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於刀筆】：漢代刀筆吏如何影響中國藝術發展的走向？

2024-03-15文化

漢代的掾史，是行政機構中屬吏的統稱，大都充當秘書、助手與參謀的角色，以公文撰寫謄抄、輔助長吏行政、溝通官民聯系等為職守。 他們隨身攜帶筆和刀，以筆寫字，以刀削改，因此也被稱為「刀筆吏」。 作為漢代官吏和知識分子中規模最大的群體，兩漢掾史的藝術創作，代表著漢代藝術的普遍狀態和水平，恰是中古時期藝術發展最重要也最易被忽略的主體。

冠上插筆，腰間佩刀——漢代刀筆吏形象

2024年1月，江蘇師範大學周珩幫副教授的【起於刀筆：漢代掾史藝術創作】出版，清華大學言恭達教授在序言中說道：「書刀和毛筆是簡牘時代知識分子的工具，也是知識生產、人文創造的象征。在此意義上， ‘起於刀筆’意味著對早期藝術創作文化原境、人文意義的揭示，也暗含對歷史上有名或無名藝術家的尊重，更是立足中國古代藝術史的視野，對諸門類藝術並生關系的表達，對兩漢掾史四百多年間無聲、持續而厚重的精神勞動及其歷史貢獻的肯定。」

以下為序言全文。

得益於考古新發現，中國藝術史，尤其是早期藝術史的很多篇章，正在變得豐厚。近幾十年來，有關這些新發現的文化型別、作品斷代、形式風格、材料技術、藝術群體等的研究，已經取得不少成果，然而，要將它轉化為一部完整的、可以與魏晉六朝緊密銜接的「中國早期藝術史」，依然任重道遠。這不僅是因為新的材料與問題持續湧現，出土材料、傳世文獻與已有成果間的往復求證仍需深入，而且因為，現有藝術史學科體系，還面臨兩個挑戰：其一，已經嚴重西化的學術思維和學科話語，不斷加劇對材料、問題和現象的學科肢解，即便以「跨學科」加持，其實質，仍然是現代學科的分化路徑，既不能融通以達歷史真相，也難逃西方中心主義視角的作祟。其二，禮樂制度是中國早期藝術發生發展的內核，也是中國古代藝術的底色，與之相關的王官百工、創作行為、造物觀念、藝術思想等，往往溢位自「美的藝術」發展而來的學科概念與範疇，當我們面對巨量「無名氏」的實用性「作品」，以型別、分期、分區來敘述時，往往會遺失其內核，淡化作品背後「人」的行為模式及其異同，導致作品意義闡釋趨於表層化或扁平化。

上述兩大挑戰，都指向中國藝術史體系的歷史溯源與現代建構問題。其關鍵，是基於禮樂文化原境，整體而動態地考察中國早期藝術的各類現象，尋繹其源流與內理，進而觀照魏晉及其後的藝術發展，從物件及其文化原境出發，實作理論的建構，而不是從既有理論出發的按圖索驥。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古人治學用力較多的文獻校理、職官考述、史地考辨、編年、目錄等，既是治學者必資參用的方法，也是早期藝術史研究得以暢行的一個個橋基。

與魏晉及以後相比，先秦、兩漢的文學藝術具有濃厚的王官制度色彩。傅斯年先生就曾說，中國文學發端於官，佐助政治的官文，一度為名篇之大端，以至魏晉六朝仍有綿延，而官文的作者，正是與王官密切的「史掾」（包括先秦史臣，秦漢、魏晉的掾史）。史掾、清客、退隱、江湖客，是中國古代文人的四類職業或角色，四者各具特征，又彼此出入或交錯，構成「四角形的關系」：史掾和隱士皆為士階層，區別在於官宦之進出；清客和江湖客多屬方士，區別在於有無府主（傅斯年【中國古代文學史講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第45—51頁）。毋庸置疑，這個判斷同樣適用於中國早期藝術，不僅甲骨、金文、音樂、簡牘、碑刻、璽印等大宗材料出自四類文人，而且，各類器物、建築等，往往也由其主成或監理。所不同的是，先秦和秦漢時期的藝術家，除了四類文人，還有官屬的百工及民間的工匠，百工為各級史臣統領，民間工匠又和方士一樣可進出官府。這樣，我們可以把傅先生所說「四角」關系，引申為彼此交錯的「六角」關系，而先秦史臣和秦漢掾史，無疑是早期文學藝術最重要的一個創作群體。

目前，先秦史臣、秦代掾史的史料有限，且斷續不一，而兩漢掾史不僅史傳有載，見於出土簡牘、石刻、璽印的也日益豐富，各型別間又可互補。故將兩漢掾史作為研究物件，聚焦其藝術創作問題，就是一個合理的選擇，特別是，它能從三個方面推進中國藝術史的研究：首先，這一視角基於早期藝術的王官制度底色，透過勾勒早期文人群體（或知識階層）的藝術創作，可追溯藝術制度、觀念、形式、功能等，如何被禮樂文化形塑、層積與更新，找到先秦、秦漢、魏晉藝術傳統相沿而成的內核；其次，在文學藝術諸門類互動並生的語境中，盡可能貫通傳世文獻和出土材料，將已經打散或肢解的各門類藝術作品，與其共有的「作者」聯系起來，整體地闡述一個群體的創作素養、創作風貌及觀念取向，還原「藝術創作」的原初意義；再次，以相互交錯的「六角」關系為視野，考察掾史與中樞公卿、地方長吏、各級官工、隱逸方士、民間工匠等的社會文化關系，依據不同的創作情境，闡述其協作模式與特征，更為清晰地勾勒漢代藝術創作的層次與維度。

