晉人，然卒不能辨也。」張邦基【墨莊漫錄】卷六雲：「世傳以為王逸少書，然其語不類晉人，是可疑也。」劉昌詩【蘆浦筆記】卷六【瘞鶴銘】雲：「今考【銘】引雷門故事，按【臨海記】：昔有晨飛鶴入會稽雷門鼓中，於是鼓聲聞洛陽，孫斫鼓，鶴乃飛去。恩起兵攻會稽，殺逸少之子凝之，蓋在安帝隆安三年，斫鼓必此時豈復有羲之誰肯遽取以為引證哉？然則非晉人文，不辨可知矣。」劉昌詩未考王羲之卒年，發言微誤。孫恩殺王凝之時，王羲之已卒，【瘞鶴銘】「雷門去鼓」的典故，決不會出現在王羲之的筆下。
陶弘景是道教茅山宗的創立者，被尊為「百代之名師」，他自稱「身有仙相」，十分自信。而【瘞鶴銘】序雲「天其未遂吾翔寥廓邪？奚奪之遽也」，不過是一個普通修道之人的口吻。兩人身份不合。【南史·隱逸傳下·陶弘景】記載陶弘景的政治地位：「武帝既早與之遊，及即位後，恩禮愈篤，書問不絕，冠蓋相望。……國家每有吉兇征討大事，無不前以咨詢。月中常有數信，時人謂山中宰相。二宮及王公貴要參侯相繼，贈遺未嘗脫時。」蕭綸【隱居貞白先生陶君碑】描述陶弘景的隱居生活：「養誌山阿，多歷年所。攝生既善，冥祥亦降。猛獸不據，魑魅莫逢。亭無荊棘，遠同闕裏。階吐神泉，徑動疏勒。於是羽人徘徊，仙客上下，鸞鳳遊集，芝英豐潤。」這樣一個聲勢顯赫、養尊處優的地上活神仙，死了一只仙鶴，算什麽呀！何能對前途喪失信心，竟然悲嘆「天其未遂吾翔寥廓邪」呢？
皮日休雖有瘞鶴撰銘之事，仔細推敲，仍於【瘞鶴銘】內容不合。皮日休【華亭鶴聞之舊矣，及來吳中，以錢半幹得一只，養之殆經歲，不幸為飲啄所誤，經夕而卒，悼之不已，遂繼以詩，南陽潤卿博士、浙東德師侍禦、毗陵魏不琢處士、東吳陸魯望秀才及厚於予者，悉寄之，請垂見和】首句雲：「池上低摧病不行」。從詩題、詩句看出：一、皮日休的鶴，是在「吳中」、「池上」餵養，與華陽真逸的鶴，在焦山大自然中餵養，不合。二、皮日休的鶴，「養之殆經歲」經死，與華陽真逸的鶴，「壬辰歲，得於華亭。甲午歲，化於朱方」，不合。三、皮日休對友人、入仕者稱官銜（「博士」、「侍禦」），未仕者稱「處士」、「秀才」，與華陽真逸對友人，皆稱「真侶」，不合。陸龜蒙【和襲美先輩悼鶴】詩有句雲：「但掩叢毛穿古堞。」翁方綱【瘞鶴銘考補】指出：「則當日襲美所葬之鶴，乃依城隅葬之耳，非在焦山崖下江流亂石之間，亦可知矣。」是。但必須補充：鹹通十四年皮日休已北上，他葬鶴是鹹通十三年以前之事。
【瘞鶴銘】雖非皮日休之作，而時代斷限大致可定。因為序與銘皆無駢儷之習，應在韓愈領導的古文運動取得勝利之後。
書法風格
從宋至清，否定【瘞鶴銘】為王羲之、陶弘景、顧況所書者，如董逌【廣川書跋·書黃學士瘞鶴銘後】雲：「然逸少，逋翁其書可見，不與此類。……或曰【茅山碑】前一行，貞白自書，與今銘甚異，則不得為陶隱居所書。」陳繼儒【泥古錄】卷四雲：「黃伯思以【瘞鶴銘】為陶隱居書，……謂以【朱陽帖】參之絕類，則余所不許。」楊賓【鐵函齋書跋】卷三【梁陶弘景上清真人許長史舊館壇記碑】雲：「陶隱居書，見諸記載者，有【黃庭外景經】、【大洞真經隱訣】、【畫版帖】、【入山帖】、【舊館壇記】五種，而皆未之見。緣前人多稱【瘞鶴銘】是隱居筆，遂以隱居書皆【銘】一例。今觀此帖，中規中矩，沈著方嚴，全從【勸進】、【受禪】等碑脫胎，似與【瘞鶴銘】別以結法。」
黃庭堅主張【瘞鶴銘】是王羲之所書，【豫章黃先生文集】卷二十八【題瘞鶴銘後】雲：「右軍曾戲為龍爪書，今不復見。余觀【瘞鶴銘】勢若飛動，豈其遺法耶？」所謂「龍爪書」，黃庭堅沒有見過，毫無根據，顯然不能成立。鑒賞家認為，黃庭堅「大書酷仿【鶴銘】」，深得其變化之妙。如章法的對稱、平衡、韻律的振顫、凝重，用筆的長橫、長撇、長捺，都是從【瘞鶴銘】發展起來的。可見他主張此【銘】是王羲之所書，是為了表明自己的書法淵源，擡高自己的書法地位。郝經佩服黃庭堅，在【瘞鶴銘辨】中提出【瘞鶴銘】「甚多【蘭亭】筆法」的觀點。任何人將【蘭亭序】與【瘞鶴銘】對比一下，都能看出是兩種書體。黃庭堅以人所未見的「龍爪書」立論，是狡猾的，而郝經以人人可見的【蘭亭序】立論，是愚蠢的。
認為【瘞鶴銘】類似唐人書法者最多，其中又分為三派。