這樣，兩漢掾史的藝術創作，便在漢代王官與師儒、個體與群體、時代與地域等多視域下展開，這一特殊群體藝術生產的日常化、制度性和穩定性，以及內在於漢代審美意識變遷的個性自在與遊藝風氣，也便得到彰顯。借此，我們才能理解漢代掾史實務工作背後存真求美的努力，如何托舉起漢代藝術的豐碑大碣，如何在傳承先秦禮樂文化的同時，流化為魏晉時期「返樸歸真」「澄懷觀道」的審美理念和生活理想。

入讀東南大學以前，珩幫博士便已沈浸漢晉簡牘、敦煌西域文書有年，對漢唐之間官吏戍卒、知識階層、僧侶群體的相關藝術現象有所關註，在河西走廊、天山西陲的生活和工作經歷，又加深了他的歷史體驗，促動思考視野的拓展，因此，可以敏銳地抓住上述問題，並將其呈現在博士學位論文中。他格外註意簡牘、碑刻材料的考古復原與斷代研究，用一年多的時間整理漢史、漢簡、漢刻中的掾史案例，力圖避免空泛臆說。他將漢代掾史藝術創作的情境與模式，區分為日用、主事、雅作三大類，使現象和問題的闡述落到實處，避免了隨意或無效比較，同時又能辯證分析，前後觀瞻，將其視為中國古代知識階層藝術創作的三個基本模式，不僅凸顯了漢代掾史藝術創作的歷史承啟意義，也為我們理解中國古代文人藝術創作的源流提供了新思路。

古代史籍多以「刀筆吏」蔑稱掾史，近現代研究者又多持精英意識，致使這一重要群體被長期忽視。 因此，研究漢代掾史的藝術創作，也是對早期藝術史模糊地帶的一次勘察，是從「邊緣」凝視「中心」、從「底層」求證「精英」的一個努力。 珩幫博士的研究表明，漢代藝術的發展，乃至其後藝術傳統的形塑，都與這個被忽視的大多數人有關。 書刀和毛筆是簡牘時代知識分子的工具，也是知識生產、人文創造的象征。在此意義上，「起於刀筆」意味著對早期藝術創作文化原境、人文意義的揭示，也暗含對歷史上有名或無名藝術家的尊重，更是立足中國古代藝術史的視野，對諸門類藝術並生關系的表達，對兩漢掾史四百多年間無聲、持續而厚重的精神勞動及其歷史貢獻的肯定。

承前啟後的兩漢藝術波瀾壯闊。它的歷史場景中，既有留名巨匠，也有無名掾史，還有失載頗多的工匠；既有文學、繪畫、書法、印章、雕塑和器物，還有形式多樣的樂舞和建築；既有中國藝術內在精神的包容開創，還有人倫日用的多彩篇章，以及區域、主體、門類間的互動關聯。如今，我們只能憑借部份遺存遙思追懷，實作民族藝術精神的古今交接。當然，這也正是藝術史研究的意義所在。隨著新出材料和後續研究的推進，模糊地帶亦將逐步清晰，為中國藝術史的書寫築牢橋基。珩幫博士感念在茲，勤於厚積，耕耘篤實，我堅信，他能在相關領域或論題上取得更豐厚的成果。

是為序。

壬寅立秋於抱雲堂

詳解漢代中下層官吏 如何進行藝術創作

如何影響中國藝術發展的行程

【起於刀筆：漢代掾史藝術創作】

周珩幫著

簡體橫排

32開精裝

978-7-101-16399-5

98.00元

內容簡介

本書以任職於兩漢中樞各部、王侯屬國、各州郡縣鄉，由長吏辟用的掾史屬佐為物件，借助簡牘、碑銘、詩賦、箴頌、畫像石、畫像磚、墓室壁畫及藝術論著等，研究這一主體職司文藝、依仁遊藝的各種藝術活動和現象，從藝術創作角度考察他們與公卿長吏、儒林學士的關系，探析其創作模式、情境和特征，從而確認兩漢掾史之於中國古代藝術主體分化、藝術創造力提升、門類藝術衍生、經典作品累積、藝術風格演繹、藝術觀念承啟、藝術流派形成等諸方面的影響或意義。

作者簡介

周珩幫，1979年生，甘肅高台人，東南大學藝術學博士，江蘇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文藝理論教研室主任。主要研究中國藝術史論，發表學術論文數十篇。

目錄

序（言恭達）

緒論

第一章漢代掾史藝術創作的制度源流

第一節漢代掾史的職官源流

第二節漢代職官制度中的掾史

第三節漢代掾史與藝術傳統的沿革

第二章文牘奏記與書法印章的日用

第一節文書的型別、生成與體式

第二節邊塞掾史文案勞頓的五種觀察