一、似顏真卿。如歐陽修【集古錄跋尾·瘞鶴銘】雲：「按【潤州圖經】以為王羲之書，字亦奇特，然不類羲之筆法，而類顏魯公，不知何人書也。」黃庭堅既主張【瘞鶴銘】是王羲之所書，又認為歐陽修的意見正確。其【題瘞鶴銘後】雲：「歐陽公以魯公書【宋文貞碑】的【瘞鶴】法，詳觀其筆意，審如公說。」郝經既主張【瘞鶴銘】是王羲之所書，又認為：「其準繩意匠，後世唯顏魯公書【中興頌】、【宋文貞公碑】為近之。」主張【瘞鶴銘】是陶弘景所書的翁方綱，其【山谷說大字無過瘞鶴銘辨】也說：「故或者遂以是銘為顏魯公書，何者？為其中壯筆有近於【宋廣平碑】也。」包世臣【藝舟雙楫】既認為「可證【鶴銘】為隱居書」，又認為「杭州定庵藏宋拓【八關齋】七十二字，一見疑為【鶴銘】，始知古人【鶴銘】似顏書說有故。」康有為【廣藝舟雙楫】卷四【余論】則雲：「魯公書如【宋開府碑】之高渾絕俗，【八關齋】之瓦斯雍容，昔人以為似【瘞鶴銘】者，誠為絕作。」今案：二王書體是魏、晉式清談的產物。初唐，從宮廷到社會，都摹仿王字。到顏真卿才「變法出新意」。應是【瘞鶴銘】的書折仿顏體，而非顏真卿仿【瘞鶴銘】。
二、中、晚唐人書。如安世鳳【墨林快事】卷四【瘞鶴銘】雲：「以為右軍者，非。為隱居者，亦非。蓋晉、梁二世字形尚古，今諦玩皆唐人筆意，明之乎非二公也。……必唐中、晚之人無疑。」孫礦【書畫題跋·瘞鶴銘】雲：「此銘佳處，惟在字畫飛動。然筆勢太縱，隋以前恐無此法，應是李北海以後筆。顧況雖無據，然唐人善書者多，如王士則【成德軍】等碑筆法，與此略相似，大約唐人所書耳。」判斷力最差的是郝經，他看到【瘞鶴銘】與「張嘉貞【北嶽碑】……極形似」，而沒有能像安世鳳、孫礦那樣，判斷為唐人書。
三、疑王瓚。如趙明誠【金石錄·跋尾·冬日陪群公泛舟詩】雲：「在潤州【瘞鶴銘】傍，其字畫正同，蓋一人所書也。」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十四【書·答鞏仲至】雲：「焦山【瘞鶴銘】下有【冬日泛舟詩】一篇，句法既高，字型亦勝，與銘文意象，大略相似，必是一手。」黃伯思【東觀余論】卷上【記與劉無言論書】雲：「予又雲：焦山【鶴銘】，俗傳王逸少書，非也。……然此山有唐王瓚一詩刻，字畫全類此銘，不知即瓚書，抑瓚學銘中字而書此詩也。劉曰：嘗親至彼觀疑即瓚書也。」張邦基【墨莊漫錄】卷六雲：「余嘗以窮冬至山中，觀銘之側近，復有唐王瓚刻詩一篇，字畫差小於【鶴銘】，而筆勢八法，乃與【鶴銘】極相類，意其是瓚所書也。因模一本以歸，以示知書者，亦以為然。」今案：以上四家意見，還不能肯定【瘞鶴銘】是王瓚所書，因為：王瓚詩刻姓名標示為「謫丹陽功曹掾王瓚」，而【瘞鶴銘】署「上皇山樵人逸少書」。如皆出於王瓚手筆，為什麽一署官職姓名，而另一署別號，對姓名諱莫如深呢？又，據【舊唐書·地理誌三】【新唐書·地理誌五】，天寶元年曲阿縣改名丹陽縣。從王瓚官銜看出刻詩是天寶後之事，至於後到那一年，有待考證。董逌雲「詩在貞觀中已刻銘後」，大誤。黃伯思認為王瓚學【瘞鶴銘】，可取。
綜合以上，【瘞鶴銘】的產生，應在受李觀、韓愈瘞硯銘之影響而出現了皮日休瘞鶴撰銘之後，應在顏真卿新體書法風行之後，應在古文運動取得勝利之後。具體時間為唐乾符元年（或五代吳國大和六年）。撰者、書者、立石者是幾個普通的修道之人，沒有留下真實姓名。
蔡絳【西清詩話】雲：「丹陽焦山斷崖有【瘞鶴銘】，……自晉迄唐，論書者未嘗及之。」董逌【廣川書跋】卷六【書瘞鶴銘後】雲：「余嘗怪唐人尚書學，而此名字特奇偉，宜世賞愛，而卒不見傳於人。自張懷瓘、張愛賓、徐浩論書，備有古今字法，亦不見錄。」又【書黃學士瘞鶴銘後】雲：「或疑梁以書傳逮六百年，不應如新刻於石。」他們的懷疑，也給我們以啟迪：焦山【瘞鶴銘】唐末才產生，所以東晉、蕭梁、隋、唐人未提到它。經過五代亂世，到北宋才大顯。北宋距唐末不遠，所以石刻如新。
原載【中國書畫】2008年第1期，來源：【中國歷史評論】編輯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